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大唐西域记》堪称一部真实版的玄奘西游记，全书十二卷，共十余万字，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该书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史地名著，其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影响大大超过了游记的意义。
取经归来著成《大唐西域记》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为了瞻仰佛迹，寻求佛理，自三国至明代的一千多年间，西行求法的高僧不乏其人，像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就是突出代表。此四人中，法显有《佛国记》，玄奘有《大唐西域记》，义净有《南海寄归内法传》传世。而这三部行记中，《大唐西域记》则以其翔实、深入而著称。
那么，《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如何编纂而成的呢？这还要从玄奘立志西行取经说起。
明代吴承恩写了一部名著叫《西游记》，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僧——唐三藏。唐三藏历史上确有其人，就是玄奘，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
玄奘俗姓陈，名祎，玄奘是其法号。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家道逐渐困窘，于是便跟随其兄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这期间，他涉猎了小乘和大乘佛教。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仅13岁的玄奘在洛阳剃度出家。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中原战火蔓延，玄奘与长捷为避战乱，西入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十数年间，他参谒宿老，拜访名师，足迹所至，几近半个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再次来到长安，此时他已通究佛经，造诣日深，誉满京师。然而，由于高僧派系的不同，玄奘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疑惑，佛教中同一个问题不同派系的解释和观点往往大相径庭，这使玄奘无所适从，不能够辨别真伪。此外，玄奘还感觉到佛教经典的译本太少，并且有些译本存在明显的错误，文笔拙劣，词不达意，很难满足研究的需要。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玄奘产生了去佛教中心印度取经的想法。
不久，玄奘结侣陈表，申请去印度西行求法。但当时朝廷对百姓出国限制极严，玄奘西行没有获得唐朝政府的批准。不过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贞观元年（一说是三年），玄奘离开长安，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越阻涉险，历尽艰难，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玄奘拜访了很多高僧，深入研究佛学经典。同时，他还刻苦学习梵文，为日后翻译佛经奠定了基础。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7尊佛像、657部经书、150粒舍利学成东归，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
据史料记载，玄奘归国后，受到朝野隆重欢迎，甚至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还为他在长安设立译经院。译经之余，在唐太宗的勉励敦促下，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堪称一部真实版的玄奘西游记，全书十二卷，共十余万字，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南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
该书内容异常丰富，对各地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名称、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艺术、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且记事谨严有据，行文简洁流畅，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史地名著，其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影响大大超过了游记的意义。
《大唐西域记》的编撰目的
玄奘西行数万里，是他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基本条件。但玄奘写作此书的目的，则与他西行的动机不大相同。如果说玄奘西行的动机是一种宗教使命感，他写作此书则更多是出于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
在玄奘返国的时候，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太宗皇帝正想消灭严重威胁唐王朝西北边境的西突厥，以求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发展友好往来。为此，唐太宗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恰好，刚刚回到长安的玄奘，有着跋涉西域十多年的亲历见闻和最新情报，这是难得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于是，唐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迫不及待地召见当年私逃出国的玄奘，一见到他就“广问彼事”，并嘱咐“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玄奘写一部关于西域的“情报”著作，并作他的西域顾问，这一点实际是他们关系的真正基础。
经历过十多年西域各种社会制度、政治场合和环境的磨炼，此时的玄奘对于唐太宗的真正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而对唐太宗的要求，他也是慨然应允。不到一年，《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就完成了。玄奘在进书表中说：“班超候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充分表达了他的心迹：要追仰我国经营西域的著名前辈张骞、班超，写一部关于西域的综合著作。
可以说，玄奘写作《大唐西域记》，是出自一种强烈而成熟的政治使命感，他把个人的所见所闻，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在这一点上，玄奘比其他游记作者视野更广阔，精神境界更高。也正因为如此，书中很少写个人的事，很少专写佛迹。至于他所记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况，是否关乎佛教，是否投己所好，也都成为次要的了。
《大唐西域记》的现代价值
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唐西域记》一书不仅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湮没，反而更加显示出其灿烂的光辉。19世纪以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这部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又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史料，同时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另两种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无论是在学术还是文化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而这部书正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基本史籍。玄奘西行，经行了“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道：自瓜州（今甘肃安西）至伊吾（今新疆哈密）间，为躲开烽隧，取大体平行于传统驿路的路径，这可以概言为北道。由伊吾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到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又是沿天山南麓行进，这是隋朝外交家裴矩所说的中道。沿姑墨折而北上，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可汗王庭，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附近）至石国（今塔什干附近）又是沿裴矩所说的北道。至于返国东行，走的则是南道（昆仑山北麓）。另外玄奘三越帕米尔高原，西行远至阿姆河，而这一段正是“丝绸之路”最关键、最艰险的一段，也是别的旅行家记述最缺乏的路段。亲身的经历，加上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翔实的史料记载，使得《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既周密又具科学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这部书补充和丰富了中亚、南亚史籍的不足，特别是为我们了解印度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七、八世纪时，中亚、南亚有许多地方还处在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末期。即使是印度，也是无论公私都不记历史，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同。用阿拉伯史学家阿尔-伯拉尼的话来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顺序……他们总是代之以故事。”正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使黑暗中稍放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今天，《印度通史》的作者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克说：“中文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他（指玄奘）的叙述是有关戒日王时代的印度政治和宗教情况的资料的真正宝藏。”直到今天，我们学习中亚、南亚史，特别是研究印度史，都离不开《大唐西域记》这部书。
本文来源：《月读》2015年第4期。作者：钟岳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