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文学作家、出版人

　　学者还是游荡者

　　为了写作《浪漫的一代》，哈佛学生李欧梵决定去欧洲流浪，体验徐志摩当年的感觉。导师费正清给了这个他眼中的“自由精神（free spirit）”2000美元、6个月假期与几封介绍信。这时的李欧梵，经历过从大陆逃逸台湾、从小城新竹来台大、再从台大来到芝加哥再到哈佛的辗转。20几岁他，似乎仍未明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少年时他开始迷恋好莱坞电影、莫扎特的音乐；刚进入台大外文系时，他渴望成为外交官的同时，也渴望亲近那些漂亮的大城市姑娘，可是缺乏勇气，认为自己是个乡巴佬；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的短暂学习彻底根绝了他从政的欲望，因为那是个肮脏的游戏（dirty games）；接着转到哈佛，两位导师史华兹与费正清，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郁达夫、徐志摩激起了他对文化史的兴趣，也是在此时，他开始克服了对于姑娘们的羞怯感，并几乎走向另一个极端。欧洲的6个月的游荡经历对李欧梵影响至深。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遗迹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大英博物馆，这位一向有点迷离的中国学生，亲身体验了哈佛给他的西方文明教育，并开始更清晰地意识到必须将中国史放在世界文明背景内进行研究。

　　今天出现在我们眼中的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还有报刊专栏作家李欧梵在这一连串的变化中已经凸显出来。他的迷离、游荡感让他成为文化研究的逡巡者——感性多于理性、感悟多于见解的杂家；对好莱坞电影迷恋与对乡巴佬感的耿耿于怀，让他对最终选择了城市文化作为切入点；无性中的伤感与浪漫，令他在研究郁达夫、徐志摩乃至备受性压抑的鲁迅身上得到共鸣；从小接受西方文化，加上对于都市与闲荡的迷恋，还有6个月的欧洲之旅，使他成为坚定的世界主义者，用西方理论解释现代中国；从导师史华兹继承来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则贯穿到他的一切文字与言行中。

　　但我更倾向认为，李欧梵真正让人尊敬之处，在于他的游荡天性与情趣。

　　1999年，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大教室里，李欧梵一脸从容地从“老上海的月份牌”扯到王家卫的电影还有后现代理论。作为一个理科生，我混杂其间。他的讲演离气势磅礴、滔滔雄辩相去甚远，甚至谈不上有多少思想含量，但是那种缓缓的语气、温和的笑容还有时而的时髦词语，的确有一种惹人亲近的气质——这个依靠古典音乐治疗心理创伤、拍过小电影的世界主义者，的确摆脱了狭隘的地域、文化、学科界限，让个人灵魂融入整个人类文明之中，并在其中获得一种洒脱感与自由感。在他的随笔集与讲演中，最容易表现出这种状态。

　　散发在《狐狸洞呓语》与《世纪末的反思》中的同样是这种气质。作为报纸的文化专栏随笔，它们是相当成功的。让一个热衷于股票涨落的香港人，在看到财经新闻的同时，也看一看李欧梵谈香港的书店与咖啡馆、谈张爱玲笔下的凄凉味道……对于备受现代性伤害的现代人，李欧梵提醒你人文理想的匮乏。尽管这种提醒是片面的，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点缀出现的，但至少让我们暂时性摆脱日常生活的枯燥感。雅趣，是李欧梵专栏给香港读者提供的最佳贡献，这一点也是董桥一直所追求的。

　　对于刚刚进入商业文明的大陆读者，这种雅趣显得更加诱人。不管是李欧梵还是董桥的随笔，都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文化在一代大陆学者手中，变成了赤裸裸的、干燥的理论术语的堆积品，不但没有真正的思想，更缺乏基本的趣味性，而李欧梵恣意游荡的姿态与董桥的性灵恰好弥补了我们匮乏的阅读现状。

　　但对于文化、思想来说，单纯的趣味性与枯燥的理论同样危险。就像我无法认同李欧梵先生自认是“狐狸型”思想者的看法。在以塞亚·伯林的观点中，不管是怀疑论者“狐狸型”，还是体系型“刺猬型”，前提是二者皆为有卓越建树的思想者，都须提出一种全新的观念。但，李欧梵先生在随笔中显然将伯林的观点庸俗化了。他会简单甚至残暴地分析出，《尹县长》是狐狸式，而《北京寒冷的冬天》是刺猬型。在对张爱玲的研究中，他似乎也过于一厢情愿地将张对于上海的描述视作“对现代性的反抗”……这些观点，对于一个随笔作家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汉学权威、哈佛教授就是一个问题了。

　　于是，两个李欧梵在此刻就显现出来。一个李欧梵，是个自由、率性、孩子气的文化传播者，他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不断将西方的理念介绍给我们：他是个成功的报刊作家，是个招人喜欢的讲演者，是那个拍过小电影、狂追女孩子的李欧梵；另一个李欧梵，是名校教授、汉学重镇。尽管在世俗人眼中这个李欧梵更令人尊敬，但这个李欧梵其实并不成功。尽管同样是漂泊者，是少数民族，他无法像萨义德那样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在学术上，他缺乏真正的建树，这里有他的个人资质原因，也同样有中国贫瘠的文化土壤方面的缘由。他无法成为费正清，也不是史华兹，他研究的现代文学在西方主流学术界缺乏地位，他无法成为“刺猬”，也同样不是“狐狸”。

　　这种指责有些残忍，但倘若中国文化想真正成熟起来，就必须用严肃而非仅仅的情趣对待文化，并不断地提醒自己有高山在等待攀登。这或许暗含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致命弊病：中国文人们习惯于将文化视作生命的附属，而非具有独立的意志，所以他们对于文化、思想的态度是把玩而非尊崇。在经过了革命式文化空洞的后遗症之后，大陆学者正在将旧上海、周作人、林语堂重新请出来，并尊之为大师。作为个人，林语堂固然有趣味与性灵，但作为作家，他的确缺乏实质建树。

　　而李欧梵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假若我们说，周作人是一位去过日本、会希腊语的袁宏道，那么李欧梵可能就是一位有哈佛教席、会操作后现代理论的周作人。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李欧梵先生更类似于16世纪佛罗伦萨的二流人文主义者，他们或许缺乏真正的艺术、思想贡献，但却让个人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艺术感与自由感，他们能够欣赏画作，能够倾听音乐，知道如何去爱，更充分了解自由的快乐。

　　而这一点，正是我对李欧梵最为钦羡的一点。这位哈佛教授可能并不知晓，今天有多少年轻人渴望去寻找那种游荡的感觉、去拍小电影，在香港、纽约、巴黎之间飞来荡去，这实在比写成一本伟大的书更加诱人。

　　本文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02月22日。

       摘要：李欧梵真正让人尊敬之处，在于他的游荡天性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