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老师们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词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又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编《燕园学文录》给了我重温生命历程的机会。

　　1978年3月，作为受惠于“扩大招生”的一员，我比大多数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月才走进北大的校门。没想到，由此开始的与北大中文系的缘分竟绵延了三十多年，直到如今。入学前，我像很多77、78级的同窗一样，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虽然我们这一级不再称为“工农兵学员”，但除了未当过兵，吉林插队七年、北京工厂一年半的履历，已足够让我与“工农”沾上边。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我的就读专业除了文科变得无可选择：只学过一年初中数学，理化课程完全空白，我自然不会存非分之想。只不过，在这看似无奈的接受中，已有的社会阅历却成为学习人文学难得的凭借与底蕴。大学毕业前夕，假如不是因为担心被分配做中学老师，我很可能已经承继父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干上编辑一行。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应该去该社的《当代》杂志，和在诗歌散文组的父亲成为同事。而此“一念之差”，让我又一次无可选择地报考了研究生，并得以投入季镇淮先生门下，收敛起大学时代对唐诗的兴趣，转向那时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近代文学。从此，近代、尤其是晚清也让我倾注了最多心力，它对于我的意义已不只是研究对象，同时也内化为一种眼光与态度。无论走到哪里，“晚清”都会超越时空，介入我所在的当下。

　　研究生学业终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出现。自认为不适合做教师的我，仍然本能地希望逃避。填写分配意向时，我问季先生：“是把去文学研究所放在前面，还是留校作为第一志愿？”季先生并不理会我在问话中暗藏的排序，十分肯定地说：“当然先填留校。”我又是无可选择地服从了导师的要求，北大任教的生涯就此开始。而二十六年过去，教学相长，逐渐成熟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我自己。讲授专业课的压力，驱使我无法止步，必须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探讨新的课题。如今回想，我之所以能一路走来，有尺寸之进，最根本的原因是入读北大，并且自此没有离开燕园。我的无可选择，其实也正不必选择。

　　我很庆幸，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大的老师们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未能在讲台施展才华，遇到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学子，于是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词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又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老师指引与提携，我才能够在漫漫学术之路上起步。我也很庆幸，在我读研究生阶段，导师为季镇淮先生，他把我领进了近代文学研究之门。相对于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热闹的现代文学，时当1982年，夹在中间的近代文学还是一块灰暗、冷落的地带。季先生却以他高远的文学史眼光，认定此中大有可为，率先在此方向招生。我也得以追随先生，较早地踏足这块未经大力开垦的沃土，并与我喜欢的梁启超其人其文相遇。可以肯定地说，日后我所以在近代领域流连不去，其发端尽在季先生的宽容与赏识。从梁启超研究出发，晚清向我展开了更生动的面容与更丰厚的蕴藏。由此开掘出的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虽然似乎已游离我的本业“中国文学”，但在我看来，这恰是精彩纷呈的“近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而晚清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得到学界体认，“附庸”正在“蔚为大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这门学科逐渐成熟的一个印证。

　　为了编辑这个选本，按照复旦大学出版社丛书体例的要求，需要在每年的选文前写一段“纪事”。我不能完全信赖记忆，还得借助历年存留的文稿与所记的流水账，尽可能准确地还原现场。这次翻检让我有时间仔细地回溯往昔，许多感慨与感动油然而生。在一个不高的起点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而重新触摸那些发黄的纸页，温习当日老师的教诲时，在一张草稿的背面，无意中发现刚刚毕业的我第一次授课的记录——《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近现代文学讲座计划表》，不久前还是学生的我，名字竟然与我所尊敬的季镇淮、沈天佑、孙静、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们排列在一起：其中明白显示出的是，在学术之路上，老师们对我一贯的呵护与扶助。书中收录的三十年中的三十篇文章，从1980年的课程作业《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改写而成的第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到2009年为所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撰写的《缘起》，都是写于北大，可视为我的问学经历的一份记录。名之为《燕园学文录》，既是写实，也是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