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访笺杂记

郑振铎:作家、学者

摘要:九月初,战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相见时,带着说不出凄惋的感情,我们又提到印这笺谱的事。“便印一百部,总不会没人要的。”鲁迅先生道。“回去便进行。”我道。

我搜求明代雕版画已十余年,初仅留意小说戏曲的插图,后更推及于画谱及他书之有插图者。所得未及百种。前年冬,因偶然的机缘,一时获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经二百余种。于是宋元以来的版画史,粗可踪迹。间亦以余力,旁鹜清代木刻画籍。然不甚重视之。像万寿盛典图、避暑山庄图、泛槎图、百美新咏一类的书,虽亦精工,然颇嫌其匠气过重。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为的是十年来久和毛笔绝缘。虽未尝不欣赏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却视之无殊于诸画谱。

约在六年前,偶于上海有正书局得诗笺数十幅,颇为之心动;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样精丽细腻的成绩。仿佛记得那时所得的笺画,刻的是罗两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干从十竹斋画谱描摹下来的折枝花卉和蔬果。这些笺纸,终于舍不得用,都分赠给友人们当作案头清供了。

二十年九月,我到北平教书,琉璃厂的书店断不了我的足迹。有一天,偶过清秘阁,选购得笺纸若干种,颇高兴。觉得比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只是作为礼物送人。

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我们对于木刻画有同嗜。但鲁迅先生所搜集的范围却比我广泛得多了;他尝斥资重印士敏土之图数百部——后来这部书竟鼓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画的创作的风气。他很早的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以为北平的笺纸是值得搜访而成为专书的。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更不易进行。我答应一到北平,立刻便开始工作。预定只印五十部分赠友人们。

我回北平后,便设法进行刷印笺谱的工作。第一着还是先到清秘阁。在这里又购得好些笺样。和他们谈起刷印笺谱之事时,掌柜的却斩钉截铁的回绝了。说是五十部绝对不能开印。他们有种种理由:板片太多,拼合不易,刷印时调色过难;印数少,板刚拼好,调色尚未顺手,便已竣工,损失未免过甚。他们自己每次开印总是五千一万的。

“那么印一百部呢?”我说。

他们答道:“且等印的时候再商量罢。”

这场交涉虽是没有什么结果,但看他们口气很松动,我想印一百部也许不成问题。正要再向别的南纸店进行,而热河的战事开始了,一搁置便是一年。

九月初,战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相见时,带着说不出凄惋的感情,我们又提到印这笺谱的事。

“便印一百部,总不会没人要的。”鲁迅先生道。

“回去便进行。”我道。

工作便又开始进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访笺样,清秘阁不必再去。由清秘阁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阁。在那里很惊奇的发见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转以十竹斋、萝轩诸笺为烦琐、为做作。像这样的一片园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弃了一幅。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父氏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都使我喜欢。

过了五六天,又进城到琉璃厂,由淳菁阁再往西走,第一家是松华斋;松华斋对门在路南的是松古斋。由松华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斋。再西便是厂西门,没有别的南纸店了。

先进松华斋,在他们的笺样簿里,又见到陈师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笺。说他们“清秀”是不够的,“神采之笔”的话也有些空洞。只是赞赏,无心批判。陈半丁、齐白石二氏所作,其笔触和色调,和师曾有些同流,惟较为繁缛燠煖。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屑于形似的。我很满意的得到不少的收获。

带着未消逝的快慰,过街而到松古斋。古旧的门面,老店的规模,却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笺。所谓洋式笺,便是把中国纸染了矾水,可以用钢笔写;而笺上所绘的大都是迎亲、抬轿、舞灯、拉车一类的本地风光;笔法粗劣,且惯喜以浓红大绿涂抹的。其少数还保存着旧式的图版画。然以柔和的线条,温蒨的色调,刷印在又涩又糙的矾水拖过的人造纸面上,却格外的显得不调和。那一片一块的浮出的彩光,大损中国画的秀丽的情绪。

懿文斋没有什么新式样的画笺,所有的都是光宣时所流行的李伯霖、刘锡玲、戴伯和、李毓如诸人之作;只是谐俗的应市的通用笺而已。故所画不离吉祥、喜庆之景物,以至通俗的着色花鸟一类的东西。但我仍选购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厂已是九月底;这一次是由清秘阁向东走。偏东路北是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了不少。我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等,刻工较清秘阁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

半个下午,便完全耗在荣宝斋,和他们谈到印笺谱的事,他们也有难色,觉得连印一百部都不易动工;但仍是那么游移其词的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时候再商量罢。”

从荣宝斋东行,过厂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过海王村东行,路北有静文斋,也是很大的一家笺肆。当我一天走进静文斋的时候,已在午后,太阳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蓝布套的桌上,我带着怡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很高兴的发现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吴待秋、汤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笺,也富于繁颐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足备一格。

静文斋的附近,路南有荣禄堂,规模似很大,却已衰颓不堪,久已不印笺。亦有笺样簿,却零星散乱,尘土封之,似久已无从顾问及之。循样以求。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败变色,盖搁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纸都用舶来之薄而透明的一种,色彩偏重于浓红深绿,似意在迎合光宣时代市人们的口味。肆主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余,惟精神尚矍铄,与谈往事,娓娓可听。但搜求将一小时,所得仅缦卿作的数笺。由荣禄更东行,近厂东门,路北有宝晋斋。此肆诗笺,都为光宣时代的旧型,佳者殊鲜,仅选得朱良材作的数笺。

出厂东门折而南,过一尺大街,即入杨梅竹斜街。东行百数步,路北有成兴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笺,又有清末为慈禧代笔的女画家缪素筠作的花鸟笺;在光宣时代似为一当令的笺店。然笺样都缺,月令笺仅存其七。再东行有彝宝斋,笺样多陈列窗间,并样簿而无之。选得王诏作的花鸟笺十余幅,颇可观,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数次的所得,都陆续的寄给鲁迅先生,由他负最后选择的责任。寄去的大约有五百数十种,由他选定的是三百三十余幅,就是现在印出来的样式。

这部北平笺谱所以有现在的样式,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

说起访笺的经过来,也不是没有失望与徒劳。我不单在厂甸一带访求。在别的地方也尝随时随地的留意过,却都不曾给我以满足。好几个大市场里,都没有什么好的笺样被发现。有一次,曾从东单牌楼走到东四牌楼,经隆福寺街东口而更往北走,推门而入的南纸店不下十家,大多数都只售洋纸笔墨和八行素笺。最高明的也只卖少数的拱花笺,却是那么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当一顾。

在厂甸也不是不曾遇见同样狼狈的事。厂甸中段的十字街头,路南有两家规模不小的南纸店,一名崇文堂,在路东,有笺样簿,多转贩自诸大肆者。一名中和丰,在路西,专售运动器具及纸墨,并诗笺而无之。由崇文东行数十步,路南有豹文斋,专售故宫博物院出品,亦尝翻刻黄瘿瓢人物笺,然执以较清秘、荣宝所刻,则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广,搜访所未及者一定还有不少。即在琉璃厂,像伦池斋,因无笺样簿遂失之交臂。他们所刻“思古人笺”,版已还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涛花卉笺四幅,刻印俱精,色调亦柔和可爱。惜全书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诸文士利用之笺纸,每多设计奇诡,绘刻精丽的。惟访求较为不易。补所未备,当俟异日。

选笺既定,第二步便交涉刷印。淳菁、松华、松古三家,一说便无问题。荣宝、宝晋、静文诸家,初亦坚执百部不能动工之说,然终亦答应下来。独清秘最为顽强,交涉了好多次,他们不是说百部太少不能印,便是说人工不够没有工夫印;再说下去便给你个不理睬;任你说得舌疲唇焦,他们只是给你个不理睬,颇想抽出他们的一部分不印,终于割舍不下溥心畲、江采诸家的二十余幅作品。再三奉托了刘淑度女士和他们商量,方才肯答应印。而色调较繁的十余幅蔬果笺,却仍因无人担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笺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荣禄堂的笺纸,原只想印缦卿作的四幅,他们说年代已久,不知板片还在否,找得出来便可开印,只怕残缺不全,但后来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后到彝宝斋,一位仿佛湖南口音的掌柜的,一开口便说:“不能印,现在已经没有印刷这种信笺的工人了,我们自己要几千几万份的印,尚且不能,何况一百张。”我见他说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单给他看,他无辞可对,只得说老实话:“成兴斋和我们是联号,你老到他们那里看看罢,这些花鸟笺的板片他们那里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到成兴斋一打听,果然那板片已归他们所有。

为了访问画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费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数的画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对于近代的画坛是那样的生疏。访之笺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润单间亦无之。打听了好久,有的还是见到了他的画幅,看到他的图章方才知道。只有缦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刻工实为制笺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许不下于画家。因彩色诗笺,不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板片;笺画之有无精神,全靠分板之能否得当。画家可以恣意的使用着颜料,刻工必须仔细的把那么复杂的颜色,分析为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单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坏,是主宰着制笺的命运的。在北平笺谱里,实在不能不把画家和刻工并列着。但为访问刻工姓名,也颇遭白眼,他们都觉得这是可怪的事,至多只是敷衍的回答着。有的是经了再三的追问,四处的访求,方才能够确知的。有的因为年代已久,实在无法知道。目录里所注的刻工姓名,实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后定的。宋版书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叶以后。刻图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钤、王士珩、魏少峰、刘素明、黄应瑞、刘应祖、洪国良、项南洲、黄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后则刻工渐被视为贱技,亦鲜有自标姓名者。当此木板雕刻业像晨星似的摇摇欲坠之时,而复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板史末页上重要的文献。

淳菁阁的刻工,姓张但不知其名;他们说此人已死,人皆称之为张老西,住厂西门,其技能为一时之最。我根据了张老西的这个诨名,到处的打听着,后来还是托荣宝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启和。松华斋的刻工,据说是专门为他们刻笺的,也姓张;经了好多次的追问,才知道其名为东山。静文斋的刻工,初仅知其名为板儿杨,再三恳托着去查问,才知道其名为华庭。清秘阁的刻工,也经了数次的访问后,方知其亦为张东山。因此,我颇疑刻工和制笺业的关系,也许不完全是处在雇工的地位;他们也许是自立门户,有求始应,像画家那个样子的。然未细访,不能详。

荣宝斋的刻工名李振怀,懿文斋的刻工名李仲武,松古斋的刻工名杨朝正,成兴斋的刻工名杨文、萧桂,也颇费恳托,方能访知。至于荣禄、宝晋二家,则因刻者年代已久,他们已实在记不清了。姑阙之。刻工中,以张、李、杨三名为多,颇疑其有系属的关系,像明末之安徽黄氏、鲍氏。这种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手工业是至今也还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为制笺的重要一个步骤,因不仅拆板不易,即拼板、调色,亦煞费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记其姓名。

对此数册之笺谱,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沧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负搜访的勤劳,故记之如右。

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本文来源:《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