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副教授
摘要：房山常氏家族的近现代转型，与近现代中国家族转型的取向相一致。而常氏家族中晚清时期的常绮、民国时期的常履道、新中国时期的常迥一脉三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深刻体现出家族的知识传家与家风传承。
中国传统家族延至近代，迭受诸多因素影响，而能够维系的除了血缘关系外，家风传承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力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家族的历史常常系于国邦的兴衰，浓缩为家国同构的变迁。近代房山周口店村常氏家族作为一个县域较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家族，家族内几代知识人的近代变迁，完整地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由士人向士绅、再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整个过程。
百多年来，房山常氏家族内部的知识授受也实现了从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直到现代教育的转型，从而促生了家族内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转型：由旧功名出身的举贡群体渐演为新式的学堂教育、学校教育出身的新知识分子，推动着家族向现代转型。房山常氏家族的近现代转型，与近现代中国家族转型的取向相一致，体现出小家大国的共生关系。而常氏家族中晚清时期的常绮、民国时期的常履道、新中国时期的常迥一脉三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深刻体现出家族的知识传家与家风传承。
房山常氏家族由清康熙年间由晋之徐沟县常家营落籍冀之房山周口店，由流寓而占籍，而定居，世居周口店村，之后由于生计散居周围大洪寺等村落及房山县城。落籍之初多从事耕种、煤矿、经商等业，几代之后开始出现耕读之家，开始入泮读书、获得科举功名，布衣渐变为士衿，逐渐发展为房山望族。清同治年间家族士子常莼、常绮兄弟初获隽功名，清季宣统民国初年常履道的新旧教育的过渡，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常迥留学美国、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成就为高级知识分子，常氏家族需时百年，完美诠释了三代知识分子因应时代而进行的转型，同时也体现出家族文风与国家文脉相系的共生关系。
耕读之始
常莼、常绮为胞兄弟，本为常氏五门常宗适子，后常绮过嗣六门，承担起赡老扶孤的家庭责任。常莼作为家族内初获功名且出仕的第一人，无疑是家族士子的表率。常莼中式道光乙未科举人，甲辰年大挑二等选饶阳教谕，这是常莼第一次出仕也因此忠难于此。常莼，字葆初，博学能文，中举后，连续三科进士试，皆不获。依照清制，道光二十四年以举人身份参加大挑，取得二等成绩，具备出仕资格，最终选择了教职补铨，授饶阳教谕。同治七年，捻军攻陷饶阳，县令等官僚皆逃，常莼以教职依然以守城自任，率领地方士绅守城三昼夜，城陷而持刀巷战，身被数枪，一臂坠，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刚强忠烈。清政府也对之忠烈进行褒奖：祭葬、世职、建祠。同治九年附祀忠义祠，成为封建时代褒忠的典范。对此，饶阳士人多怀其忠，饶阳人宋凤池《忆房山常葆初先生三首》记其事：
千秋忠节仰房山，名重沱阳远迩间
莫笑微官轻一死，逃亡那许定生还
皇皇奔溃遍乡关，独有先生意态间
若使当年趋避熟，忠贞那得表房山
常公正气贯青天，效死危城识力坚
闻道乡贤同议允，房山典祀已经年
常莼所表现出来的常氏知识分子的忠烈之举多受旧时代影响，成为国家内乱时期，敦品立行的士君子在时遭变乱时，为国弃家，成为封建王朝扶纲常励风俗教化的“型范”。由常绮捐助所建的房山县贤良忠义祠，将常莼入祀其内。为了捐建忠义词时减轻民力，常绮独力捐修，无累他人。该祠成为地方维持传统秩序、普化风俗的善举，成为时代性的地方精神模范。
常莼殁于饶阳后，遗孤三子，承祧六门的常绮闻信赴饶阳，护灵回里，以殡以葬，并教养遗孤，奉养孤嫂长达25年，由于赡养常莼遗孤而多次辞官，不得已宦游山西，也殁于任。常绮，拔贡出身，是房山县康熙朝以来唯有的两名拔贡之一。道光二十九年乙酉科拔贡。依清制，拔贡每十二年遴选一次，每府学荐两名，州县学各一名，由省学政考选入京，朝考合格后可以出仕。拔贡也是科举正途，在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贡中，拔贡尤其难得，是读书人追求功名难得的科名。常绮因拔贡正途功名的入仕，历经礼部试、朝考，考核一等而被授知县用。常绮成为晚清时期房山常氏家族知识分子儒学功名的典范，早年入泮，旋以优廪食饩，成拔贡时已年届61岁。在入贡前，已经充任房山县最高学府云峰书院斋长十数年，成为房山县较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书院长期的读书，身受儒学浸染，但因对八股试文不甚擅长，时运不济，曾经连续十次参加乡试，但均累荐未售，几乎耗去三十余年的时间。即便是拔贡后，1854年常绮考取专为旗人所设的觉罗官学的汉书教习。因为改变士习的贡献，期满叙劳，由觉罗官学教习补知县，开始仕途。虽然选择了大挑，但是常绮却无心仕途，特别是“鉴于兄莼死国事，初不愿为官吏，继以境迫不得已出任山西洪洞县知县”。光绪十年，常绮到班签擎时签的是湖北利川县知县，但是考虑到利川县属远省，咨明亲老后，奏明改签，改签山西洪洞县，常绮改签的理由是“亲老告近”。而洪洞县“冲繁号难治”，常绮赴任时自叙“最是亲朋送别朝，临歧挥泪上征轺。全家暂撇频回首，同里相辞屡折腰”，到任后表达出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孤身赴任的远地宦游，在异地只有七律寄托思绪：“晋阳游宦年迟暮，七律诗成旅思繁”。在任时，断案廉明，特别是“省刑罚、减徭役、惩豪暴，民困以苏，政务余闲又孜孜于勤农兴学，有古循吏风，一时舆论翕然”，时近一年，叙功将擢升时，却因积劳殁于任所，当时士民无不痛惜。
乡居时，常绮对于地方公共事务也多所参与，尤其热心，急公好义，倡修忠义祠，助修桥梁，倡捐仓谷等善举。作为士子，常绮对于书院培养人才尤其孜孜不倦，捐买书籍。在其斋长的管理下，云峰书院“横经之士弦歌不辍，而文风日有起色”，成为地方士子乐聚之区，体现出儒家士子对于儒学教育延续的情怀。
由于常莼、常绮兄弟的入庠读书、出仕为宦，常氏家族因此而逐渐成为地方望族。
过渡的一代
常绮有子八人，属履字辈。八子均为读书人，均能继父志，声扬庠序，其中“游庠食饩者居其大半”，甚至“八人皆入庠”，多以儒为业，成为诗书传家的典范。八子中以长子履一、六子履道最知名。从常履一身上，可以体现出一个旧时代文人时代追求的最后时光：常履一生于1860年，卒于1912年，习儒学，“少溺苦于学，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文名噪一时”，二十岁弱冠之岁就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县儒学生员。但是随后的科举之途中，因为新学已经兴起，传统儒学没落，故而不太顺利，十次参加乡试均未中举。但是常履一仍旧坚持儒学“则决意进取，而勤学如故，曰：读书明事理，穷事变，非仅为科第计也”。对于家庭同样继承了其父常绮的固化家族的风尚：“性孝友，急公好义，有父风”。常履一对于公益事业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清末房山各种新政，主要有振兴儒学、兴新式学堂、参与组织新式机构。在其出任云峰书院斋长之际，正值光绪末年各地创立学堂，转型新式教育时期，缺少资金来源，常履一倡议地方捐煤斤，为新式学堂奠定了常年的稳定经费。由于地方名望而被推为房山县巡警总局警董、直隶咨议局初选议员等。在其参与下，房山县的诸多新政“为当时冠”，时人评价其参与的新政成效“视古循吏宁复稍让”。常履一儒学出身，对于儒学的固守和儒学教育的支持，也体现出最后的儒者的时代性情感。常履一继其父常绮之后，长期出任官学云峰书院斋长，当属房山县儒林人物，亲自主持将旧学云峰书院逐渐更立为县立高小的新式学校，自此学校规模渐备，造就日多，仍为地方最高学府。而这主要得益于常履一所推动的煤斤加价作为学校办学的固定经费，如此，学校“经费既足，文风称盛，数十年如一日”。云峰书院更名之后，学风为之一变，引领着县内四乡各村设立初等小学堂。特别是常履一具有创建性的以煤窑捐助兴学的思路被广发借鉴，此后全县的灰窑捐兴学完全是同样的思路。清季，常氏家族对于地方公共事务、文教事业的参与，对于地方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较大作用。
常氏家族中，常履道无疑是由传统文人过渡到新式知识人的一个典型。常履道诗文、性情多承其父、其伯之风。幼年时在父严兄悌膝下读书，就读云峰书院，身受其父兄的儒学立身的影响，从习功名科举之学。同时，常履道也毕业于属新式教育的顺天法政学堂，表现出教育上新旧过渡的特点。常履道起身于旧功名，1907年考选一等优贡（又记为恩贡），清廷谕旨考取一等者可以以七品京官分部学习，也可以分省到地方补用。常履道著以知县分省补用，分发河南，出任河南全省高等警校教务提调，这是其出仕之始。
近代河南警务创始之初，先后建立巡警制度、警务教育等，其中新式警察的教育尤其重要。1909年常履道出任高等警校教务提凋，正是该校逐渐步入正轨之时。常履道之所以被选为提调充任，是其具有选拔的优贡身份和顺天政法学堂毕业资格。常履道主持巡警学堂教务时，由于其宽容的教育，被地方视为新式教育，甚至成为革命党集中之地方。辛亥后转入民国，常履道一直宦游河南，先后出任洧川（今尉氏县）县令、知事（1913—1914年）、沘源县（今唐河县）知事（1915一1916年）、登封县知事，在各地颇有循吏之声，对地方的冤狱、治匪、救灾、教化、恢复农业生产等贡献。离职时，洧川各保绅衿公送“除暴安民”匾额。离职之后，一直居住开封。
1924年被委为江西省浮梁茶税总局局长，很快厌倦官场而返籍乡居。宦游期间，常履道身历晚清、民国鼎革之时，旧功名出身，却又受新式教育，在晚清时期即从事新式巡警教育，民国后，以其所掌握的新知识，符合北洋政府择选州县官的政治经验、政治学识等标准，又参加北京组织的第三届县知事考选。这次试验开启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常履道名列甲等第五名，再次分发河南省任用。参与县知事试验所取得的成绩也体现出其新知识教育的成效。
作为文人，常履道具有很浓厚的传统文人底色，著作有《承斋全集》、《承斋诗集》等。工余多以诗歌遣兴，在洧川县知事署遣称“砚池寒涩笔，窗纸静吟风。案牍劳形后，诗成百事空”。其诗歌中多强调的是济世经邦的思想，有谓“世乱有谁怜赤子，官卑无术救苍生”。同到房山后闭户读书，不问外事，但是作为在籍绅士，常履道并非真的是“自闲闲”之身，而是承担起编修《房山县志》、受聘河北省通志馆、筹建地方教育等文教建设。同时，在1936年房山旱灾奇重之际，作为房山地方精英的代表，积极向当局呼吁，并积极进行社会救济活动。在官言官，成为留有声誉的好官，在籍则不隐，成为振兴地方文化、施救地方灾荒的绅衿，体现出家族中“经世”主张的传承。
同样，对于子女的教育，也以服务社会等相传教，坚持诗书传家，自撰对联中有谓“万卷藏书宜子弟”，最喜儿女读书“读史儿披图一卷，学书女喜帖双钩”。也曾表达出“忧国愿为城万里，传家唯有树千株”。其子女多受教育：两子中，常辿毕业于私立朝阳大学、高等警官学校，次子常迥，毕业于西南联大，长女毕业于京兆女子师范，次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台北“国立”师范大学等。“七七事变”前两个月，常履道赴北平，细嘱在北平读大学的次女常淑敏、次子常迥在国家兴亡之际应具有民族大义。
有谓“欲把兴亡问石头，石头无语水东流。夕阳人影桥边立，风吹杨花万点愁”，已经感知到日本侵略势力在华北一带扩张，并表现出对家国兴亡的焦虑，吩咐子女随南迁北平高校南下。1938年5月，常履道在日军侵华的国事焦灼中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
常履道一生体现出新旧知识的过渡，而家族中忠国的情怀、经世的精神作为内在的家风延续到家族中下一代新知识分子身上。家族知识分子从游庠食饩、列诸膠庠的文人，开始声扬庠序、名扬黉序，到接受新式教育，家族中“横经之士弦歌不辍，而文风日有起色”，直到常迥一代，海外求学，又服务于现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知识分子的华丽转型。
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民国时期的常氏家族已经开始超脱地方影响，对于宦游地区的社会建设、地方实业建设、社会赈济、教育等贡献较大。新中国成立后，常氏家族秉承百余年的家族文化质蕴、家族教育、诗书之家的传承，以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身之则要求自己，常氏后代已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学位、高知识含量，特别是高道德标准的常氏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常迥、常玉璋、常振江、常振工、常振明、常振铮等人对于新中国的教育、科技、经济等诸方面建设做出了国家层面的突出贡献。与前代家族知识分子学优而仕的选择不同，家族新式知识分子多从事各类新式职业，其中以专业技术工作居多。而诸人中，常迥以其学位最高、取得的学术成就最大而成为家族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三四十年代，常氏家族的适龄子弟多赴北平就读中学，其经常选择的学校如四存中学、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多就近考取北平、天津的高校。1917年，常迥出生于开封，此时常履道仍宦游河南，1923年才举家返里，居房山县城。常迥最初受教于家塾，之后就读房山长育高等小学，由于房山缺少中学，赴北平入读以传统文化教育著称的四存中学。该校以存学、存性、存人、存治相标榜，校训“尚实习、尚实学、尚实行”。独立就学的常迥自此开始异乡就读，之后入读北平市立第四中学高中，少年即有救国心，曾作《忧国》表达报国志：“树倾巢覆无完卵，河山破碎使人忧。奋起执戈思报国，愿将热血护金瓯”。
作为学生，常迥选择走“科学救国”道路。1935年曾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但是因参与反日爱国救亡运动的学潮而退学。1936年又考取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入学甫一年，“七七事变”改变了时局。事变发生时，常迥等二年级清华大学学生正在西苑兵营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常迥遵父嘱随清华大学南下，先后就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毕业。烽火中西南后方的读书是难得的一时平静。但是常履道夫妇的先后辞世以及战时交通的中断等，无疑增加了常迥流亡求学时的财务紧张，一时间膳食生活费接济不上。所幸能够以优异的成绩申请贷金、奖学金等。1938年4月，在校方的路费津贴下，常迥随师生一起转途广州、香港、越南来到云南昆明，入读由长沙临时大学改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赴滇途中的常迥自谓“雾里孤舟江上客，几番灯火几番愁”，表达出对北方家乡沉沦的思乡之愁苦和前途未卜的担忧，家事国事齐涌于心。
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常迥在昆明城东奎星大殿、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上课，住宿在盐行仓库改建的宿舍，住宿的木床需要经常用开水冲，以灭臭虫。在读的两年半中，宿舍变动多次，可谓居无定所，还要应对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当时西南联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依靠贷金和补助金生活，时常因为粮食难购，无钱买菜等造成终日饥肠辘辘，这样反倒养成勤读的习惯。常迥经济来源断绝，全靠贷学金生活，尤其作难。在校期间，常迥即多次参加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校所设的课题，毕业后就职于该委员会下属企业昆明无线电器材厂，担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和试制工作。在厂工作期间，常迥设计过不少机器，如短波400瓦报话发射机、1000瓦中波广播机、1000瓦长波发射机等，从零件到整机，从工艺到制造，从绘图到调试，全部由设计者负责。
工作三年后，1943年10月，常迥考取赴美公费留学，入读麻省理工学院，专门从事电子线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首次提出将栅极接地电路用于超高频电子管放大器，该技术广泛适用于超高频电路中。1945年转入哈佛大学，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常迥致力于天线理论方面的研究，对环形天线和桥式平行天线进行深入研究，推导出电流分布于输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实际测试方法，成果广泛应用于折叠天线中，特别是电视接收机中。毕业之际，在留美与回国的选择中，当年即刻回国，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电机系，三十岁的常迥成为一批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归国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1950年常迥任教授，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自此开始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教书育人的清华园生活，也成为新中国信息技术的奠定人。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对于国家政治民主的追求，常迥能做到父辈忧国忧民的期许。1948年北平发生学生学潮，常迥与其他教授在报纸上联署签名公开反对国民党，表达对学生的同情。
1950年，作为清华大学教员，他又积极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上签名。
1957年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降薪去职，调离专业。政治非常态下的不公遭遇，在获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后，常迥能够正视现实、甩掉包袱、脱离消沉、重获自信，1959年曾作《无题》，称“茫茫天地欲何之，大梦初觉日迟迟。盛代及今多雨露，谪居仍是报恩时”，表达其拳拳报国心，错划的政治帽子并未压垮其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对真理的追求。
1959年被摘掉“右派”政治帽子，十周年国庆时，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阅兵游行盛典。“文革”十年，1966年又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清华园已不是安静的读书之所，1970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农场，进行农田劳动，身心困苦，但心境乐观。1971年底，随系迁往四川绵阳分校。
从归国时的着阴丹士林蓝布大褂、挽着袖子走上讲台，到最后的生命里躺在病榻上授课、著述，常迥全心贡献于清华大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有谓：“爱祖国，为科学，一片丹心，不愧芳名留史册；苦耕耘，勤灌溉，三千桃李，赢来春色遍神州”，又谓“四壁图书，五湖桃李，劳瘁树人慰此生”，常迥一生际遇诠释着清华大学的治学精神。
常迥子女全部出生于清华园，虽则在“文革”等政治环境中，作为知识分子受到被划为“右派”、下放等不公待遇，但是他对于子女的读书教育却从未放松，即便在四川绵阳，子女辍学的情况下，常迥仍嘱托其“打破优越感，换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而自己则坚信政治的明朗之时，携家人登香山看红叶，称“童音传空谷，老步攀险峰。待到晴雪日，再做畅游人”，希冀睛雪天气的到来，再攀登新峰。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新工作，使得常迥自信地“跨步新生”“振臂高歌”，迸发出新的希望和热情。
作为常氏家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常迥也呈现出传统文人的底色和精神。性坦诚朴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国学造诣亦深，能诗能文，写得一手好字。在一生多个时代挑战的严峻形势下，在骨子里，延续着家族几代文人所形成的经世致用与家国情怀。自谓“六十年来辨是非”，标明爱国的“丹心”。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恰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是其生命的最后春天，自谓“八十年代春风，开新宇，百业待中兴，处处是征程”。20世纪90年代初，常迥在身体不济的情况下，遗憾于“壮志犹存秋已深”，但是仍旧寄托后代“儿辈成材脱颖出，振臂高歌转大轮”。
青年时科学救国、国难时归国、建设时奋斗、逆境时不馁、挫折时乐观、新生时奋起直追，常迥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更是常氏家族几代经世精神的延续。
家风世续与知识传承
常氏家族的家风，最集中地体现为和睦，族内赡老、抚孤。清代后期，家族内四代之间，共发生出嗣13次，多为养寡、养鳏之继，从而使得家族族系秩序和伦理的稳定传承。常莼、常绮兄弟之例最为明显。常绮对于家庭、家族的贡献也非常大。特别是能立尽传统家族伦理所谓的孝悌，孝亲、悌兄，睦亲宗族，主要表现为奉亲、葬兄、抚孤、睦亲上。
拔贡后，常绮因丁父艰、胞兄殉难、子侄待抚等原因而耽误了四年之久，才谒选吏部。因赡养兄遗孤而多次辞官，最初清廷签掣常绮为湖北利川县知县，但是考虑到赡养抚孤问题，签掣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知县缺。抚孤也是其不愿赴任的理由，“其谒选吏部也，同胞殉难，子侄俱幼”，因此“公回籍经营家政，无意仕进，两次铨缺，到班皆让他人先”。在奉养上“事亲能先意承志，曲得欢心，及遭丧哀，毁不欲生，行路感动”。虽则过继，但是对其胞兄常莼仍能“恸兄死事惨烈，既归其忠骸，又为上其事于当道，得表扬给恤典，世袭云骑尉，其行谊孝友又如此”。
对于继堂兄也力尽义务：“堂兄继幼鞠于公。本生母，及长，公与同居，无闲言。及殁，遗孀嫂与子女，公赡抚之，无歧视，嗣父有女嫁而嫠者，公存恤终其身”。常绮不仅承担着继父母的赡养，也承担着亲生母亲的赡养义务，并将亲生母亲接来一起居住。因此友人赵之燮称常绮做到了天下至难之事之一：“家庭之间兄弟无故则处之易，若棠华早谢、恤寡抚孤则处之也难”。
虽然常绮已经过继，但是却与其胞兄常莼、继兄常继同居：“惟今先生之于家庭也，其胞长兄葆初公、次堂兄绪斋公，旧皆同居”。两兄逝后，对于抚孤也力尽所能：“乃葆初公之遗孤二女一健，斋之遗孤一女一，伶仃幼稚，皆惟先生是依。先生上奉二孀嫂，下抚诸孤以教以养，数十年内毫厘无间言造。先生之门者直不知孰为其子，孰为其侄也。迄今诸侄或列膠庠，或袭荫职，女则皆择淑配适名门焉”。
常绮不仅赡养生母与继母，其兄常莼遗孀、次兄遗孀两个寡嫂，而且还抚养胞兄、继兄遗孤，加上自己的八子二女，二十余口的生计重担全部由常绮承担。几个家庭之间并不分亲疏，以至于造门拜访者分不出哪个是其子，哪个是其侄，子侄、孙男十数人，儿孙绕膝，乐满家庭，成为地方家庭生活之楷模。其六十岁生日时“夫妇齐眉儿孙绕膝，称觞祝嘏，乐满家庭，凡在亲朋莫不额手欢忭”。对于和睦邻里，常绮也几为表率，注意和睦姻亲和乡党：“里居时乡邻有斗争，公必为排解，令勿成讼，非公事，足迹未尝履公门。而邑中有义举必倡首为之，不辞劳瘁。故官钦其品而人受其惠宜乎。邑人追慕遗型，至今称道不置也”。因常绮的德行，而成为“一邑望人”。自此，常氏和睦的家风形成并延续。
从常绮所为可以看出常氏宗族内的过继父子、兄弟、叔侄（女）之间的亲睦孝悌关系。常氏继嗣均为同姓承继。常氏家族多聚居一起生活，这种同居共爨的家族生活可以保障家族间的互助互济，延续发展
传统的“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的教育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家庭、宗族、城郭、国家等序级儒学教育中，在近代已然发生了学统上的撕裂，儒学教育内化为精神而非教育功能在各地方传播。而常氏家族内儒学教育的延续也体现出体制性向内化性的转变，成为家风内涵之一。
周口店常氏族内注重儒学教育传统和新式教育，士子和受中学以上教育者较多，多士子、仕宦、学者，流散态势较强，因职业关系散居各地。从百余年周口店常氏家族的从区域到全国影响力的上升途径来看，家族内顺利完成了几次转型。常莼、常绮由传统儒学教育而仕，凝聚了家族力量，为家族寻找到家族发展的最好途径：教育，最初的儒学教育成为家族内之后旧新教育的持续动力因素。常绮、常履一父子二人连续主持云峰书院斋长几近三十年，对于全县儒学教育具有长期的影响。但是此时的三十年正是传统儒学教育逐渐为新式教育所取代的关键时期，两代人对于儒学坚守的同时，也因应时代之需而将云峰书院逐渐改造为高等小学堂，因应于时而不固化于旧。
履字辈诸族人的分支散脉，构建起28支的固定血缘关系，虽然有互相过继的族内立嗣，但是基本上确定了族内的血缘秩序，这是常氏由家庭发展到宗族的关键时期，也保障了族内大量后代中最优秀者从族内脱颖而出，如履字辈常履道、常履哲，由于常绮、常莼两兄弟在血缘上实属第五门（后常绮过继给六门叔，承祧六门血脉），而五门坚持儒家教育，常莼、常绮两兄弟先后取得举人、拔贡等中级科名，成为族内读书家庭，而其后代履字辈中，诸子均坚持读书，之后常迥一代已经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成为专门人才。从常莼常绮一代的区域性影响，到常履道、履哲一代因宦游而扩大区域影响，再到常迥一代，已经具备全国性影响，完成家族的华丽转身，真正意义上成为房山大族、近代中国具有影响的家族。
一百余年来，房山常氏从举人、贡士、诸生的旧功名知识分子群体渐演为接受近代高等学堂、新式教育（甚至是国际著名高校）高等教育等教育的硕博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房山常氏之所以能够出现诸多优秀知识分子群体，除了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之外，从常氏家族数百年留下的文献中窥知原因之一，在于常氏家族书香传家、厚德育人的传统文化内涵得到了完全的阐释和延续。
本文来源：《岂敢自恃误后生 常迵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