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作家

摘要：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

一

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護雅夫则以Ercu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u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

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二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

但是据護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牛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a），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

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護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u 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u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

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

 

三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合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一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合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

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

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護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護，同上，188页）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

“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

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護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

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

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護，同上，187页）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a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入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叫贿赂了。”（银卷，8页）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

 

四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

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人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昵？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

本文来源：《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