李春阳，又署春阳，字东君。文学博士，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汉语修辞、中国传统画论均有涉猎，兼及水墨山水创作。

　　一

　　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百年中，似乎一直在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之间震荡。政治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格局。左右两种势力对立激烈，常常使两派及外围的人，忽视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标，那就是共和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当初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国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终结后中国政治的新生。这一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保守抑或激进，皆达成共识，它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那么实现此一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国的创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国的初衷，鲁迅晚年重提章太炎1907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重申它是中华民国的来源，这是鲁迅临终之前极其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文艺树人，改造国民性，皆可视作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广义的政治运动。

　　一个右倾的“封建余孽”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加入“左联”反抗现政权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鲁迅易于了解。真正立异的鲁迅，不易了解。

　　立异的鲁迅，是新价值的创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于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均是崭新的理念。鲁迅在当代社会的位重名高与他所创立的新价值之被遮蔽排斥，事实上已然说明鲁迅遭受的误解和被利用的尴尬处境。一种新价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获得普遍认同，是困难的事。今天的社会比起百年前，无疑更为开放，跨文化交流亦愈加频繁，我们应比五四时代更容易接受外来的价值。

　　二

　　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社会各界曾经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却没有忠于民国的政治理想。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下依靠武力的革命党，民国于是蜕变为党国，接下来的“清党”，逼出一个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反对派。鲁迅对国民党的厌恶，即由于清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从1927年起，党国建立，民国即亡。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到了1936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连党国恐也难以保全了。八年抗战，带来历史的转机，左右两翼由实力悬殊而发展为实力相当，决战不可避免。

　　鲁迅晚年的左倾，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其世界观上的转变是内因，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的做法，事实上对鲁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鲁迅确是反对派的同路人，虽然两者目标未必一致。鲁迅渴望的是党国之前的民国理念。

　　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种崭新的价值，鲁迅终其一生所立之“异”，所树之“人”——一种成熟的个人观，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新价值能否在老社会中落地生根，是检验这个社会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标准。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义情怀非常可贵，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见贤思齐。他们把自己在异国他乡见到的任何美好的价值，皆视为自己的珍爱之物，凡邻人所具，我无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人，不仅包括本国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五四运动后的半个多世纪，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和旧时代彻底决裂，曾是年青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立场。话虽然说过了头，但与社会的巨变是合拍的。应当质疑的不是这一革新的路线，而是它没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他们说过的话。破旧立新因此变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于崭新价值的接受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在权势的压力之下往旧事物上面贴新标签。

　　今天的人们不经过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理性审视的判断，匆忙地颠倒过去的是与非，须知整合传统需要很高的鉴别力。鲁迅在80年前说过的话，以眼前的现实去对照，并没有过时：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所谓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智识分子，其中多少人在做粉饰自我的白蚁行为？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其中又有谁流露出反抗的绝望和对自由的珍惜？

　　三

　　“左联”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12位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鲁迅在讲话开头便说，“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选为“左联”的七名常委之一,当时他们推举鲁迅做委员长或者主席，被拒绝）。此后他多次捐款给“左联”，出钱又出力，在“左联五烈士”被害之后，撰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左联”的六年，恰是鲁迅生命中的余年，由于左联的存在，鲁迅结识了许多年少的作家和文艺活动家，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柔石、白莽、丁玲等，与这些人关系比较好；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徐懋庸等，与这些人关系相当糟糕。

　　关于加入左联的动机，鲁迅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得明白：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加入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以外，已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鲁迅于左翼的理解，也与通常意义的党领导下的左翼运动有较大的差别。鲁迅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就其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资产阶级文学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在今日中国，也没有资产阶级作家。”

　　鲁迅曾说自己因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后来不敢去见太炎先生。有趣的是，章太炎生前最后一次问起鲁迅，据载是1932年在北平为弟子讲学时一句“豫才现在如何？”大家回答：“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听后沉思了好一会才喃喃自语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章太炎这里用的“误会”二字，看起来他自己的心目中，鲁迅不是左派的了。鲁迅与高尔基之间，容易被人做文章，两人主要的相似，在于身后的地位，曾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列出影响过鲁迅的俄国作家名单，是鲁迅亲自将高尔基的名字去掉。鲁迅从高尔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位出身底层的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和成功，被世界文坛所接纳，但就文学本身而言，他的兴趣在果戈理而不是高尔基。

　　四

　　假如鲁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长期纠结未及言明的痛点。问题还可以换成，假如孔子活到了明朝，面对方孝孺被戮，这位至圣文宣王会怎样呢？朱棣会看他的面子而有所收敛吗？我们相信鲁迅是不会屈服的。鲁迅的骨头硬，狱卒的铁拳更硬，这两种硬，自然完全不同。

　　假如借用鲁迅的目光打量他去世以来中国80年的政治，我们会看到什么？这大概是鲁迅说过的最重要的话罢：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鲁迅是生命本位主义者，同时亦是个体本位主义者。他这里所说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每一个个体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需要宪法观念主张这些权利，需要成熟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些权利，也需要自我以韧性的努力，捍卫一个个人基本的权利。

　　鲁迅的生命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几乎必然导致他采取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这三项人类的基本需求，不会因文化的差别而有异，这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人权。鲁迅没有论述为什么他认为这三项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他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人性论的主张，早已深入鲁迅的心，成为他的基本信念。遗憾的是它还没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信念。

　　简单地说，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尽管多次体验挫折,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挫折而在他内心积蓄成的中国必须革命的信念。确实，青年时代的革命图景在辛亥革命的现实中崩坏之后，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新的革命的清晰图景。为了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新的图景，他太了解这个图景的脆弱和空虚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将这个目标置于心中，同时能实际推动眼前中国现实的具体的一步。而他的“转变”就是在这个“中间项”中展开的。

　　欠缺“中间项”的思想再怎么“高尚”“明快”，也会毫无成果，而且在现实中有时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这正是鲁迅教予我们的。

　　五

　　活着的鲁迅，固然有三军难夺之志，对于自己的身后之名，铮铮铁骨如鲁迅者亦无可奈何。后世于鲁迅的利用，是从他的葬礼开始的，如今快80年了，鲁迅的名字早已成为箭垛，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攻击，丛集着争议和分歧，焦点之一是鲁迅的左和右。

　　瞿秋白1933年4月所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看来鲁迅活着的时候，他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已经有如此明显的分歧了。

　　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鲁迅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倾向，比其同代人具有优势。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思想的渊源，作品的次第，包括身后的评论争议，材料丰赡，脉络清晰。

　　鲁迅早年的“《河南》五论”，主旨是个人主义无疑；而晚年的“北平五讲”，阶级斗争的思想显而易见，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后期的左，否定了他早年的右。相隔近三十年，时代环境变了，鲁迅的思想方法和应对之策亦不得不变。中国社会从30年代始向左倾斜，在一个右倾政府的统治下，这几乎是一个颠覆性的信号。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相差悬殊的左右两种势力似乎得到了暂时的和解，八年抗战结束，此两种势力重新公开对立的时候，已近乎势均力敌。接下来三年左右的决战，历史垂青左派。

　　王阳明是孟左重镇，但在王学当中，却可以发展出自然人性论，它有这样的空间，泰州学派被称作王学左派，是这样的代表。清代戴震的义理之学，提供了中国本土的自然人性论极为珍贵的理论形态。章太炎是现代学术史上弘扬戴震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胡适紧随其后，鲁迅虽然没有言及戴震，但他从章太炎那里继承的许多想法，确是源于戴震。鲁迅的左派形象大抵是被后世塑造出来的，“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提法本身，就等于是说“右，还是左？”胡适本人在50年代将鲁迅视作“我们的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至今还难以为人所知。

　　中国历史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关键时刻，请鲁迅来帮助我们平衡左右，分辨方向。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让我们试图从帮助鲁迅澄清他自身的左右开始。认真阅读鲁迅之书的人，不会仅仅根据他被后人贴上的标签，而将他简单归类。

　　本人始终相信，鲁迅只活在他自己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