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著名作家、学者，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

　　如果说人生前半部分的根本特点在于不知满足地追求幸福，那么，其后半生则充满着不幸的惶恐。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渺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因而，我们毕竟都变得谨小慎微，所渴望的仅仅是少一点痛苦和那种不再被人打扰的境遇，而不是快乐。

　　当我们年青的时候，总是想象那些杰出人物和伟大事件会在我们的人生中，伴随密集的鼓点和僚亮的号角登场亮相；而在老年，当我们回首平生，发现，他们都关门闭户静静地睡着，没有人注意他们。

　　人过四十，多数人难免产生愤世嫉俗的毛病。这是很自然的。人们都乐于从自己的性格出发去衡量他人，看到的情形是别人在思维或激情方面远远落后于己。所以，他有意不同他人有任何来往，于是不是喜爱孤独，就是仇恨孤独，或者顾影自怜。

　　我们青春时代的活力和欢笑，部分是出于这祥的事实：我们刚登上人生的峰巅，并不知道那边山脚下等待着的死神。然而我们跨过山巅后，看到的只是道听途说的死神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我们跃跃欲试的神情顿时消退，这使得我们的精神突然消沉。此时，悲凉忧戚的严肃认真感遂压倒了青春时节丰富多彩的愉悦。我们在青春时节，视生命为无尽的长河，毫不珍惜地消磨时光；可是，当我们变得苍老时，越发感到时间弥足珍贵。犹如一个死囚一步步迈向断头台的感受一般。

　　从青年人的角度看，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遥远未来；从老年人的角度看，生活却宛如一个非常短暂的往昔。一个人必须等到年岁已大，才可能透悟人生。青春时节，时间迈着非常缓慢的步履；因此，我们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阶段，不仅是最幸福的，而且也是最漫长的，所以它留下了那样多的美好记忆。假如我们要人追忆往事，那么，任何人在此期间可叙说的东西，比下两个阶段都要多得多。这一段生活，就：像时令之春季，日子本身在根本上就变得令人难熬的漫长。

　　当生活临近结束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为什么在老年我们会发现所经历之生活是如此的短促呢？因为，此时，我们对这段生活的记忆是非常之少，因而显得时光之短罢了。于是，我们忘掉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尤其是我们所经历的不幸，剩下来的东西当然就为数不多了。此时，我们活得越长，则会更少考虑那些曾在我们看来是举足轻重、富有价值的事件。时光往往不留痕迹地逝去。就像航船离岸越远，岸上之物便越发变化，越难区分和辨认一样，我们往昔的东西也渐渐淡漠了。

　　在青春年少时，我们具有完整的意识；而在年老时，我们实际上只具有一半意识。我们越变老，我们就越是减少意识的程度而活着。事物在我们眼前穿过，却不会产生任何印象，就像一件艺术作品被看过干百次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做不得不做之事，过后，又不知道所做的究竟是些什么。此时，由于生活本身越来越变得无意识，当社会冲向意识完全消逝的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会越发加快。由于长时间养成的接受同一对象的习惯，智慧就会变得如此精疲力尽，任何事件所产生的效果会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孩子们的一小时比老人的一整日都漫长。因此，老人的时光，像一个下滑的圆球一样，是作加速运动的。

　　我们越年青，就越容易感到无聊。儿童总是需要不停的玩耍，无论是游戏和干活都行。如果不让他们这样，他们就会陷入可怕的无聊。青年人也复如是。随年龄增长，无聊日趋减少。我们一生“最好时光”即是在老态龙钟之日到来之时，因为，老人虽然情感的折磨平息了，但人生之重负却远较青年为甚。

　　青年人长于直观式的感受，老年人擅长思索追忆。因此，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节，而老年则更适宜收获哲学。同样，在实际领域，我们青年人是由直观感受到的和体察到的东西所决定；而在老年，是由思维中的东西所决定。

　　人生的前四十年适于著书立说，而后三十年宜写些评论。

　　奇怪的是，只有到生命的尾声，我们才真正听到和领悟到我们自身和目标，尤其是同世界的关系。

　　老年，长于避免不幸；青年，乐于容忍不幸。青年是一个不安的年岁，而年老则是一个休整的时节。

　　人越老，人世之事则看得越轻。

　　倘我们为老年，我们无疑面临着死神；倘我们是年青人，我们占有着生活。问题在于：二者之中，何者更可怕；而且，生活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种过去比未来美好的东西。《旧约传道书》说：“死亡之日比出生之日更美好。”想长命百岁，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浅薄的念头。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任何人活得越长，经历的邪恶便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