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中国作协第五届主席团委员，七届名誉委员，专业作家。著有《冬天里的春天》《月食》《危楼纪事》《花园街五号》等作品。

　　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说：“烟花三月下扬州。”看来，苏州、杭州和扬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永远是人文荟萃，商贾云集，仕女风流，诗情洋溢的城市。曹雪芹曾在《红楼梦》里，很明确地标明林黛玉为“扬州小姐”，妙玉为“苏州姑娘”。其他“大观园”里的女孩子，都笼统地归为“金陵人氏”。这两位名字中带有“玉”字的少女，是作者心目中至美至纯的女性，所以，他再借用籍贯背景，将人物的情致烘托得更鲜明，人物的风采，也就更凸现了。

　　如果，那位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不是扬州小姐，那位不僧不道的妙玉，不是苏州姑娘，而都是北方女孩子的话，说不好在感觉的细微处，恐怕要有一点不对味了。我这样说，绝无对不同地域存有褒贬之念，更无“北方小姐”较之“南方女士”逊色的意思。其实，《三国演义》里的貂蝉，《西厢记》的莺莺，都是黄河以北的人氏。据传说，貂蝉的故乡在陕北米脂，而莺莺大概出生在山西，至今，当地还有一些附会的遗迹存在。不过，读者有一种奇怪的“阅读栅极”现象，只留下感兴趣的部分，而略去、或不想、或根本不在乎那些无所谓的部分。貂蝉是哪里人，莺莺是哪里人，读者不在意的，也不去追究。但扬州的林黛玉，苏州的妙玉，却认为是再好不过的，地域为人物生色的事情。

　　同样，“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若是相反，如果《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不是山东郓城人氏，而是家住杭州西子湖畔，在秀山丽水中长大，首先，那“黑宋江”的黑，就没来头了。而那个打虎的行者武松，如果不是山东清河人氏，是生于吴侬细语、江南水乡的话，想像他竟是喜欢吃鱼虾蟹贝，吃菱角莲藕，并小酌黄酒的好汉，也会产生一种不对头的感觉。人物和地域似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三国演义》一书，是根据史实再创作的一部小说，刘备、张飞都是河北涿郡人，关羽祖籍河东解良，曹操生于沛国谯郡，孙权祖居吴国富春，那是无法改变的了。但属于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如这部书里最出色的女性貂蝉，就没有明确标出是哪里的人。我想，也许作者觉得把这位美人定位于哪一个具体的郡县，都会产生某种美学思维的局限性。假如明指米脂，大概有背北人豪壮粗犷，南人文雅婉秀这种普遍观念，于是，干脆就采取没有籍贯的籍贯，给读者一个更加广阔的想像余地。

　　到了鲁迅先生，他对于作品中的人物籍贯，主张“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所以，他写到阿Q的籍贯时，只是说了“未庄人氏”，而未庄在什么省、什么市、什么区、什么乡，小说中只字未提，是读者根据其中乡土风情的描写，大概以为是鲁迅先生的家乡浙江绍兴吧。当然，这种不“专用一个人为骨干”，“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典型人物的描写方法。但他又说：“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这里面我们也能忖度出先生免得无谓麻烦的隐衷在内。《阿Q正传》在孙伏园先生办的《京报副刊》上连载时，就有不少人站出来认为是骂自己。这种自作多情，很被鲁迅先生嘲笑过的。

　　现当代作家，与古典作家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尽可能模糊作品中人物的籍贯，甚至尽可能淡化人物的职业、职务、职称的特点。免得你写了某个不怎么样的人物，引起同籍人的不满，说你别有用心；也免得你写了某一级干部为反面人物，以致所有同级干部都认为你在含沙射影地骂他。于是，曹雪芹用过的这种表现人物特征的手法，便不为近代作家所采纳，真是很遗憾的事情了。

　　我常想，随着文化水准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视野的日益开阔，信息的迅捷广泛，人们在看问题，做事情，作判断时，态度应该会从容些，心胸应该会豁达些，幽默感应该会增多些，又不是指着鼻子，点名道姓，何必那么急于对号入座呢？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古人的雅量，《金瓶梅》里那位臭名昭著的“淫棍”西门庆，标明是山东东平府的人氏，从来没听说明清两代那里有人发出微词，找兰陵笑笑生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