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金秋十月，我应邀到上海讲学，归来时转道南京，拜访程千帆先生。此前虽也有缘面谒以及书札往来，但难得深入交谈。这回专程前往拜见，没有确定的话题，也不谈具体的学问，只希望听程先生随意发挥。这是我向老一辈学者请教时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与其规定题目，像新闻发布会那样有问有答，不如任其天马行空，更能展现饱学之士的风神潇洒。学者并非都如生姜越老越辣，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甚至已开始退化，远不及早年著述精彩；真正难得的，是其精神状态与文化趣味——后者除读书外，更多得益于岁月沧桑。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诗词，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另有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且“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是我愿意千里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题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此后，我家客厅里，便长期悬挂先生书赠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南京拜谒归来不久，我开始为《文汇读书周报》撰写系列短文，题曰“掬水集”，算是私下里向程先生致意。2000年7月，我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编就随笔集，又取名《掬水集》，写序时特意说明，这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程先生。这次来南京讲学，斟酌演讲正题，犹豫再三，猛抬头，见程先生墨宝，当即神闲气定、月白风清。
程千帆先生的赠联，出自唐人于良史的《春山夜月》，全诗如下：“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春山月色好，捧一捧清澈的泉水，就好像捧着一轮明月；弄花归来，香气浸润着衣衫，久久不散。这诗十年前知道的人不多，进我客厅者，多有打听出处的。现在不一样了，似乎很普及，因“掬水”、“弄花”这样优雅的举措，颇得年轻人的喜爱。
可如此“小资”的诗句，怎么跟“大学”话题挂得上钩？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先做一个测验：诸位回家乡，邻居问你，这四年、七年、十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怎么回答，是“上大学”呢，还是“读大学”？这两者，别人或许混同，我却认定其中细微的差异，大有讲究。
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往往对一些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大惑不解。比如“吃食堂”，这在语法上是讲不过去的。食堂既不是红薯，也不是猪肉，怎么吃？不管是水泥建的，还是木头盖的，都是又大又硬，除非你是《西游记》里的妖精，无论如何吞不下去。可凭语感，你明明知道，“食堂”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仅仅表示，你我在食堂吃饭，而不是把整个食堂吃下去。可接下来就麻烦了，留学生跟着造句：“我吃北京”、“你吃中国”。老师告诉他们不行，可为什么“吃食堂”可以，“吃北京”就不行？“吃北京”确实不行，你只能说“吃在北京”，或“在北京吃饭”。
这就牵涉到正题：“上大学”与“读大学”，二者到底有没有差异？我认为是有的。“上大学”很简单，那就是借贵校一方风水宝地，学我的专业知识，拿我的毕业证书，以便日后游走江湖，大显身手。“读大学”不一样，比这复杂得多了——不仅在大学里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前者假定“大学”是个固定的实体，我在其中读书、考试、嬉戏、游乐。后者则认定大学并非一尘不染，本身也在发展变化，是个有呼吸、有血肉、有生命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你在校园里生活，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大学”。换句话说，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既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结晶，也是在类似大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步步被酝酿、构造出来的；当它成为一门特定科目时，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本身参与到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全过程，其间的是非曲直，它都必须承担责任。同样念的是文学、艺术、物理、化学，我在北大、你在南大、他在东南大学，所学课程或许相同，但效果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都被所在的大学氛围所浸润。这些各具特色的“校园空气”，无法在互联网上传递，这也是大学永远存在，不可能被“虚拟课堂”或“标准教授”一统天下的原因。
进入正题之前，我讲一个小故事：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这话，一百一十年前被康有为拿来呈给光绪皇帝，借以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假如你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雕虫小技”。在我看来，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今天晚上，就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
一、作为“话题”的大学
我所理解的“读大学”，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这样，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才是鲜活的，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大家把“大学”作为业余的研究对象。可这样一来，会不会变成了“教育学博士”或“教育史专家”了呢？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两种“大学论”：一是专家著述，发表在各教育学院的学报上的；一是大众发言，刊登于报纸专栏或文化期刊。我本人因专业及趣味，更倾向于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
从“大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并谈论中国的大学问题，可以是激情彭湃，全身心投入，也可以是半心半意，将信将疑；还可以是偶尔瞄一眼，知道此话题的最新动态。我想，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保持“偶尔瞄一眼”的状态就够了。但这并非可有可无，有这一眼和没这一眼，还是不一样。你起码知道自己到底学习、生活在什么样的“校园”，知道所谓的“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并广泛传播的，也了解“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别小看“大学”二字，好“写”，但不好“读”。要真想了解“大学”及其相关问题，比如教育理念、运作程序、经费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形式、社会责任等等，那是一门专门学问。要想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且说到点子上，还真不容易。正因为考虑到中国大学问题之错综复杂，我从不敢唱高调，而且，重在“把脉”，而不是“开药方”。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理想性与可行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去问问，每个大学校长，都有吐不完的苦水，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挺委屈的。没错，很多批评大学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大学的具体运作，只是空谈玄理，说得很痛快，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等管理层，常常陷入日常事务以及人事纷争，忙于应付各种考查评比，见木不见林，大学因而越办越“没精神”。
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就好像今天的演讲题目，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别有幽怀的人文学者。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现状、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酒后的“谈资”，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对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中国大学的体制有问题；第二，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第三，正因为不稳定，有发展空间，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其实，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今天的中国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
举个例子，最近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扩招”的后遗症，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政治家说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可最初是经济学家提的建议，主要目的是拉动内需，让老百姓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今天终于开始放缓了脚步。据教育部今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增长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个百分点。而另一个数字，则看得你喜忧参半——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虽说教育部表态：此后将控制“招生增长”，但猛虎下山的惯势已经形成，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乃不可逆转的事实。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这是个好消息；可这好消息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抢”来的。高教大跃进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好多大学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今年3月两会期间，好多委员和代表谈及此问题。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高校在贷款泥潭中越陷越深。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灭顶之灾”。最后的结局，必定是中央财政及地方政府合力买单，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一大批“国立大学”破产。可这教训是深刻的，政府及媒体都不应对中国大学的现状盲目乐观。还有看不见的隐患，连年扩招的结果，大学生就业必定越来越难；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又使得大学的性格迅速蜕变，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如此严峻的局面，需要校长、教授们关心，也希望同学们留意，正所谓“教育兴亡，匹夫有责”也。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目前公众谈论大学的趣味及立场不以为然。大概一个月前，我在中山大学演讲，顺便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提到我对大学被娱乐化的担忧。还是以报纸为例。以前关于大学的新闻，主要出现在教育版、科技版、文化版上，偶尔也会在时政版露面，比如说国务院总理视察东南大学呀什么的。现在不一样，不少大学教授或有关大学的新闻，竟然在娱乐版出现，其风头一点不让影视明星。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可我觉得，这对大学形象是一种损害。记得十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走廊里，每星期都贴新剪报，有各大媒体关于北大的报道。现在不贴了，因为太多，而且负面的为主。大学成为街头巷尾谈笑的对象，再也没有神秘感，公众巴不得你出丑，好看热闹。现在传媒热炒的，有些是大学的失误，但有的不是。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在餐厅墙角装了部电梯，被媒体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可实际上，餐厅里装电梯，方便行动困难的老教授，没什么不对。——除非是施工中出现贪污受贿或工程质量问题，那应该追究。——就这点小事，人大校长纪宝成不断给各路媒体做解释，可人家就是不听。没有人去调查这部电梯是否有必要装、花了多少钱、决策过程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公众并不关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借题发挥，表达对于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的愤怒。这就有点冤枉了，真的。一个名牌大学，因为这么点小事，被炒成这个样子，难怪校长很气愤。可气愤也没用，“惟恐天下不乱”，这本来就是大众传媒的特点。
在我看来，大学与媒体，二者在趣味及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需要长远的眼光，后者讲究时效性。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十年后、百年后的事情，而总编辑则是“只争朝夕”，再好的新闻，过了一个星期，谁还要？以前，很多大学校长希望登报纸、上电视，现在回过味来，不太敢随便接受采访了。因为，媒体对你大学教授发表什么伟大论文，或者得了什么学术奖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老师抄袭或学生跳楼，那就非爆炒一番不可。这种状况，导致大学和媒体之间，互相猜忌，隔阂越来越深。其实，在欧美国家，报纸不会整天关心你大学里的事。除非你校长说错话，被赶下台；或者教授性骚扰，正在打官司。否则，大学校园里的日常工作，不会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
一句话，我希望同学们关注“大学”，了解其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又对今天中国“大学”被传媒过分关注，甚至被娱乐化，表示深深的担忧。在我看来，“大学”是个很严肃的话题，需要平心静气地认真面对。诸位，请不要说“人微言轻”，中国的大学该往哪儿走、能往哪儿走，跟你我的关注与介入不无关系。
二、作为“文本”的大学
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都有自己的“前视野”。我也不例外，是以一个“文学教授”的身份，闯进大学研究领域的。你看我的大学研究，不谈资源配置，不谈人事管理，也不谈教学法，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传说”、“神话”与“叙事”等。换句话说，我是把“文学”和“教育”两个专业嫁接起来，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谈“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史教育，我相信东大也不例外。北大校史馆很宏伟，百年校庆时建的，还配备了专门的研究人员。每年新生入学，都会要求他们先看校史馆。但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不是校长院长的训话，也不是校史馆里陈列的图片，或者校训校歌什么的，而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梆梆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大学的书籍、图像和文字材料、口头传说等，乃校史教育的关键。
十年前，我误打误撞，闯进了“大学研究”这个陌生领域。几乎从一开始，我就确定了自己的论述策略，那就是：不避雅俗，兼及文史，在叙事和论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谈大学，确实和教育学专家不太一样。从讲述“老北大的故事”起步，到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西南联大、新亚书院、南洋大学等，再到叩问“大学何为”，我谈大学，始终以问题为中心。不是教育史专家，很少涉及办学规模及经费预算等，关注的是这些大学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大学精神。为什么这么做，那是基于我对当代中国大学的理解。我曾说过：“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为什么热衷于谈“大学史”，那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为什么倾向于从“传说”、“叙事”、“神话”入手，那是因为，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作为文本来解读，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所谓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更可爱，更有亲和力，更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来说吧，他也喜欢讲大学故事。查《胡适留学日记》，1911年2月，胡适开始关注“本校发达史”；4月，阅读康乃尔大学创办人的传记资料；4月10日，开始撰写《康南耳君传》，8月25日文稿完成，9月3日修订，9月22日在中国学生组织的中国语演说会上演讲。此文1915年3月刊《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在台重刊此文，还加了个“自记”，说明当初的写作状态。此传就写“康南耳君”平生两件大事：创办北美洲电报事业和康乃尔大学。文中称：“当其初建学校时，常语白博士曰：吾欲令人人皆可于此中随所欲而求学焉（此语今刊于大学印章之上）。及其病笃，犹语白博士曰：天不能假我二十年，再赢一百万金，以供大学之用耶。嗟夫，此语滋可念也。”文后摹仿太史公：“胡适曰：若康南耳君者，可谓豪杰之士矣。”这种志向与趣味，与其日后问学从政时，均取“建设者的姿态”，大有关联。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做教育事业，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且坚信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当然，所有的“文本”，因其开放性，容易导致阐释的歧义。还是以胡适为例。1930年1月，新月书店推出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在序言中，胡适借用周亮工《书影》中鹦鹉救火的故事，略作表白：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可惜，这种“救火”的心情，右派左派都不领情，或判其“扰乱治安”，或讥其“小骂大帮忙”。
胡适所说的鹦鹉救火故事，实自佛经改编而成，最早见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其卷三称：“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 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故事又收入《幽明录》，此后历朝历代，有各种形式的转述与阐释。胡适不过借此表达一种“无力补天”但“有心救火”的情怀。而立志造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对此十分不满，撰《王道诗话》，批评胡适“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正是着眼于《人权论集序》中的那一羽“鹦鹉”。为配合文章，瞿秋白甚至专门写了四首诗，末一首云：“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由此可见，立场迥异的文化人或政治家，对同一个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像逻辑严密的理论文章，关于大学的“故事”或“传说”，因其如落英缤纷，大有自由驰骋的想像空间。这个时候，何为“正解”，何为“误读”，何为“借题发挥”，需要研究者认真辨析。
三、作为“象征”的大学
谈论作为“象征”的大学，最理想的例子，是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和饱学的教授，聚集在大后方昆明，潜心读书著述，探索真理，追求民主与正义，确实了不起。但除此之外，西南联大还有一个好处，它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你捧北大、清华、或者刻意表彰东南大学，都不保险，别的学校的学生都会撇嘴的。别看人家恭维你，说你是“精神圣地”，你就高兴；我告诉你，高高地供在神龛上，下不来，很难受的。世人都像九斤老太，喜欢抱怨“一代不如一代”。那些隐身于历史深处的，我们容易记得她的好处。相反，近在眼前的大学，不如意事常八九。北大近年老被开涮，清华好些，不过你读1994年《读书》上的《清华园里可读书？》，照样有很严厉的批评。对比今日中国大学之日渐世俗化，充满理想色彩的西南联大，更是让人感慨万端。从1946年刊行《联大八年》，到1986年出版《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这中间的四十年，西南联大其实不太被人牵挂。最近二十年，西南联大的故事方才逐渐发酵，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所神奇大学的基本状况及理论阐释，我在别的文章谈过，这里就不赘了。
今年春天到昆明讲学，在云南大学那一次，我专门讲了西南联大。一方面自信颇有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还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中山大学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本科生及助教，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还有我妻子的硕士导师季振淮先生，都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常听他们提起，当年闻先生怎么怎么、朱先生又如何如何，对联大时期师生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颇为心驰神往。从事人文研究的，和自然科学家不一样，除了基本史料及学术训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的心境和情怀。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一直往前走的，必定是某种“浩然正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读他们的文章，怀想联大往事，还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余温”。
抗战中西南联大的“笳吹弦诵”，确实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二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还有很多回忆录、日记、散文、随笔、小说等，这些读物，给普通读者很大的震撼，让我们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其日常生活、政治激情、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这其中，一对师生，沈从文和汪曾祺，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
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泡茶馆》，第二篇《西南联大中文系》，第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都是妙文。“泡茶馆”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在那个特定状态下，泡茶馆给了学生们阅读、思考、讨论、创作的自由，文章最后一段说，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第一，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不是穷泡，不是瞎聊，茶馆里照样读书；第三，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为北大80周年校庆而作。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是一脉相承，汪曾祺写文章时，特别强调联大老师讲课从来没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在所有关于联大的回忆文章里面，讲到人的，以文学院的教授为主，这一点与老北大一样。老北大的教授中，经常被追忆的，也基本上是文学院的教授。为什么？因为文学院的教授有个性，学问大小是一回事，但起码这“名士派头”比较容易入笔端。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属于不太被重视的“年轻教师”。我特别感慨的是，沈从文先生把他对小说的感觉，对文学的想象，带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来。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日后进了西南联大，开始讲“中国文学”，讲“中国小说”，教“文学习作”等。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小说作者和读者》，我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文学博士或文学教授，不仅不见得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且未必能够欣赏好的文学作品。大学里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表示好作品的读者增加，也不见得就有助于对作品理解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话，当然，他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作家。
这个作家，除了讲自己最拿手的小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教散文。那是一门叫“文学习作”的课程，第一次讲徐志摩的散文，第二次讲如何从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学习“抒情”。讲鲁迅没问题，讲周作人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1940年，周作人早已在北平投敌，当了汉奸，重庆的抗战文艺界也已经严厉声讨过了；但在昆明，沈从文居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讲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好。记得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刚讲了一个学期，就被人狠狠地告了一状，罪名是“褒扬汉奸”，因教材里选了周作人的文章。遥想半个多世纪前，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事态还不知往哪个方向发展，西南联大居然允许教授在课堂上讲授“汉奸的文章”，这点特别让我震惊。这我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谈起西南联大，都说那时教授们讲课非常自由。
我关注的，还包括讲授者如何从周氏兄弟的作品里读出“抒情”来。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觉得，周氏兄弟的“议论”非常精彩，他们有思想家的风度，有叛逆精神，有丰富的学识，但大家不太注意作家压在纸背的心情。而沈从文不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他敏感到鲁迅、周作人那些精彩的杂文、随笔中，蕴涵着作者的深情。徐志摩的抒情——好坏不论，大家都一眼就能看出来；而鲁迅、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抒情，则是作家沈从文的独特发现。这篇文章专门比较周氏兄弟的散文随笔和徐志摩的抒情有何不同，用的是形象化的表述方式。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读“文学概论”出来的人，他凭自己的艺术感觉说话。比如他说：徐志摩散文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情感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润的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化炫目。这种表述方式，和我们平常写论文完全不一样。下面讲到鲁迅和周作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憎恨的咀咒。”不用说，前面是指周作人，后面是指鲁迅。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和徐志摩的文章之所以不一样，那是因为，前者是中年文章，后者是少年文章。这些论述，都是凭感觉，凭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体贴”来完成的。一个作家，进入大学课堂后，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本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才有效。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四、作为“箭垛”的大学
有这么个笑话：某同学到外地大学找朋友，朋友不在，隔壁的同学一听说是北大博士生，立刻把他赶出来，还说：你不说北大我还不生气，你一说北大，非让你马上离开这里不可。我不晓得这故事的起源，但很像是在网络上创作并流传开来的。这故事弄得北大的留学生很紧张，不知道出门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乔装打扮。我说，没那么严重，这笑话背后，是很多人对北大爱恨交加，故喜欢拿北大“开涮”。
这所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北京大学，今天备受各种“道德诉求”以及“流言蜚语”的困扰。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则未必。作为“当事人”，北大校方有时觉得很委屈，努力辩解，但无济于事。原因是，你还没来得及把委屈讲完，公众已经兴趣转移了。传媒的特点是“喜新厌旧”，三五天后，必定是雨过天晴——说对了，不会死缠烂打；说错了，也没人给你平反。
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又在爆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2007年4月22日《文汇报》上有一《忍看“北大南墙”成“酒店北墙”》，其义愤填膺的批驳，有些不太符合实际。主要批评有三：难道只有泡“地下3000米开采的温泉水”你才能思考？钱都用来建酒店，怎么支持“本科基础教育、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还有就是“北大每年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虽不是校长或新闻发言人，但我可以替北大略为辩解。北大静园打地热井的全过程，我们都亲眼看见。现在，北大勺园以及学生澡堂用的，还有将来为奥运会乒乓球馆提供生活热水的，都是这口地热井。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使酒店显得“高档”而专门开采温泉。至于建酒店的钱，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而说到北大的外事活动，好些是政府决策，比如请某国总统演讲，或授予某人名誉博士学位，都不是北大想做就能做的。记得有一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让秘书找北大，希望访华时，来北京大学演讲；若能获得北大的荣誉博士，他将“有所表示”。北大很高兴，报上去了，可国家出于某种战略考虑，改由深圳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诸位不要以为，北大有权随意颁发名誉博士，并因此而获得好处。至于大国总统来访，保安措施格外严密，对正常的教学秩序是有影响的，这也并非大学本意。
有趣的是，在校园附近建酒店，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而且开业在先，未见纷争；为何轮到北大，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正是这一点，使得很多人对大学“有气”，于是，只好拿北大“说事”。《文汇报》文章对北大的批评，也许不够准确，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具普遍性。
委屈吗？不见得。你的一举一动，无论对错，很容易成为全国性新闻。所谓“北大无小事”，既是光荣，也是一种负担。只是从去年开始，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以前是教授抄袭、学生卖猪肉，那还是指向个别人；现在不一样，引进人才有假、校园游览限制、未名湖畔拆迁，以及被香港诸大学“打成二流”等，针对的都是整个学校的形象。我说过，北大的“危机处理”能力太差，不能在第一时间讲清楚，等媒体把话题炒热了、炒糊了，你再迈着四方步，站出来，做些四平八稳的解释或表态，管什么用？
记得上世纪20年代，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声誉如日中天，胡适说过：“暴得大名，不祥。”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将北大视为“精神乐土”、“文化圣地”，绝不允许北大“堕落”——也不管这是不是必要的妥协。这种“决绝”的姿态，让北大人感动，也让北大人为难。承受这么多的“关爱”，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就好像李清照的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现实生活中，北大不可能如此“纯粹”，也有很多“杂质”，那些激烈批评北大的人，很可能是“爱之深故责之切”。
记得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有关于母题演变的一段话：“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这“箭垛式人物”的建立，甚至牵涉到地点。广东人就很不服气，谁都知道“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有几人晓得包公在肇庆任端州府尹三年，到底做了哪些事？
谈大学也一样，喜欢拿“北大”当靶子，这一趋势早就形成。谁让你得到那么多的关爱，所谓“万千宠爱集一身”，不骂你骂谁，不灭你灭谁？对于诸多谈论北大的文章，我的总体评价是：北大没像表扬的人说的那么好，也没像批评的人说的那么差。媒体上诸多“北大论”，你不妨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大学困境及出路的思考；这样想，不管你喜不喜欢北大，读这些文章时，心态都会平和多了。
我曾套用张爱玲的话，说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在北大出名很容易，好名恶名都是“唾手可得”。既然成为“箭垛式大学”，既收获光荣与梦想，也得接受泪水与委屈。世人借批评北大来展开思想交锋，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因此，请允许我先阿Q一下——能给学界及大众提供有思想深度的“话题”，也算是北大的一种贡献。几年前，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引起很大争议，我就说过类似的话。校内校外，这么多人都来关注北大的改革，并进而讨论所谓的“大学之道”，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甚至认为，也只能是北大，才有这样的局面：包括校内激烈的争辩，公众参与的热情，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在其他学校，即便想这么做，也没这个效果。
五、作为“景观”的大学
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旅游景观”来论述，不是蔑视其悠久传统与辉煌学术，而是突出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我到剑桥访问，那里的教授很高兴地告知，现在报考剑桥的中国学生特别多，而且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校园游览，一问，都是受《再别康桥》的诱惑。那首诗很早就进入了中学课本，所以，凡在中国念过中学的，都知道英国的剑桥大学。
这么多外国好大学，就属剑桥在中国名声最大——我说的不是学界，而是一般大众——这绝对与徐志摩的“礼赞”有关。我甚至说，徐志摩是剑桥大学的“形象大使”，在中国，一说剑桥，马上想到的就是诗人徐志摩——他的诗文，他的经历，还有他的丰神俊朗与儒雅风流。
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遥想“康桥”时，很难不受徐志摩诗文的暗示或影响。而在此之前，已有好些海外游记提及这所著名学府，只是都不如徐志摩的深情投入以及“彩笔丽藻”。比如，康有为游览剑桥的文章，便很少有人关注。这里有个特殊因缘，康有为描写剑桥的文字，生前没有公开刊印，一直作为手稿流传。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方才刊行包括影印手迹及43页释文的《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故学界很少谈及。
在晚清政坛叱咤风云的维新志士康有为，1898年9月因戊戌变法失败，开始流亡海外，十六年后方才归来。康回国后，曾请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二十七字，颇为简洁地描述了其经历。曾八次赴英的康有为，于1904年7月21－24日访问牛津大学，8月11－13日游览剑桥大学。在这册游记手稿中，康有为记录了其游神学馆、考试馆、博物馆、学生公食堂、钟楼等处，但更关心这两所大学的学制及教学方式。毕竟是政治家，康有为边游览，边对照国内情况，发表议论。如感叹中国人为科举考试而钻研八股和楷法的同时，英国人正专注于新器和专利；还有“盖以大概之学风论之，各国大学校之俗甚类吾粤之大馆，进上亦及于菊坡、学海与杭州之诂经精舍”。终于碰到汉学家了，剑桥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希望与之交谈中华文化，康有为十分兴奋，大加发挥。此游记兼及作者考察欧美各国学校之体会，属于借游记写胸怀和学识，真正对校园景色的描写，反而不多。因此，以下这段描写，显得很可贵：“监布列住大学校，距伦敦汽车一时许。近学处市街清洁，绿树阴森。教习斋路士君遣马车来迎，出妻女相见。令其女先导游女大学校，与吾女同璧偕。花草绕径，大院石筑二层，长廊绕之。藏书楼数万卷，上下两列。学分神、文、医、算、物理、拉丁、德、法语诸科，但无律耳。三年毕业。女学生一百二十五人，多年廿余岁者。……女大学不设科第。盖欧洲各国旧俗仍抑女，大学皆无科第，此惟美国平等耳。……此事终让美人出一头地，吾取美矣。吾国若立女大学，当如美之给予科第，令黄崇嘏常出世间焉。”这里所说的“黄崇嘏”，是五代时前蜀的一位奇女子，聪敏好学，精通经史，长于诗文书画，曾女扮男装，进入仕途，且政绩不错。她那传奇经历，后来的诗话、笔记等多有记载，而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更是大加铺排。
现在谈剑桥，几乎没有人关注康有为，大家知道的，都是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写康桥的诗文，主要是《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假定你去剑桥大学，不管是念书还是旅游，你读《再别康桥》，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图书馆在哪儿，课程设计如何，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这些有用的信息，《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够。请大家注意，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念书，后转伦敦大学；1921年开始写诗，并进入剑桥皇家学院当特别生。什么叫“特别生”，就是只注册，没学籍，也不用考试。1922年回国，徐写了一首新诗——《康桥，再会吧》。1925年欧游，徐志摩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重返校园，便有了那首声名远扬的《再别康桥》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此诗句，不知迷倒了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可作为“旅行指南”，只讲“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不合适。这样读书当然很惬意，但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作为诗人，徐志摩敏感到康桥自然的美，但忽视了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获取知识。在剑桥呆了一年半，诗人偶尔也会上上图书馆，或去教室听听课；但因为是特别生，没有考试等压力，也未能真切体会这所大学严肃认真乃至刻苦古板的一面。
因此，我请大家读另一篇文章，那就是萧乾写的《负笈剑桥》。这文章刊于1984年5月的《文汇月刊》，后收入三联书店1987年版《负笈剑桥》，是作者毕业四十年后，重回剑桥时写的。萧乾当过《大公报》记者，知道民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文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负笈剑桥》虽没有徐文洒脱，却比徐文更有用。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积极准备撰写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硕士论文，所以，萧乾对剑桥大学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徐志摩给我们描摩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那当然是剑桥，但不是剑桥的全部。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刚说过在野外散步，很舒适，话锋一转，便是：剑桥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它主要的一面，那就是对真理的刻苦追求。
萧乾说的没错，任何一所大学，都有闲适的、抒情的一面，也都有刻苦的、枯燥的一面，问题是，所有的追忆者，都愿意畅谈前一方面，而冷落后一方面。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的书，我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值得推荐的，还是徐志摩和萧乾的诗文。因为，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少年情怀，一个则是回首往事的睿智长者，两者不可偏废。有了少年情怀还不够，还必须有中年的沧桑与理性，才能真正理解古老的剑桥大学。
此外，还有一本书值得推荐。1975年，当时的年轻教师，日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撰写并出版了《剑桥语丝》。那年，他刚好四十岁，正是学识与激情相得益彰的时候。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还有一个学者，三人谈论同一个优雅迷人的大学校园，角度迥异，可互相补充。一所大学，或者一座城市，能有几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或学者倾心于此，写出优美的诗文并流播开去，实在是很幸运。某种意义上，这些诗文，可看作兼具学问与温情的“旅游手册”；起码对于像我这样喜欢游玩的人来说，是这样的。
六、作为“文物”的大学
我关注大学里的“老房子”，主要立足于教育史，而不是建筑史。说白了，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学问。借助此等文化遗存，思接千古，浮想联翩，这样的“文人习气”，跟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十几年前，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在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遗址盘桓。落日余晖中，默念着道统祠的那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只可惜人去楼空，二程遗风荡然无存。倒是那两棵阅尽沧桑的汉封将军柏令我肃然起敬，绕树三匝，唯有沉默能够表达这种深深的敬畏。此后，凡外出游览，我必寻访书院遗迹，或大学里的老房子，既拍照片，也钞碑文，企望有朝一日，能写一部游记体的兼及理趣与闲情的“中国书院/大学史”。2001年暑假的江西之行，让我对书院建筑及遗址的现状，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就在鹅湖书院的泮池边，抚摸着石拱桥的雕栏，我告诉正在策划“寻踪丛书”的L君，认领了“中国书院”这一选题。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我爽约，接下来出版社也改弦易帜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应某电视台之邀，在摄影机前表演了一回——穿梭于景山脚下的老北大遗址，指点着各式建筑，讲述“老北大的故事”。片子播出后，据说很受欢迎；于是，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制作人跑来，让我帮助策划“世界著名大学”的专题片。当时的设想是，就按我马神庙及汉花园讲故事的模式，于访谈见风景，以建筑写精神，上则传播文化理念，中则介绍大学体制，下则渲染大学风光。我答应了，条件是：拍过国外大学，接着拍国内大学；如此中西兼顾，方能显示作者之情怀。很可惜，学者的认真执著与电视人的多快好省，脚步很难合拍。忙碌了大半年，制作人不见了。据说是人家嫌我们太较真，拍这样的片子，还写脚本，还请专家，还拒绝俊男靓女、想找各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来当“解说”。没那么复杂，派两个人，扛摄像机进校园，问路旁的大学生，这是什么楼，那叫什么湖，很有名是不是，好，拍下来，回去剪接，不就行了吗？如此“牛头不对马嘴”，让我很伤心。此后虽不断有人旧事重提，我却没有勇气重做冯妇。
这本来是个好主意，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本身就是刻在墙上的大学史。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往往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我则一口咬定，首先是“重要史迹”，而后才是“代表性建筑”。最近，《建筑与文化》做了一个专辑，以中国大学110周年为由头，请不同专业的学者讲述各个历史阶段的大学建筑。我的文章题目是《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写给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校园里的老建筑，早就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是活的文物，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薪火相传”。只是随着大学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焕然一新的“大学城”，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异彩纷呈、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
近年谈大学精神，很多人标举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是从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略加变化而来的。一定要在“大楼”与“大师”之间做选择，我当然只能站在梅校长一边；可这么说，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无论高低雅俗，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所曾经的风雨历程，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这倒让我想起汪曾祺1986年写的《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请允许我套用——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是不成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
几年前，应邀在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做《中国大学百年》的专题演说。结束时，主持人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仓促之中，脱口说出：“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这话后来不断被人引述，也有批评说是“不切实际”——只会“写诗”、“做梦”，怎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想，他们是误会了，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探究真理、养成人格。如果有人问：“你读过大学吗？”有两种回答：一是交学历证书，二是谈心灵感受。二者都有道理，但不可偏废。今日的大学生，明天的好校友，我相信母校对你们的期待，不仅是衣锦还乡或捐资助学，更重要的是，学会跟大学的历史、现状、建筑、精神等进行不懈的对话。
关于大学生活的各种追忆与讲述，很迷人，但也很脆弱，值得今人格外珍惜。不妨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一般来说，校庆出版物的学术水平都不高，因为只能说好话，就好像祝寿，不能扫人家的兴头。可我收藏校庆纪念物，从报刊书籍到邮票首日封，因为，这是一种“成人仪式”，有它，你多一份温馨，同时多一点历史记忆。世人喜欢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这本身是有盲点的，比如，遗失了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悲惨世界”。另外，当论者津津有味地品鉴“过去的大学”时，你以为他/她已经沉入历史深处，不，那往往正是他们感怀当下的地方。
好，回到标题“弄花香满衣”。我提醒诸位，所有关于大学的谈论，都包含着选择性的“遗忘”。一如诗人之“弄花”，关注其容光焕发、香气逼人的精彩瞬间，而不是作为植物的牡丹、玫瑰等漫长的一生。那是真实的情景，但并非全部；是一种精挑细选后的“真实”。或许，正像诗人所描述的，在“掬水”的那一瞬间，你感觉“月”真的“在手”。可这月色，值得格外珍惜，一不小心，水从指缝间漏走，月也就消失了。
我对自己以及诸位的期待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2009年1月30日，破五的鞭炮声中，据记录稿整理成文）
【附记：我曾就此话题，在东南大学（2007年5月15日）、浙江大学（2007年12月16日）和海南大学（2009年1月5日）做专题演讲；这回发表的整理稿，以东南大学所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