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史学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史学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实际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这样的转变也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中发生着。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学科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理应更加敏感，也更加理性，也许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回顾和展望新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
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场合，能够见到这么多位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辈和朋友，《史学月刊》一直为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辛勤努力，真的是居功甚伟。回想起来，三十多年前，在座的各位怀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学者似乎天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情怀，在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有点生吞活剥地介绍和学习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几乎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功利色彩的理论热情，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反思当时我们认为关系到整个历史学发展路向和学术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也就随着改变了。那也是一个“世代交替”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亲历那段历史的各位老师、朋友，一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就难免心潮起伏。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的缘由之一。
我们也都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中理论探索的热情明显下降，曾经让诸多前辈和同行悬梁刺股、殚思竭虑的许多所谓理论问题，似乎已不再让更多的史学家激动。大家好像更加愿意回归到另一个被重塑过的学术传统中去，罕见或珍稀资料的收集整理、具体的个案或人物研究以及自以为传承自民国时代某些知名学者的若干问题与课题，吸引了众多年轻而聪颖的头脑的关注。20余年间，中国历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出现了明显的追求“小题大做”的趋势。这是一个必然性与片面性兼具的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量的罕见史籍、文稿钞本、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被搜集、整理、出版和数字化，许多原来不入“正统”历史学家法眼的课题被关注、描述和分析，各种作品色彩斑斓，复印出版的各类史料丛书琳琅满目。我们这代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时常常遇到的善本孤本查阅不易、海外资料搜集困难、民间文书散落私人手上等等备受困扰的问题，20余年间，似乎已经大大缓解。海内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他文献大量翻印出版，以往较为冷僻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大规模搜集和公开发表，各级各类档案对公众开放，到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阅读资料越来越便利。当年我们为了查找一部史籍要坐几天火车，到了收藏机构还要备受白眼，甚至申请等待多日仍不被批准阅读的情形，已经基本上不再重现。贮存于手提电脑或活动硬盘里面的“四库全书”、历代方志、基本古籍等等，成为学者们的“嚢中之物”，利用起来几乎不受时空的限制。而在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上，世界各国的公私档案、期刊报纸、商业文件等等，更是应有尽有。这样的局面绝对不是20年前我们所能充分预见到的，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发展着。
但与之同时，研究题目的“碎片化”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警觉。本来“小题大做”是好的学术态度的体现，也是年轻学者研究论文选题的一般规矩，但由于理论思考不足，读书不够，结果容易出现“小题”的背后欠缺大的问题意识的情形，许多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的著作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许多是在从比较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思维背景和学术史背景相对薄弱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开始的，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即使是在相当具体的研究领域内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们也常常是在自说自话，缺乏共同的问题与理论取向。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研究选题“碎片化”的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学术圈子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
我在其他的场合也讲过，“世代交替”之下中国史学的发展，可能又到了重新关注理论思考的学术价值的时候了。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这样一来，“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我们真的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展望新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我们要多理解新的学术世代，要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要比30余年前我们面对的更复杂、更艰难。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50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里去找资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在使用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
最后，还想多讲的一点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其学术影响必须是跨学科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某个领域。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研究》，其学术影响遍及欧美从事中国研究的几代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其实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做田野考古工作，但他依据大陆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所提出的理论，启发了欧美学者关于玛雅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对当代文化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学者有深刻影响。新的学术世代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要学有所本，功夫要扎实，思维要辩证，问题要明确，学术史背景的梳理要清楚，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气魄、雄心和眼界都要更大一些。
附记：本文是笔者2015年9月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主办的“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在发表它仅作了简单修改，并保持了发言稿的语言风格。
作者简介：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人，1959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现为中山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