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语》——一部人生的百科全书

文/钟岳文

摘要:《呻吟语》是吕坤用三十春秋,沥万般心血而成的一部经典著作。这部书尽述了吕坤的人生体验、思想取向和为人修身的标准。

 

吕坤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刚正不阿、为官清廉,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他的思想对后世有着较大影响。吕坤一生著作颇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呻吟语》是其代表作之一。

吕坤生平

吕坤,河南宁陵人,字叔简,号新吾,自称抱独居士。他的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三朝正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时期。有学者概括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是:明王朝表面虽似稳定,但乱象已萌:皇帝荒怠朝政,肆意聚敛财富,大兴土木,税使四出,市民不堪搜刮骚扰,抗议叠起;农民赋役沉重,无衣无食,一遇荒年,四处流亡;士卒粮饷微薄,常被克扣,长官驱之如奴仆,愤懑至极,每有哗变;朝政怠弛,党派纷争,太监操权,厂卫横行。整个时局正如吕坤形容的那样:“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吕坤,意志没有消沉,更不攀附权贵,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有着自己的志向和理想,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吕坤自幼聪明好学,“离襁褓即不与群儿嬉戏。初读书,苦训诂。家言杂乱,乃一切弃置,默坐澄心,体认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经皆通”。嘉靖四十年(1561),吕坤中举人,万历初中进士,授山西襄垣知县。上任后,他表现出务实、为民的作风,不仅设法修筑毁坏的堤坝,防止了水患,而且设“学田”,请学识较高者向百姓讲解经典,普及教育。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地就政通人和。后来,吕坤又调任大同令,他除暴安良,秉公执法,时人赞叹说:“天下第一不受请托者,无如大同令也。”因为政绩卓著,吕坤升任吏部主事。在吏部期间,他兢兢业业地工作。按照当时官员升迁的规定,吕坤任满应该转为京堂(即衙门的长官),但他为官期间不附权贵,因而遭到权贵们的忌恨和排挤,最后不得不离开京城,任山东参政,分守济南。面对这个不公正的待遇,吕坤泰然处之,他认为“学者通籍以来,无往非行义之日,何必京堂哉!”去山东时,他不扰民,不惊动地方官员,而是自己乘车到任所。当时,正赶上山东地区闹饥荒,吕坤从百姓利益出发,建议低价卖粮,暂缓征收租税,还创设冬生院以恤残疾。山东境内的泰山,香火云集,一些奸民装扮成道士,向进香者索取钱财。吕坤发觉此事,对这些奸民进行了严惩,“狂诞顿息”。

吕坤治理有方,得到了朝廷的赏识,职位连续提升。从山西按察使,到山西巡抚,又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协理院事,再到刑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刑部左侍郎。对于为官之道,吕坤认为:吏治无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责自任,馈、遗、赎、羡尽杜绝之。也就是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官,必须严格自律,清正廉洁。吕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万历二十五年(1597),面对日益显现的社会危机,时任刑部侍郎、年过六十的吕坤上《忧危疏》,陈述天下安危,劝神宗皇帝要励精图治,言辞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奏疏首先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指出:“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同时把矛头指向朝廷:“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而自己写这篇奏疏的目的就是要“救时要务,为陛下陈之”。在奏疏中,吕坤提出“自古幸乱之民有四,一曰无聊之民……二曰无行之民……三曰邪说之民……四曰不轨之民”,要想使民心思安,社会安定,作为皇帝就要“约己爱人,损上益下,则四民皆赤子,否则悉为寇仇”。在言及采矿一事时,他说:“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他还向朝廷发出“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的警告。在边防上,吕坤也高瞻远瞩,提出:“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奏疏中还提到“抄没法重,株连数多”的问题:“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威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吕坤甚至对万历皇帝严加指责:“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只应故事。……章奏不答,先朝未有。”对此,他劝谏皇帝要体察民情,减少税收,执法公正,广纳贤才,明辨忠奸,勤于政事,这样则“人心自悦,天意自回”,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就能解决了。

应该说,这篇奏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明朝的弊政,全面而深刻,体现了吕坤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然而,他生不逢时,当时的万历皇帝懒于朝政,大臣又因循守旧,这份奏疏交上之后便石沉大海,没有得到皇帝的任何批复。但令吕坤想不到的是,正是这篇奏疏,成为别人攻击、诬陷他的口实。无奈之下,吕坤只得“称疾乞休”。万历皇帝虽然不偏信那些诬陷之词,但也没有对吕坤进行挽留,为官二十余年的老臣就这样告老还乡了。

吕坤回家后,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次向朝廷保举他,在推荐书中,孙丕扬甚至说:“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亲见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举之罪,死且无憾。”但结果是“丕扬前后推荐,疏至二十余上,帝终不纳”。吕坤,一个忧国忧民、勤于政事的栋梁之才,就这样被朝廷放弃了,晚明时期政治的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在家乡的吕坤,杜门谢客,授徒讲学,整理著作。他的文章见解新颖而深刻,加上多年的官场经历,更使他感悟颇多,有论述真切、体用一致的特点。

《呻吟语》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呻吟语》是吕坤用三十春秋,沥万般心血而成的一部经典著作。这部书尽述了吕坤的人生体验、思想取向和为人修身的标准。

这部书为什么取“呻吟”二字为名呢?吕坤在《呻吟语·原序》中说:“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惟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吕坤记录下这些“病时疾痛语”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记住病时的痛苦,寻找出治病的良方。所以,《原序》中又说:“医病者见子呻吟,起将死病;同病者见子呻吟,医各有病;未病者见子呻吟,谨未然病。”当然,这里的“病”并非人身体的头疼脑热,而是百姓之病、社会之病、国家之病、统治者之病。作者吕坤在官场多年,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深知当时的弊病,这本书是他针对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而作,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呻吟语》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用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17个主题,阐述了吕坤对人生和世情的观察、思考、认识和探索,充满了睿智的哲理、真情的感悟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后人在启迪心扉、品味人生、规范道德、指导实践方面提供了借鉴,被称为“人生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修身养性方面,《呻吟语》中说:“情欲不可使赢余,故其取数也常少,曰‘谨言’,曰‘慎行’,曰‘约己’,曰‘清心’,曰‘节饮食、寡嗜’欲。”(卷一《性命》)吕坤不同意程朱理学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承认人欲望的合理性,但是他提醒人们对待情欲要适度,要有节制,不可肆意泛滥。如果一个人行为放纵,不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就会做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所以,吕坤提出“谨言”“慎行”“约己”三个词,就是要求一个人在为人处世的时候要严于律己、小心谨慎,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因一时的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由此,书中进一步说道:“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卷一《性命》)面对外部事物的诱惑,《呻吟语》中说:“心要如天平,称物时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时即悬空在此,只恁静虚中正,何等自在。”(卷一《存心》)面对纷纷扰扰的诱惑,很多人费劲脑汁和心力地去追求,不仅活得累,更会做出不守规矩的事来,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吕坤提出人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平静地面对功名利禄,才能活得潇洒和坦然。这个论述实际是对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精神的进一步阐释。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呻吟语》中说:“自家好处掩藏几分,这是涵蓄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卷一《存心》)对待自己的优点要谦虚几分,这样才不至于给人傲慢之感;对待别人的缺点则要掩饰几分,不要到处宣扬,这样既给对方留有面子,又显示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开阔胸襟。

其次,在伦理道德方面,吕坤论述了家庭与自我、家长与修养、身心与外物、闻道与幸福、欲望与烦恼之间的关系。在家长与修养的关系方面,《呻吟语》中说:“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长尊,则家治。若看得尊长不尊,如何齐他?得其要在尊长自修。”(卷一《伦理》)一个家庭,首先要长幼有序,晚辈要尊重长辈,这样家庭才能治理好,才能和睦安宁。“得其要在尊长自修”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它强调了家长的表率和榜样作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谈吐、气质、行为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要想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必须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树立榜样,真正做到言传身教。治家如此,治国同样是这个道理。正如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只有端正自己的品行,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多替百姓着想,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使民风淳厚,而百姓则会主动提高修养和素质,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所以,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还在于正己、修身。

第三,在做人处事方面,《呻吟语》中说:“人生天地间,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纵没这心肠、这本事,也休作有损于世底人。”(卷二《修身》)这句话颇有深意,一个人不可以自我为中心,而要做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事;纵然做不到以天下为己任,也不能做一个损人利己的庸俗之人。那么,做人应该达到什么境界呢?吕坤说:“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无妄念,真口无杂语,真耳无邪闻,真眼无错识。”(卷二《修身》)“真”是做人的标准,就是要内心坦荡,分清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用一颗真心来对待一切人和事。在处理事情时,则要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冷静地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切忌急躁。吕坤说“安详是处事第一法”(卷一《存心》),而“卤莽径直,是处事大病痛”(卷三《应务》),并且“当急遽冗杂时,只不动火,则神有余而不劳,事从容而就理。一动火,种种都不济”(卷三《应务》)。他还强调:“‘心平气和’,此四字非涵养不能做,工夫只在个定火。火定则百物兼照,万事得理。”(卷一《存心》)要做到遇事沉着冷静、心平气和,就要有深厚的涵养,这是一个人需要不断练就的能力。

《呻吟语》一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体裁上。此书是一部箴言体小品文集。箴言体的要义在于精辟凝练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但又不能讳莫如深,这对作者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考验。因此,《呻吟语》的成功与吕坤的学识和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全书没有长篇的说教,没有拖泥带水的铺陈,有的是由一小段一小段的独立性感悟组成的言简意赅且生动平实的箴言警句。比如卷一《谈道》说:“公生明,诚生明,从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于私也;诚生明者,清虚所通也;从容生明者,不淆于感也。舍是无明道矣。”几十个字就指出了大公无私、诚实、从容不迫的处事道理,使读者理解起来不会感到吃力,更可以清晰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主旨。

《呻吟语》中的民本思想

在《呻吟语》中,吕坤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自然、社会和人情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而切合实际的观点,充满了哲理性。书中含有的民本思想是吕坤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吕坤心怀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反映。

首先,吕坤提出民是国之根本、国之命脉,国家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作用休戚相关。他说:“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卷五《治道》)并进一步问道:“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住居?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卷三《应务》)衣食为人类生存的根本,农夫耕种向天下人供给粮食,织妇织布向天下人提供布匹,因此必须重视他们,而统治者则要时刻“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忧危疏》)。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吕坤认为,在百姓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百姓的支持下,君主才得以维持其统治,政权才得以保持其稳定。如果统治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注意调和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漠视百姓疾苦,肆意盘剥压榨,结果就会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百姓反抗的事件不断发生。到了那时,“惟有丘民难收拾,虽天子亦无躲避处,可况衣冠?”(卷五《治道》)因此,对百姓,要想到其劳苦,要尊重其志向,做到“匹夫匹妇未可轻”(卷四《品藻》)。

其次,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吕坤强调了民的重要性。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卷五《治道》)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主体,有了民众,国才得以为国,君才得以为君。民众不是为君主而生,民众也不是为君主而存,相反,君主的确立是为了民众的需要。因此,君主不可将天下之子女视为一己之子女,不可将天下的财富视为一己之财富,来供自己恣意挥霍。吕坤还以秦朝的兴盛与速亡为例,指出:“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于匹夫,何者?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势者也。”(卷五《治道》)所以,他提出君主当有四畏,即“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卷二《修身》),这样君主才能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最后,吕坤体察民众的疾苦冷暖,主张减轻百姓的负担。万历年间,政治腐败,人民饱受土地兼并、赋役繁重和矿监税监之苦。吕坤对百姓的这种生活境遇深表同情,指出:“天下之财,生者一人,食者九人;兴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冻馁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饱暖而乐者,害之人十九,兴之人十一。呜呼!可为伤心矣!”(卷五《治道》)作为佃户,不仅要在田间辛苦劳作,还要承担主人家的各种杂活,然而当佃户遇到困难向主人家借贷时,“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动一年,依然冻馁”(《实政录》卷二《民务》),其生活之悲惨,令人动容。因此,吕坤提出要对百姓给予体恤,减轻他们还贷的负担,并对高利贷者加以限制。

还需指出的是,吕坤的民本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更反映在他的施政上,也就是说吕坤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这一思想,做到了知行合一。他任职山东期间,因此前连续两年旱灾,造成了大饥荒,灾民食尽草根树皮,又吃各种野草,甚至有中毒死亡者。吕坤得知此事,深表痛惜,作了《毒草歌》以悼念死者。同时,他遍查药书、农书,了解各类植物的特性,何种可食,何种有毒,一一注明,用于指导民众,充分显示了其爱民之心。吕坤还积极发展生产,周济鳏寡孤独和残疾之人,解决他们的生计困难,受到了百姓的赞誉,堪称为官者的表率。

 

本文来源:《月读》2018年第9期。作者:钟岳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