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钟敬文:民俗学家、散文作家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我现在已经85岁了。记得从十一二岁起就常跟书籍打交道,并且那么热爱它。数十年来,前后购置的书籍,总有两三万册以上吧。经过多次劫难之后,十来年添添补补,现在身边还存有万把册。但是,这些可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发底下,不,还有窗台、地板上,……总之,我的藏书虽然不算太少,却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有的只是卧室兼书斋,客室兼书斋,……

  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学术研究者,书籍是我的食粮,也是我的资本。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就养成了那种积书的习惯。我出生在缺文化祖传的家庭,生长的地方又是一个山货集散的小市镇,在那里,不但没有什么公共图书馆,也没有出售书刊的商店。那些时候,我手头有的一些书如《三国演义》、《随园诗话》、《春秋左氏传》等,都是从那些每年一两次来到我们市镇上的卖书行商那里得来的。稍后,我把平日省下来的零用钱,寄到上海或汕头等大商埠去邮购。记得那时所得到的,有《楚辞》、《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以及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馆出版的那些早期的新文学书。这些时期,自然谈不到什么书斋,那些为数不多的书籍,大都只装在竹箱子里和堆放在书桌上。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对它的诵读,还感到滋滋有味。我的一点国学基础,大概就是那时建筑起来的。20岁以后,我陆续住居过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得书的机会更多,求书的胃口也更大了。在杭州的几年里,我就积了不少的新旧书刊。但这些书籍,每天只伴随着我的起居,并要与来往的每个客人见面。它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处——书斋。

  因为喜欢书的内容,“爱屋及乌”,也自然要关心到书的外表。我没有钱收藏宋刊、明本,但手头有些影宋本,看看就不免移神。记不得从哪些时候起,我学会修补旧书。现在书架上或书箱里的许多木版书,可能有十分之二三,那封皮是经我改换过,或卷册是经我重订过的。我有时看看这些自己改动过的书本,不禁有点儿得意,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的。记得英国近代散文家吉星在他的名著《亨利·来克夫特手记》里谈到藏书的话,他说从不介意书籍的外貌是否雅观,只要它不完全散开就行。这是他的癖性。我却有些异样,见到手边书本形体上有些毛病,总是难免不舒服。至于为了保护书的干净,或者说保住它的青春,我总是要把那些平装书用厚纸包裹起来。现在年纪老了,修补的工作已经不大做,但是包书皮的活还没有完全罢手。如果说,在那些散乱的书册上多少有些个人的烙印,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吧。

  书斋,是贮藏书籍的地方,也是个人诵读的地方。它是一种私人的小图书馆。古人称赞读书的理想环境是“明窗净几”。我现在的卧室兼书斋,东面有个玻璃窗,南边也有玻璃的门(晒台门)和窗,窗外有几株高耸的合欢树。室内有一张旧书桌,原来相当宽,但是大部分的位置都给堆积的资料包、书籍、信件等占去了。好在仍然剩下一尺见方以上的地盘,可以让我放上一两本掀开来读的书。只要读的书能增益,启发我的心智,或者能掀动我的感情、想象,我就会沉醉在那里面。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从中采取一定的知识或资料。这种有明显目的的诵读,自然是不可少的。我近年多数时间的开卷活动,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排除在书堆里偶然取出一本来诵读或吟咏。这样做既摆脱了那种“赶任务”的拘束,又能从容涵泳,心灵上的收获就可能更加深切,味道也可能更加渊永。可惜这种读书的时候太少了。我们不但在生命上是匆匆的过客,在活动上也是处于“责任”笼子里的一头动物呀!——不过让我补说一句:这种责任是我们自觉的。

  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法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时期以来我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以(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却是相连、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以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联,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二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是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起就爱读它,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唯物论艺术理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书斋,一般又是主人文字作业的工场。我的一些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的写作,差不多都是在那“兼职”的书斋里完成的。说到写作,我觉得自己有个习惯(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或坏的习惯),那就是写文章,除了事前有个题目和大致构想(有时也草出大纲)之外,那些具体的意思、段落以至词句,都是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稿纸,一面执笔,一面抽思,断断续续逐渐构成的。第一次出来的是极潦草的、给自己看的草稿。第二次抄正后,再加以仔细改订方算了事。记得青年时写过许多散文或论文(诗歌作品例外),都好像没有这样折腾、费劲。像上说难产状态,我想案上的灯光或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它们有知觉,也许会偷偷地笑我的吧。

  谈到写作,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我的书籍是散乱放置在屋内各处的,加以没有比较详细的目录分类可查,或助手帮助寻觅,因此有时写作或研究问题时,要找某一本书(或者几本书)查考一下,明明记得自己有那本书却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不得已,只好向学校图书馆或同事们那里去借阅。这种烦恼,由于近来精力和记忆的衰退就更为突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书多和没有统一安放处,也是不能否认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我有时不免喃喃自嘲或苦笑了。

  记得老托尔斯泰曾为那从石缝里硬长出来的小树所感动。我没有小树那种坚强。但是,我能满足于我“兼职”的书斋,并且曾经充分利用过它,还将继续利用着它(在我生活着的时候)。

  1988年2月14日,北师大小红楼

  本文来源:《钟敬文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摘要:我现在已经85岁了。记得从十一二岁起就常跟书籍打交道,并且那么热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