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儒学研究专家、教师
一、国学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可见，这里“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之学校。“国学”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学术，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相对于“西学”称“中学”，后改称“国学”，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概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中西古今文化交流冲突，国学没有，也不可能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疆域、规范、典范。但大致可以肯定，近代的“国学”概念主要是相对于新学、西学（外学）而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地位，凸显中国学术文化的自身特征，很大程度上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近代的“国学”概念后来又相继演变出“国粹”、“国故”等概念词。有感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清末民初有一批知名的学者，形成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学术文化思潮。他们以陶铸国魂为号召，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文化保守特点尤为明显，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由“国学”、“国粹”后来又发展出“国故”一词。其实“国故”一词也是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国故”一词是指国家遭受的凶、丧、战等重大变故。到了晚清，“国故”曾经了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国故”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为了弘扬国学，章太炎除了发行《国粹学报》，还出版《国故论衡》，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进一步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大致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由于章太炎的声望和影响，“国故”一词开始广为人所接受。于是，“国学”又有了“国故”的称谓。王淄尘在《国学讲话》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 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所说的“国学”一般有狭义、广义、泛义之分。
狭义的国学则专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方面，诸如历史、哲学、伦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具体指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及其思想观念体系。尽管涉及的门类甚多，内容广泛，但传统的精神文明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广义的国学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同的概念。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加起来就是广义国学的内涵，可以说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泛义的国学，如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到了‘五四’以后，国学变成了史学，胡适、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均是将国故视为史料而整理之，史学家钱穆也写过一册《国学概论》。如今呢？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中国固有之学问，如经学、宋明理学、佛教、道教、孙子兵法、诗词歌赋，固然都可列入国学之林，就是中国学人、文化人想要发展成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学问，亦都可以号称为国学。” 这应该是对“国学”的泛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界定。
一些学者还提出“大国学”概念。
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５６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交流看法，一致认为“大国学”教育应以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 “很明显，‘大国学’蕴含着中国作为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谐统一的思想精髓。这个思想告诉并告诫我们的是，中国真正广义的‘国学’，应该是由５６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时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
海外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还提出了“华学”概念。
一直以来，汉学是一门西方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是西方人发起的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研究。而国学则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进行的研究。而饶宗颐对汉学、国学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应该简单地被名称割裂开来，中国还有少数民族，在外还有华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也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要一个称呼，应该叫“华学”。1997年，他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华学》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认为饶宗颐提出这个“华学”的概念，更具包容性，也更容易为外国朋友以及华人华侨所认同，因此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华学”概念的提出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史实。华学融合了我们历史上的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可以说它是世界范围内所有中国人沉淀下来的文化，在文化上符合我们“大中华”的概念。 饶宗颐提出的“华学”理念，也就是涵盖西方所说的“汉学”与中国所说的“国学”而汇通为一的学术理念，实际上就相对于中华文化，可以避免政治化，可以兼顾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有学者从“国学”这一称谓的弊病出发,力主饶宗颐的“华学”说。倡导将中国古代学术、现当代学术、汉民族主体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外华人华侨传承、流布、创造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结构整体,构成古今中外文明交流发展新的平台。
鉴于“国学”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多有分歧，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撰文指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这个界定比较明确，但对其中谈到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来研究国学则引发了学术界的异议，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套用这种研究方法整理或诠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时离其原来的意蕴不知相去几何。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
对此，笔者认为，国学研究形成于20世纪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交流、融汇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可能完全脱离既有的话语环境。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中西不可分隔的对话的时代，不可能完全离开西方学术思想谈中国思想学术，而是应该在继承批判百年来国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矫枉过正进行反思和调正，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
二、大学
古代的大学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根据文献记载，古代“学”有小大之分：大学即是大学堂。据《礼记》、《周礼》等记载，西周国学分大学与小学，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朱熹《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大学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黄以周云：“文王世子以于成均别郊学之人是成均为周大学之通称”。按周名大学曰成均，仍沿五帝之称也。孙诒让《周礼正义》谓：周大学之名，见此经（《周礼》）者唯成均，见于《礼记》者由又有辟雍、上庠、东序（又称东胶）、瞽宗，共五学，此外又有小学，参见“辟雍”条。后世唐高宗曾改国学为成均监。《礼记·文王世子》：“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郑玄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虞舜时成立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郑玄：“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以后夏朝的东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辟雍，都是当时位于京师的最高学府。
到了汉朝，中央设立太学，为最高学府，而地方也开始设立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供同龄学生学习的的地方官办高等学校，相当于不同阶级的公立大学，低阶大学学业出色的学生可以进至高阶大学学习。隋唐以后太学改为国子监，唐朝以后出现书院。书院可以分为大学部、小学部。另外，还有专门学科部或者专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南朝宋时设有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合并后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唐朝的国子监设有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明朝时设有专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四夷馆。
在大学里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大人的学问。《小戴礼记》即《礼记》有《大学》一篇，是关于本是讲大人之学的名篇，后儒特别重视。那么什么是“大人”呢？所谓“大人”，即是学问上达到了最高水平，人格上达到了最高境界，将来可以治国平天下的英才。《易传·乾文言》对“大人”这样解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就是说，大人应该有与天地相契合的公德，有与日月相契合的光明，有与春夏秋冬相契合的时序，有与鬼神相契合的吉凶。……只有知道进退存亡而又不迷失自己的正道者，才是唯一具有大智能的圣人。孟子也曾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又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所谓“大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丧失自己的天然本真的善性善心，并且懂得以善性善心为其大体，肉体为小体，先立大体以为生命的主宰，这就是大人；反之，则为小人。正因为这样，大人就能够正己而后正物。进一步，大人是以道义或仁义为人生的根本价值标准来为人处世的，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盂子?尽心上》。大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人格“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由此可知，大人就是圣人，“大学”的真正意义是指学做圣人之学。
汉扬雄《法言·学行》：“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大人之学是道学，小人之学是功名利禄之学。
朱熹在《大学集注》把“大学”注解成：“大学者，大人之学”。王阳明也是这样认为的。《大学问》载钱德洪曾问王阳明：“《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回答：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可见，大人就是具有仁心的人，他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整体，对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事物对能够以仁爱之心待之，无私欲之弊，能够明其明德。反正，则为小人。所以，大人之学就在于其私欲之蔽，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
今天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几千年的大学传统，我们的大学没有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将大学变成了扬雄所说的争权夺利、追名逐利的“小人之学”。“为道”的“大人之学”本应是大学的本质，今天整个社会重利，大学也就会变得利欲熏心，缺乏人师，不讲大道，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只知道追逐利益，许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的“大学精神”多与西方文化有关，其实我们49年以后的大学受到各种影响，连西方大学的精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授作为公知的社会责任等）都没有学到，同时也失去了我们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有关的以培养理想人格（君子、希贤希圣）为依归的“大学精神”，而传统儒家“书院精神”就是体现我们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教育机构。
三、德育
德育，按照百度词典，广义的德育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 狭义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学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内容大致包括：
1.爱国主义教育
2.理想教育
3.集体主义教育
4.劳动教育
5.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德教育
6.自觉纪律教育
7.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教育
8.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这些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都挺好的，挺重要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大学德育，2005年年发布的《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指出：“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德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法制、心理健康教育。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感，文明行为习惯，良好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意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一个通过教育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学教育阶段德育目标是教育引导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同时，积极引导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这里对德育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目标的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更多地是思想政治教育，这就狭隘和封闭了大学德育的内容，而相应地忽视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的东西，如基本的道德品质，基本的做人标准，为人处世的方法等，加上又未能提出可以被大学生躬行践履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于是就使这些正确的德育目标仅仅成为动听的口号，难以落实到人们的行动上。按照我们的教育方针，德育是放在首位的，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中，德育的地位则相当尴尬和无奈。由于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造成了德育教育游离于学生的思想、心理和实际生活之外，有空洞、教条、形式化之蔽，使许多学生品德、心理等做人方面有重大缺陷，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走上社会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在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个方面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大学德育的效果也可想而知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大学德育是失败的。分析失败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长期破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割断，到现在已经百多年了，当今90岁以下的人在除了个别学者，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外，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典教育，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如果说这些的封建的落伍的东西，抛弃了这些，中国人的文化教养是不是因此更提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时时处处学习西方而文化水平提高了？更受外国人敬重了？显然不是。而且，百多年来中国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不能不说与中国人整体失去道德教育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义的日渐消亡，君子之风的日渐远去，急功近利，尔虞我诈，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许多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人们学习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但同时，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腐蚀年轻人的心灵。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年轻人精神空虚、心理脆弱、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使犯率增高，犯罪年龄降低，这都是整个社会只顾发展经济，而未能相对的提升国民文化教养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今天，就是所谓“灵魂工程师”的大学专家、教授，也屡屡做出令人不齿之事，被社会上戏称为“砖家”、“叫兽”，值得反思。
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要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为主，具体体现在古代的圣贤人物、志士仁人身上，但他们的思想修养的根源其实是扎根于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也可以说中华传统美德的理念就蕴藏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如果不对这些经典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使这些美德渗透到自己的血脉之中。要切实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是再向过去一样开开会，喊喊口号，就必须自小者近者切实做起，也即从根基做起！这就是从最根本最切实的读经的教育做起。今天，我们大学生为什么要学国学，读原典呢？我想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国学经典本来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应该诵读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行的教育体系使我们的从小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与素养，所以对大学生来讲，学国学，读原典是很有必要的补课。第二，由于大学生缺乏国学经典的基本素养，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影响到我们人格的健全，也影响到大学生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主要是通过学国学，读原典，学会做人做事，学习圣贤的道德人格，希贤希圣，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结语
中国有几千年的德育传统，形成了修道立德，内圣外王的德育模式，而今天的德育是政治、思想与品德教育。中国古代的德育模式是以道德为核心人格建树，今天的德育以意识形态灌输为主，政治化、形式化。现在，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应该回归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就是说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大報告也進一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我国教育发展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重大任务，就是要以传统文化基础，为源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世界胸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文章来源：《国学与大学德育》，华文出版社，201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