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虽然在政治上建树不多，但钟嵘在诗歌理论上却做出了贡献。他用毕生精力，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对汉魏六朝的五言诗进行了评论，创见颇多。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钟嵘的《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语）而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这部书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为评论对象，较为系统而又深入地评价了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体现出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等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钟嵘与《诗品》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有关史料推断，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卒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一生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

钟嵘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又有书香传统的家庭里，这对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顺利进入仕途，并且热衷于文学活动都有很大影响。南朝齐永明三年（485），齐武帝下诏设立国子学，钟嵘以官宦子弟得以入选。因其好学、有思想、考试成绩优异而得到国子监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并推举他为颍川秀才，出任王国的侍郎，从此钟嵘开始走上仕途。《诗品》中称呼王俭为“王师文宪”，尊其为师，又称其谥号，可见二人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

齐明帝建武初（495年左右），钟嵘在南康王萧子琳（齐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的弟弟）手下任侍郎，此时，他同萧子良召集的“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颇有来往。“竟陵八友”是南朝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一个文人集团，他们彼此唱和，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和这些人一起谈诗论文，丰富和发展了钟嵘的文学理念。由齐入梁，钟嵘又做过临川王萧宏的参军（即幕僚），以及衡阳王萧元简、晋安王萧纲的记室（掌管表、章、文书等），因此又有“钟记室”之称。

在政治上，钟嵘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不多。史书记载，齐明帝当政时，对国家大小事务无不亲自过问，所以朝廷各部门以及郡县的政务都要等候皇帝的旨令来办，这直接导致了官员行政效率低下。钟嵘当时是王国侍郎，位末名卑，但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上书皇帝，直言进谏，提出皇帝的责任是颁布政令，量才授官，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处处过问。皇帝看到奏疏，大怒，说道：“钟嵘是什么人，竟敢来干预我的事！”幸亏有人替钟嵘辩解，才让他免遭处分。这次言事，体现了钟嵘果敢的性格。

虽然在政治上建树不多，但钟嵘在诗歌理论上却做出了贡献。他用毕生精力，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对汉魏六朝的五言诗进行了评论，创见颇多。

《诗品》的写作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诗品序》中称梁武帝为当今皇帝，可见此书写于梁武帝时期。《诗品序》又说刘绘“欲为当世诗品”，“其文未遂，感而作焉”。刘绘卒于齐和帝中兴二年（502），钟嵘决定并开始写《诗品》，应该是这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诗品》这部书是钟嵘晚年的作品，但他应该很早就开始酝酿了。至于成书的时间，《南史·钟嵘传》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沈约是南朝梁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二十四史”之一的《宋书》就是他编纂的。当初，刘勰也曾求誉于沈约，方式是把自己写的《文心雕龙》给他看。这件事钟嵘大概是知道的，他也可能用了同样的方法，以《诗品》来求誉。然而，《诗品序》中又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也就是说，书中所论者均为已经过世的诗人。然而，在书中我们却能看到沈约的名字，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般认为，《诗品》最初写成时沈约还没去世，后来钟嵘又不断对书稿进行补充和修改，沈约的入品，就是补充的结果；这个补充和修改的过程，很可能持续到钟嵘去世前。也就是说，《诗品》这部书是钟嵘晚年精心组织并撰写而成的，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诗品》的体例

《诗品》最早见于史籍的名称是《诗评》。《梁书·钟嵘传》记载：“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南史·钟嵘传》说：“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没有确切说出书名。而《南史·丘迟传》则称：“时有钟嵘著《诗评》云……”用的也是《诗评》的名字。《隋书·经籍志》中这样记载：“《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这是两个书名同时出现，但《诗评》仍是正式称呼。唐以后的历代“艺文志”，就只记《诗品》这一个名字了。

从书名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此书之所以称《诗评》，是因为其对入品的诗人都进行了评论；而名《诗品》，是因为作者对每位作家都定了品第，后人大概认为“定品第”是此书的主要特点，且《诗品序》中多次谈到“品”的问题，所以提出用“品”字名书比较符合作者本意，故称为《诗品》。其实，“品”本身也含有“评”的意思。

今本《诗品》共三卷，三卷前本来各有序言，后人把三个序合而为一，成为《诗品序》，或称《总论》。因此，我们可以将《诗品》分为“序”和“正文”两部分。

“序”的部分是谈作者对诗歌的一些总体看法，是诗论；“正文”是作者运用“序”中论诗的原则，具体品评诗人及其诗作，是诗评。当然，“正文”是《诗品》的主体。

就“序”的部分来说，三卷的序言各有所侧重，上卷的序言着重叙述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史，论述诗的产生、作用和表现手法等问题，并说明写作的背景及原因。中卷的序言说明了《诗品》的体例、特点及品评的范围，同时批评了南朝诗坛上的一些坏风气。下卷的序言论述了声律论的流弊，最后选了五言诗名作的篇名附于序后。

在体例安排上，钟嵘说此书有如下特点：

其一，同一品中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而不是依据诗作的优劣来排列名次的。如在上品中，作者对谢灵运的诗评价很高，认为超过了潘岳和左思。但依时代的顺序，潘岳和左思都排在了谢灵运的前面。

其二，只评论已经去世的诗人。《诗品序》中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认为只有在作家去世以后，才能对他的诗作下定评，所以在世的诗人一律不予入品。像吴均、何逊、阴铿等，在梁代都颇有诗名，但《诗品》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钟嵘的这种做法大有为诗人盖棺论定之意，后来萧统编撰《文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

其三，作者只评论水平线以上的诗人及其作品，其余概不提及，予以“默杀”。

其四，评语以评论为主，如果诗人有值得一记的逸事，也顺便加以记载。例如关于谢灵运何以有“客儿”之名的故事，是从《异苑》一书中转录而来的。在有关江淹的条目中，记载了他梦中失笔而才尽的故事。后来的诗话特别喜欢记载诗人逸事，就是从这里学来的。因此，也有人称《诗品》是“百代诗话之祖”。

其五，对“方今皇帝”梁武帝萧衍及依附他的权贵不加评论。钟嵘恭维了他们一番，说他们的水平高，自己的水平低，不敢妄加评论。其实这只是门面语，或是不得不说的应酬话，并不是出于 真心。

最后，《诗品序》末附录了历代五言诗名作的篇目，这是钟嵘从众多诗作中精心选出来的，是五言诗的“珠泽”和“邓林”，即精华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钟嵘艺术眼光的敏锐，同时对我们了解钟嵘的审美观和诗评标准大有帮助。

《诗品》正文的内容是溯流别、评风格、定品第。书中共品评汉代至南朝齐梁时期五言诗的“才子”作家122人（另有无名氏《古诗》一组），将他们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共11人（另有《古诗》一组）；中品略次，共39人；下品是次要诗人，共72人。由于重要性不同，钟嵘对上品中的诗人论述得很详细，中品次之，下品最略。凡是入品的作家，每人都有一段评语，评述他们诗作的艺术风格和主要特色，指出他们的优劣得失，以此作为给他们定品第的依据。

纵观《诗品》一书，其序言与正文两部分互为表里，互相发明。就整体框架而言，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先溯其流别，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齐梁的诗人。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发展分建安、太康（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280—289）、元嘉（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424—453）三个阶段，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轴心，辅之以刘桢、王粲、潘岳、张协和颜延之，由此使120多位诗人连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勾勒出一幅自汉迄梁的诗歌史。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我们在读《诗品》时，既要重视作者的诗论，更要重视诗评。两者并重，相互参阅，融会贯通，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体会钟嵘评诗的要旨。

为什么选五言诗为评论对象？

前面说过，《诗品》品评的对象限制在五言诗的范围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我们知道，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是以四言为主的古诗，但“国风”中已出现了一些五言诗句，像《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至于《楚辞·渔父》所载的《沧浪歌》，除了语助词外，全是五言。《诗品》的正文认为汉魏六朝时代许多诗人的诗作，其源均出自《国风》和《楚辞》，这也是从民歌体中探索五言诗风格和流派的起源。西汉时，文人的诗歌还是以四言为主，但五言体的民间歌谣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开始影响文人的诗作。新的五言诗体，正在孕育之中。

东汉前期和中期，是文人五言诗起始和形成阶段，由于处在草创时期，艺术上并不是很成熟。东汉末年，五言诗日趋成熟，产生了包括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在内的一大批佳作。

从建安时代起，五言诗进入大发展阶段。这种新诗体代替了四言诗，超过了辞赋，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从魏晋到齐梁，钟嵘认为五言诗的发展出现了三个高潮，即建安诗歌、太康诗歌和元嘉诗歌。

建安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曹氏父子是当时诗坛的中心人物。钟嵘认为，由于他们对五言诗的爱好和提倡，并奖掖文学之士，使数以百计的文人来投靠他们，诗坛上出现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盛况。其中出类拔萃者，除“曹公父子”外，还有以刘桢、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建安诗歌的主要特色，钟嵘用了“风力”二字来概括。风，是指诗的抒情性，具有感化人心的作用；力，是指文章的气势和骨力，是从健康的内容中生发出来的，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建安风力”就是诗的现实性、抒情性和气壮之美的结合。建安后，五言诗逐渐走向低潮。

到了西晋太康时，五言诗再次迎来兴盛，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产生了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一大批名作家。潘、陆才华横溢，词采富丽；左思善于讽谕，具有风力。钟嵘认为他们承接了建安诗人的优秀传统，写出了许多既富文采又有风力的诗作，使五言诗得以中兴。

从太康以后到东晋末，五言诗的发展离开了建安的传统，走上了“邪路”，成为宣扬玄学的工具。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作家，用平淡的语言宣传老、庄道学，没有抒情性，没有文采，没有诗味，而和哲理论文差不多。钟嵘认为这彻底败坏了建安风力的好传统，是诗风极度衰微的表现。

玄言诗统治晋代诗坛达一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才出现转机。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山水诗逐渐兴起，玄言诗最终销声匿迹。我们熟知的谢灵运就是山水诗大家，他在五言诗的题材和技巧上都进行了革新，发掘和表达江南秀丽河山的自然美，从而确立了山水诗在诗坛上的统治地位。钟嵘认为谢灵运才情高而词采盛，兴会多而意境远，善于构思又巧于表达，既有警句奔驰其间，又有逸荡之气回旋诗内。在钟嵘看来，谢灵运五言诗的成就可以和太康诗人陆机并驾齐驱。元嘉时代，除谢灵运外，还有颜延之和鲍照，他们的诗作使五言诗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个高潮。这就是钟嵘给我们勾勒出的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脉络。

可见，钟嵘生活的时代是五言诗的鼎盛时期，他本人对五言诗也有着深刻的研究而且有自己的观点。基于这样的情况，钟嵘把《诗品》限制在评论五言诗的范围之内。他用力很勤，把自己所能见到的五言诗作搜集齐备，加以整理辨析，剔去虚杂，存其精华；进而在总结五言诗发展的基础上，对入品的120余位诗人逐一品评，最终写出了《诗品》这部诗论名著。

钟嵘评诗的标准

钟嵘将120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钟嵘评诗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钟嵘的评诗标准可以用怨、雅、气、奇、秀、词六个字来概括。怨、雅、气属于质，奇、秀、词属于文。也就是说，钟嵘强调文质兼优，也就是诗的内容和形式要并重。

首先是重怨。所谓怨是指诗人因为不幸的遭遇，志不能立，道不能行，自身又受到折磨，于是将一腔怨愤发而为诗，进而对政治有讽谏作用。“诗可以怨”，最早是孔子所说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诗应重怨，则从钟嵘开始。钟嵘所说的怨，主要是指抒发感情，引起共鸣，对人们有感化作用。因此有无真实的怨情以及怨情的深浅，就成为钟嵘评诗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一些人之所以写不出好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遭遇、没有穷困的体验，虽用心很苦，却都是无病呻吟。钟嵘提倡抒发怨情的诗作，是对我国古代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新阐发。《诗经》中的怨局限于刺上政，而钟嵘肯定的怨诗，则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给批判现实的诗歌以正统的位置，为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次是贵雅。崇尚典雅是钟嵘评诗的另一项重要原则。雅，是正的意思；雅诗、雅乐就是正声。按照儒家的解释，雅诗包含典章法则、温顺和深厚之意；与之相对的郑声就是淫靡、浅俗、邪僻的同义语。这种观点也影响到六朝的文论家。前面说过，钟嵘很重视抒发怨情的诗。在具体品评时，他又将怨情分为“哀怨”（古诗）、“凄怨”（李陵等的诗）、“雅怨”（曹植的诗）、“清怨”（沈约的诗）。“哀怨”和“雅怨”同属一个范畴，其特点是感情深厚，怨而不怒，不伤雅致，能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表达上也要委婉。符合雅怨精神的典范之作是曹植诗，钟嵘称赞其“情兼雅怨”，认为他是诗中的周公、孔子。“凄怨”和“清怨”又属一个范畴，其特点是抒情清厉，悲凉慷慨，言词激切。钟嵘特别赞赏雅怨，认为是得讽谕之致，其标准就是贵雅。

第三是尚气。重视文章的气势，要求诗歌要有内在的精神力量，也是钟嵘评诗的一个标准。先秦时，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首先把气引进文论中来并加以强调的是曹丕，其《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钟嵘在评诗时所说的文气，是要求行文要有充实的精神力量，这就和孟子的“论气观”有所联系。《诗品》评刘桢，称赞其“仗气爱奇”；评刘琨，赞美他“仗清刚之气”。仗气，就是行文时用气贯穿于诗作的字里行间。因为有了气，诗歌就会有生气，就会有感人的力量。钟嵘论气，还常与骨相联系，所谓骨气，就是力的表现，也是元气充实的结果。

第四是好奇。这里所谓的“好奇”，主要是指构思巧妙，富于变化，表达新颖，不落俗套。这是钟嵘评诗的一条艺术标准。符合钟嵘“奇”的标准的，首先是曹植和刘桢。《诗品》赞美曹植诗为“奇高”，称赞刘桢诗为“爱奇”。曹植诗的奇处，首先是命意不凡，意境纵深开阔，跌宕多姿；情态生动，富于变化，常常出人预料。刘桢诗的奇处在于放言高论，比如《赠徐干》一诗，思友及物，对西苑景物倾注满腔情意，结尾处以白日自喻，言人之所未敢言。此外，钟嵘赞美曹、刘诗的奇异时，还常与雅和气相联系，奇和雅的结合，成为高奇绝俗；奇和气的联系，就是雄奇多姿。在钟嵘看来，这是六朝时代他人所不及的，所以倍加赞赏。

第五是爱秀美。诗之秀美，主要是指状物之妙，这也是钟嵘评诗的一项艺术标准。秀，本指禾穗生花，一切草木之花也称秀。譬诸诗学，指的是形象鲜明。钟嵘认为表情达意，写景状物，都必须重视形象的构造，他评价说，在建安诗人中，以文秀见称的是王粲，这个“文”，专指绘形如画，而不是指词采华丽。钟嵘对谢灵运诗的赞美，也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艺术好尚。谢灵运擅长描绘山水景色，他的不少诗作以自然秀美见称，因而得到了钟嵘的极高 评价。

第六是慕词采。倾慕于词采的华茂，是钟嵘艺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评价诗作高下的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钟嵘认为诗歌能“照烛三才”“晖丽万有”，鲜明而形象地反映万事万物，词采华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诗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感化作用，也有赖于此。他在总结五言诗的发展过程时，明确提出好的诗歌必须“润之以丹彩”，可见其对诗的文采美是何等重视。

总之，怨、雅、气三条，是钟嵘对诗的内容方面的要求，属于“质”的范畴；奇、秀、词三条，是他评诗的艺术标准，属于“文”的方面；钟嵘重视“文”，但更重视“质”，强调“文”“质”结合，这一评诗标准对后人有着很大影响。

《诗品》选读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俱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节选自《诗品序》）

【大意】

从前《南风歌》的词，《卿云歌》的歌颂，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辞》说“取我的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裁不全是五言，却是五言诗的开端吧。

到了西汉的李陵，开始有了完整的五言诗体。古诗的时代久远，作者和时代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风格，实是汉代的创作，不是周末所开创的。

从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作者，以辞赋争胜，在诗歌创作上却没有听说。从李陵到班婕妤，约一百年间，除了女诗人班婕妤外，只有李陵一个五言诗人。作诗的风气骤然中断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一首《咏史》诗，质朴而没有文采。

到了建安时期，曹操、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兄弟，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左右。还有攀龙附凤、自愿追随他们的诗人，将近百人。人才济济，充盈着整个时代。

后来逐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有张载、张协、张亢三张，有陆机、陆云二陆，有潘岳、潘尼二潘，左思一左，突然兴起，继承建安时代，使建安的风骨延绵不息，也是五言诗的中兴。

永嘉时，看重黄老学说，崇尚清谈，这时期的创作，玄言超过文辞，平淡而少滋味。到了东晋，清谈的影响还存在，孙绰、许询、桓温、庾亮的诗，都平淡朴实得像《道德论》，建安风骨荡然无存。

先是郭璞用高俊的才华，创新改变体裁；刘琨依靠清新刚健的气概，促成这一善举。然而因为寡不敌众，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玄谈的文风。到了义熙时代，谢混以他的文采继续创作。到刘宋元嘉时期，有位谢灵运，文才高，辞藻丰，作品富丽，无人能与之比肩，确实已经超过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由此可知，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作为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英雄，潘岳、张协作为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杰，颜延之作为辅佐：这都是五言诗的领袖人物，是以文辞名高一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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