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诸葛亮只能躬耕南阳
——兼谈史论歌舞剧《诸葛亮》的创作
杜建辉
一、史论歌舞剧《诸葛亮》创作的初衰
1958年11月11日，也就是中共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的翌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了有四位地委书记和七位县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其中就有时任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同志，据参会人员记述，主席进门就拿起参会人员名单，问，南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魏书记站起回答“到”，接着主席便问道：南阳古称宛城，自古多出名人，据说诸葛亮曾躬耕于此，你说说看，诸葛亮为什么要躬耕于此？（大概这时候魏书记既紧张又无语）；主席又问：东汉初年，二十八宿走南阳，谁排第一？（魏书记此时还是顿口无言）主席接问道：那你说说现在社员每个月能吃几两香油？结果魏书记还是无言以对。主席最后说，会后你先别走，咱们再聊聊。这就是传闻广泛的“一问三不知，只知年龄三十九”的由来。据事后魏书记记述，主席留下他主要嘱咐说，为官一任要了解地方历史、名人、习俗民风，再一点就是关心群众生活。
这里说一下1958年郑州会议，可以说是研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会议。当时，中国不仅要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还要扛住东方集团要求干预中国主权，强行规划中国发展的巨大压力，要求中国接受只搞农业和轻工业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工，如何发展？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会议11月2日召开，4日研究农业生产，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1954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重新搞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毛主席同意并指定吴芝圃负责，陈伯达当秘书，八个省的主要领导参加，集中讨论三天，搞了一个《四十条》，还拟定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废除商品，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帀”等方面的主张；毛主席看后认为《纲要》违反了客观规律，题目太大，太吓人。11月9日，毛主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会上大段大段地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会议结束后，又布置了作业，要大家认真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干部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信，郑重其事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各级干部“每本用心读三遍”，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进行思考，以便“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0日上午，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第五次讲话，共同审议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告诫与会同志：“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因为不善于联系实际，造成了书本与实际脱节。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非常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旦接触到了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就茫然四顾，手足无措了，所以，读书的时候要勤于思考，勤于和身边的同志展开争论，思考得越深，问题就会越透彻，争论得越激烈，问题就会越突出，思考和争论的结果，都是有益的。”
11月10日下午，郑州会议开最后一次大会，毛主席作了第六次讲话。
郑州会议的议题与主席问魏兆铭的问题显然有着一定的联系，毕竟问话中涉及的两位历史人物均以历史名相著称，都提出过留名千古的发展战略，可见主席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不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还广泛借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所以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认真回答主席提出的问题，仍然我们今天需要努力完成的作业，当然，历史上评论诸葛亮的名人大家数不胜数，评论如此名高天下大人物也非我所能，我只是回答主席的提问——诸葛亮为什么躬耕南阳？这也是我写《诸葛亮》最早的初心。
二、回答主席提问的三个层次：一、钩稽史实，实事求是；二、去伪存真，实事求所以是；三、“名实之辨”优于襄南之争。
首先，实事求是，我们可以从诸葛亮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朝代之一，人口6000余万，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罗马帝国人口相当，世界其余国家人口总合也不过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东并朝鲜，西逾葱岭，南括越南，北达蒙古；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大行于世，传注训诂探求经典开创了“汉学”学，逐渐成为了东亚文化的主流，并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文人”虽在先秦就有，但到了汉朝形成“士”的阶层，有了作者、诗人、文人的细分和自觉意识，创作了大量史学文学及歌辞赋等著作，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等等，改变了两汉士人阶层的志向精神；士人往往以儒家纲常伦理为安身立命的标准，重名节贵人品，实现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目标，以事功文章为已任，入世成志，出世成文，一时蔚然成风；诸葛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逐渐养成，不巧的是赶上东汉乱世末年，朝廷内部外戚宦官交替掌权，争斗乱政；朝廷以外地方豪强日益坐大，形成割据，失地农民要么成为豪强部曲，要么铤而走险，揭杆而起，黄巾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各路诸候自利割剧，进一步呈现豪强化，引起天下大乱，兵祸连年。曹操曾有诗描述当时的情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当然，他主要是粉饰自己，也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四分五裂，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
记载诸葛亮最早的正史是晋朝史官陈寿，陈寿记：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父早逝——怎么死的陈寿没说——父亡后，诸葛亮兄弟被叔叔诸葛玄收养，认作从父，公元195年，诸葛玄被袁术署任豫章太守，玄便携亮及弟一同赴任，谁知恰在同时，曹操以朝廷名义派朱皓代玄，有史料记载还打斗一场，诸葛玄及亮和弟弟赶出南昌，走头无路的诸葛玄便投奔了旧交荆州牧刘表，当时刘表把治所迁到了襄阳，只是没多长时间，诸葛玄就去世了。
陈寿记：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这是陈寿最早三顾茅庐的记载，但他并没有说明白茅庐是在襄阳还是在南阳。那么陈寿又是依据什么呢？
大家知道，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卒于公开234年10月8日；而陈寿生于233年巴西郡的安汉（今南充），也就是说诸葛亮去世时陈寿只有一岁。陈寿是蜀汉国人，《晋书陈寿传》载：陈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其实，陈寿曾在蜀汉国出任卫将军主薄、观阁令史、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多种职务，蜀汉亡后，曾“沉滞者累年”，三国归晋后虽再次出任晋朝著作郎等官职，但屡受非议，多次被贬，可以说陈寿写诸葛亮就是在寻找一种寄托，记史怀旧成了他生命的落脚点，正是陈寿的蜀汉情节，让他尽力“存录其言，耻善有遗”，成为一个有眼光的史学家，晋人的非议越多，就越有可能在记史论人中冒险叙写自己的情怀，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陈寿虽然把诸葛亮的文章言论保存了下来，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确有不少自己假设、猜想的溢美之处。
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史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蜀汉的官方文档资料；二是诸葛亮病卒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鿄、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也就是说陈寿诚恐诚慌，一再声称“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叩首录写的《诸葛亮传》不少环节是道听途说演义的内容，如木牛流马等等。从史料真实性价值角度看，陈寿《诸葛亮传》应当分为二个层次，即诸葛亮及蜀国的原始文档著作和陈寿作为史官自己的评说，两者的可信度不在一个层面，其内涵也完全不一样，如“三顾草庐”，诸葛亮《前出师表》中讲，“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其中“当世之事”包括东汉衰亡的原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人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覆也。”并且“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包括为什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包括如何提高治国理政“复兴之效”等等，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统一的理念，按照常理断然不会提出“天下三分”战略思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顾”：“顧（顾）”的意符是“页”，表示是与头颅有关的动作，本意是回过头去看，還視也。从頁雇聲。东汉时用“顾”字就是“高看一眼”的意思，由此可以推断诸葛亮的本意是说刘备很重视他对“当世之事”的看法，三次面谈，“遂许先帝以驱驰”，既表示诸葛亮谋事深远，刘备用人之慎，又表示了俩人的契合见识，这应当是最符合常理，最符合历史真相实事求是要求的叙述，是诸葛亮本人郑重的的记述；而陈寿叙述的则是“由是先主遂旨亮，凡三往，乃见。”意思是“三往”才见了一次，显然二者表达出来的意思已经相差2/3，误读之深可见一斑。
至于百年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汉魏春秋》等野史类的资料已经跨越了一个朝代，勉强算是奉旨应和之作，可信性更少；到后人苏东坡等评价诸葛亮，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就更没有多少真实价值了。
三顾草庐后诸葛亮随扶刘备作了那些事，想必大家比我知道的多，见于史册的记载有这么几件：一是作“草庐对”，提出先取荆州，再取益州，三分天下，“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理政；”待天下有变，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成霸业光汉室的发展战略；二是刘备败军之际游说孙吳，促成为了联吳抗曹鼎足之势，使蜀汉有了喘息发展之机；三是进言诛杀刘备义子刘封；四是与群臣一起拥立刘备为汉中王；五是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后，诸葛亮与许靖等人上奏刘备登临皇位，公元221年改年号章武，诸葛亮受命为丞相；章武三年，刘备去世，临终托付诸葛亮安国辅君于危急存亡之秋；六是汉中设府率军北伐，不忘“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初衷。
终其一生诸葛亮最得人心之处，都是与刘备多次商议总结“时事之事”的经验教训，诚如陈寿所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占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可见，诸葛亮治国理政的才能或许不亚于管仲萧何，但军事打仗确非其所长，再加上手下没有城父韩信这样的名将，终致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只所以被称为“布衣圣人”，享有崇高的声誉，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对道和大一统，对公平正义，对民富安居的追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廉洁奉公，鞠躬尽瘁，一门忠烈（蜀汉亡国之时，儿孙同日战死）等等。
其次，“实事求所以是”，诸葛亮《前出师表》讲的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生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前出师表》是当前史学界公认的出自诸葛亮本人之手的文章，表又是章奏，是他上奏皇上昭告天下的文章，认真解读就不能陷入现代人的词义理解，更不能把诸葛亮看作一般大臣官宦写的文章，应当考虑汉末特殊的语境和诸葛亮作为“父相”特殊的身份。“布衣”，汉朝只有两种服装材料，麻布和丝绸，棉花是元朝才传到华夏的，汉朝没有棉衣。布衣也不是特指一般老百姓，如同穿丝绸的不代表达官贵人一样，汉朝丝绸优先用于出征将士穿，诸葛亮游说孙权共同抗曹用了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布衣”对诸葛亮来讲不仅代表他的身份，更多的是表明他的志向，西汉刘邦、东汉刘秀都自称“布衣”，曹操诸葛亮也自称“布衣”，“布衣”都是有了地位，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地位后才能谦称自已是“布衣”，实际要表达的是“布衣之心”，诸葛亮称“臣本布衣”表达的是对大汉圣贤的向往和重攀大汉盛世志向，是对汉朝文明的认同，这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看的清清楚楚；至于曹操为什么自称“布衣”，其真实想法很难说清楚。
“躬耕”出自《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古代“躬耕”是皇上三公九卿诸候体验、学习、实践长见识的形式，有一是资格才能称“躬耕”，一般老百姓只能用“锄地”之类的词；同时“躬耕”还包含着调查研究树立表率的内容，总之，有资格称“布衣”的人才可以讲“躬耕”。这里特别要注意，用“躬耕”这个词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躬耕”必须在“帝籍”进行，离开“帝籍”就失去了“躬耕”的意义，失去了表明立场和表率作用，也就是说诸葛亮只能“躬耕南阳”才符合典故用词要求，符合典制和成例要求，毕竟《出师表》本身是篇很严谨上奏文章。
“躬耕南阳”对诸葛亮而言有着特殊的含义，南阳是东汉帝乡，是“帝藉”的地域政治的概念，从诸葛亮角度看在不在南阳是个政治态度政治立场问题，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再结合下面两句“苟全生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既便生命里有着无数乱世的苟且和悲凉，仍旧不愿去其他诸候那里谋个稻粮之职，足见他把站队选边视作最可贵的品质。
那么谁是诸侯呢？举目望去，无论曹操袁绍，还是刘表孙权都可视为诸侯，诸侯有两层涵义，表面尊皇守礼，称臣维国，实行的则是逾制割剧，独霸一方；从守礼尊制方面看，只有驻军新野的刘备尚未看出篡夺汉室意思，或者说南阳刘备是最接近诸葛亮心目中传承汉朝正统的人物。什么是正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也就是说你得天下居天下合天下治天下都要守义尊道，梁启超讲过，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正统”是上天赐予的权杖，用这个正统的标准衡量，刘备是诸葛亮心意中唯一的符合正统标准人选，所以诸葛亮只能“躬耕南阳”，既便是刘备没有“三顾草庐”，诸葛亮也会到南阳投奔刘备，这是诸葛亮《前出师表》表达的信念和初心。
自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术以后，汉朝培养了一代代儒家经学士人，评价历史人物及价值就离不开评价人的“三观”，现在我们说“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当然三国时期不一定有这样清淅的表述，但有类似的逻辑。诸葛亮出身官宦世家，受儒学教育自然是少不了的，这是构建他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的环境和经历，人的现实生活条件对个人的心理导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诸葛亮父亲早逝，尝遍人间冷暖，及长跟随从父滇沛流离，可以说他选择人生道路基本出发点就是同情弱者，诸葛亮一家被赶出豫章后，四处投亲靠友，寄人篱下，吃了不少苦，从父也因此撒手人世，这段经历决定了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立场，尤其是曹魏集团，他的职业理想就是选择一个能够对抗曹魏集团的势力，这一点在他游说孙吴联合抗曹时说的明明白白。孙权问：刘豫州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正色道：田横，不过齐国一壮士，尚且坚守节操不投降受辱，何况刘豫州乃大汉皇室之后裔，英才盖世，群士仰慕，犹如众水归海。既便功业不能成功，也是天意所定，岂可再做曹操下属？！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他对曹魏集团的绝决态度。
再一点，人和动物一样，对周围生存环境十分敏感，人比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人在感知周围环境时，有一种超前意识，可以从周围人和事的变化中看到发展变化的趋势并做出选择，这就是现在Al领域常说的世界模型。实际上这个概念最早源自于佛教，后来引入医学领域，现在又用于人工智能。诸葛亮自幼有丧父之惧，即长又有痛失从父之苦，虽有投靠刘表之说，但也是为生活所迫，又恰逢刘表打出兴学以振时局的口号，在襄阳求学或许也是史实，但自确认刘表先逾越法度，郊祀天地；后又派人投名曹操，献地求降，诛杀南阳名士等行为后，不光诸葛亮，包括荆州的其他士人精英震动影响都很大；《三国志.刘表传》称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另据《三国志.刘备传》记载：曹操打败袁绍后，曹军南向追击刘备，刘备投靠刘表，被派往新野驻军，“荆州豪杰人士归附先主者日益增多”，诸葛亮大概率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价值观和志向决定的，价值观说到底就是选择，他不可能选择“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能是在刘备驻军附近搭建个草庐，等着刘备“三顾”。
最后，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一个人的见识水平决定了他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对时局的判断力和前瞻性，不可能在一个隐居、狭隘、支离破碎的环境里凭空想象出来，尽管人的情商有所不同，但人的认知能力还要有一定的基础。诸葛亮在“草庐对”中讲“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这应当是他在荆州时的观察判断；接着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段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显然是诸葛亮到南阳后看到、听到大量流民逃往益州成立“东州军”调查研究的结论。据史料记载，从曹军第一次攻占南阳开始，作为帝乡的百姓便大量逃亡益州，恰好刘璋为了镇慑益州当地豪强势力，需要成立靠得住的亲兵，于是就征召南阳一带逃难农户子弟建立新军，称“东州军”，按每户出一丁组建，共征召了13万人的部队，由此可见南阳一带逃亡农户的规模，诸葛亮如果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提不出天下三分的战略。
第三个层次，名实之辨优于襄南之争。名实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先秦百家争鸣，到了汉朝，士人将名实之辨的概念应用于自我修养，借以养成自我警戒和谦虚的品格，时时提醒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求名责实，对人对已都要有正确的认识。
毛主席在座谈会上提到东汉云台二十八宿第一人邓禹，且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其用意十分明显，两人都是“深虑远图”的战略家，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各自主公的军师，都有“复兴汉室”之志，邓禹是“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诸葛亮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俩人都是自择主公，邓禹杖策北渡，追刘秀于邺；诸葛亮则是“躬耕南阳”，等待三顾，“遂许先帝以驱驰”；俩人也都分别提出过发展战略，邓禹提出的战略是“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转变思维方式，从割据一方到俯瞰天下；诸葛亮提出的发展战略是“天下三分”，先割据一方，再“兴复汉室”等等，然而实施的结果完全不同，邓禹在刘秀平定天下后封候，对应天上二十八宿列位下凡名将之首，评为“文雅光国，有决胜之奇”；诸葛亮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当然，二者所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不同无法硬相比较，这里也无法展开议论，但名实之辨及发展战略研究确比争论襄阳南阳要有意义和价值，毕竟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在求名，而在求实，不是观其表相，而是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演义，而是找出实情，由此“何论襄阳南阳”才有终结的可能。
当然，我虽是学史出身，但才疏学浅，回答主席提出的问题还要靠大家共同努力，从学术上终结南阳襄阳之争，这个争论本身没有多少价值，这个道理古人都知道，只是二元对立狭隘认知表现，我也只是引玉抛砖，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使诸葛亮更有热度和现代性。
其次讲讲为什么要用歌舞剧的形式探讨历史问题？
历史写作，或者说历史传播主要基于两个要素：一是写作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要有他本身的价值，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启示引领的作用；二是通过重温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增加对现实的关照，也就是说有利于我们思考理解眼前的变局和应对之策。
毛主席提问南阳的两个历史人物，邓禹也好、诸葛亮也好，都是大变局中的战略家，他们的思想、战略眼光、选择未来的智慧等等还有许多探讨的空间，能引起我们历史高度的思考。毫无疑问，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他们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便是“小姑娘”，我们也有责任拂去尘埃，看清“她们”的真面目，看清“她们”身后的嫁装，如此才能判断历史人物和事物的作用和贡献，才能汲取历史的智慧和教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作品不仅要传真，更重传神，也就是说要能传承他们的思想理念和精神。那么，用什么形式最有利于传神呢？毫无疑问就是艺术，我说的是哲学概念的艺术，就是创造思想和美，通过音乐之声、舞蹈之姿，以及屏幕再现的论据观点等等去探讨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理念，创造新的思想观点，体现他的思想美、心灵美、和那个时代人的品质美，不是穿上历史的服装，摸仿他的动作，苦思冥想演义他们的故事和情节，这些不能说没有艺术的内涵，而是说不容易引起思考，当然我没有资格评价任何作品意思，我是说作为一个艺术产品，至少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内容和高度，思想性本身就是作品价值所在，好的作品不光要真实，最好还要能引起人们思考，重复历史上演义故事，就无法找到历史学的新观点新思想；二是审美要求，不是让人看到舞台上演员唱的好、跳的好，而是让观众体验到历史人物的智慧和追求大一统的信念。
最后、介绍一下该剧的结构特色和艺术形式。
该剧结构包括序幕、尾幕和中间六幕：
序幕，屏显叙述从东汉末年，主少国疑，朝廷昏暗，外戚宦官相互倾轧，地方门阀巧取豪夺，群雄割据，征战连年，民生凋敝，天下大乱，千里废墟，百万伏骨，十室九空，百姓苦不堪言讲起，着重介绍东汉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让一个伟大的朝代失去了发展进步的动力走进衰亡的深渊；
第一幕：主要介绍诸葛亮的家世和个人身世，从诸葛亮远祖诸葛丰官居司隶校尉，因上书弹劾皇帝外戚贪腐不法，被贬为庶民；诸葛亮少小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五人靠从父诸葛玄挈携度日，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军阀袁术署任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同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复署任命朱皓为豫章太守，并从楊州借带兵马，将刚刚到任的诸葛玄一家强行驱离，流落荆州；翌年，叔父诸葛玄忧愤交加病卒于途，诸葛亮兄弟再次陷入孤苦零丁无依无靠的境地，“走——跟着百姓走总会找到办法！”诸葛亮兄弟只得加入绵延不断的逃难队伍，边学艺边求学，来到刘备新野驻军附近，搭建起路边草庐，与十余万难民一起，指望着受到刘备军的保护；
第二幕：介绍士族豪门武装曹魏军事集团异军突起，收编黄巾、滥杀屠城，以及诛杀孔融，凸显虎吞天下之势。史书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军击陶谦，屠徐州，“过拨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不余，泗水为之不流。”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军破张邈，“夷邈三族”，屠雍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军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接着进攻下邳，遂“决泗，沂水以灌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军与袁绍军战于官渡，曹军以少胜多大败袁军，坑杀袁军“降卒八万”；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军攻袁尚，“决漳水灌城，城中死伤都过半”，打败表尚后，“城中崩沮”；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军征乌丸，“虏众大崩，斩踏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屠柳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肆舟师”，集结重兵，准备南征江汉，一时江汉各州郡百姓大恐；
第三幕：介绍刘备及刘备在新野实行的政策，刘备字玄德，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传至刘备父辈已是布衣。刘备自幼丧父，与母靠织席贩履为业，少年时刘备曾拜卢植为师，而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等活动，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多个诸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军败后，刘备转依刘表；翌年在博望打败曹军夏候惇部，从此长期屯兵新野。刘备在新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养之策，所有落户流民之前所欠赋税一概免除；新开陇亩一季免赋全年减半；生育男丁免除全家兵役；所征兵丁六成以上仍旧在各家各户从事生产；同时重颁《求贤令》，诚邀各路豪杰贤良共同匡扶汉家江山，解民倒悬；
第四幕：天运无爻，介绍荆州及荆州牧刘表情况和局势，讲述诸葛亮不可能隐居襄阳的原因；
第五幕：反者道动，介绍诸葛亮遍访高僧道长，了解社情民意，为辅弼刘备做准备；
第六幕：介绍诸葛亮在与刘备共同探讨东汉衰亡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基础，根据当前局挚思考并提出“天下三分”分战略的场景；
尾幕：公元208年7月，曹操率大军南征江汉。8月，荆州牧刘表病故，9月，曹操军至，刘琮遣使奉送降表，迎曹军入荆州；刘备汉军及众多随军逃亡百姓被曹军包围于当阳长坂，人马辎重大多被曹军俘获，刘备、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仅率数十骑兵将逃过一劫；同年12月，诸葛亮谋划促成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刘备率军乘机攻占荆州，接着又出兵谋取益州，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曹魏先是平定了关中，将西北、东北四郡并入冀州，巩固了西北东北的汉室疆域；孙吴实施“海洋战略”，开通了远达罗马帝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派兵进驻“夷州”台湾；蜀汉在平定南蛮基础上，重新打通了“蜀身毒道”，设立了生产蜀锦加业区，出口蜀锦从云贵到缅甸、印度，最终远达“大秦”罗马，为蜀汉北伐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资源；公元219年7月，曹军袭取荆州，蜀汉失去了两面夹击北伐中原的条件；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10月，魏王曹丕代汉自立，称文帝，推行《九品官人法》，加快了士族豪门与政权结合的步伐，逐渐形成豪强门阀制度；公元228——234年，诸葛亮为统一中原进行了五次北伐，最后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公元263年8月，魏军攻蜀，袭江油，战绵竹，诸葛亮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同日战死，蜀国后主刘禅开城降魏；公元265年，司马炎采用曹魏代汉同样的方法，废魏元帝自立，建国号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5月，西晋吞并孙吳；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东汉桓帝时全国人口：1607万户、5600万人；西晋统一后人口：245.9万户、1616万人。总数下降了近72%。西晋在门阀制度基础上大封宗室为王，允许宗亲王国自设军队，独霸一方，由于士族门阀制度固有的分割扩张性，新朝建立不久，便再次走上了东汉末年军阀相互杀戮的老路，先是爆发八王之乱，继之五胡乱华，开始了一段更惨烈、更动荡、更血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最后，讲讲艺术形式，史论《诸葛亮》是部学术歌舞剧，是回答千年争论的舞台剧，不是以娱乐为主的舞台剧，不宜在走演义的老路，假设历史人物形象，演义历史场景，设置矛盾冲突情节，模仿人物的动作、展现他们的姿态、表演他们的精神等等；而应采取具意形式，引进多模态艺术，努力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写意夸张她们的行为动作，无论是服饰还是舞蹈都应有新的想象和格调，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创新性，努力打破历史传承至今的表演和形象模式，探讨他的他新思想，展现他的新形象，总之，至少要有耳目一新的效果。
（作者：杜建辉，历史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