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教育社会学家。著有《当代青年社会学》《走向明天的基础教育》等。

　　今天的中国，教育公平已经具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在新的战略布局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今天主要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教育公平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变化。自1990年至1999年基本上是一个很平缓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教育公平。那个时候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义务教育也没有普及。从1999年和2000年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拐点，对于教育公平的关注程度一下子有了非常大的上升。

　　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90年到199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非常低，城乡差别非常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很奇怪，那时候教育公平不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这值得我们分析。这个阶段的教育公平是以消极的方式进行定义。也就是由于人生而平等，所以教育应该平等。教育公平是作为结果来表述的，因此从话语结构性含义来说具有消极的意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是教育的资本性效益不清晰，所以就不会把教育看成对改变命运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另一个是教育本身的规模比较小。受教育者规模比较小，人们的隶属群体或者参考群体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相对剥夺感不是十分强烈。

　　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9年到2001年，教育公平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请大家注意，这两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两年，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作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积极力量的意义越来越显现了出来。有了教育公平才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这和上一个阶段以消极方式定义的教育公平不一样。它是作为原因来表达的定义，是以积极的方式定义教育公平。这个时候教育发展的速度、节奏甚至水平明显提高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教育公平内涵的复杂性程度提高了，很难用单一的元素、单一的政策力量去满足教育需求。从深层次来看，其原因有：一是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分离，二是教育的资本属性不断提高；三是参考群体的变化与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既然前面这两个阶段是这样，现在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呢？我认为教育公平到了今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教育公平的特征是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来定义，换句话说，通过教育的综合改革实现教育公平不断提升和改善。教育公平并不是去否定效率，我们不能从一端走向另一端，不能为了注重教育公平就否定规模的增长，而是要强调教育公平和教育增长的并举，基本的规模和充分的供给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也需要提高效率，而且也能够提高效率，二者并不是矛盾的。

　　以综合的方式表达教育公平新阶段是有道理的，就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包括《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工作方针之一就是促进公平，甚至把促进公平放在提高质量之前。另一个就是理论根据，也就是说教育发展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扩大供给，另一层是教育资源分配的机制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理论上讲，教育发展首先是扩大供给。扩大供给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必然就会要求更加完善地分配资源和更加重视教育的机会，理论上必然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论根据。

　　另一个理论根据就是从联合国的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教育发展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工具观到道德观的发展，过去更多的是强调教育发展的工具观。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讲教育发展的道德观，也就是规划纲要中的育人为本，甚至把教育看成一种基本的人权。当然，这二者之间不矛盾。这里我想提出关于教育公平发展的一个新的假设。我认为在教育发展在以增长为主要特征阶段往往不会提高教育公平的水平，甚至会引起新的、更大的教育不公平，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教育增长与教育机会分配改革的结合，教育公平将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因此在教育公平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个倒U曲线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教育公平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