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作家

摘要：鲁迅翻开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同时发现这“吃人”与“吃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幼年时，我曾经有个很滑稽的想法：人活着如果不需要吃饭的话，那会省却多少烦恼啊！及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猪八戒都很饕餮，孙猴儿还要偷仙桃哪！不仅是人，任何动物植物、神仙妖魔都是要“吃饭”的。可是，我的滑稽想法并未因此而消失，只是换了个方位，寄希望于科学。觉得在科学高度发展之后，人们可以制造出一种纯营养的食品，制成药丸或是装在牙膏管里，每日吞下那么几颗或是向嘴巴里挤那么一点。那时候所有的土地都会变成花园，无人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累。人世间的许多纷争也可就此停歇。转而一想，此种科学幻想是不科学的。如果所有的人从生到死都是向嘴巴里挤“牙膏”，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消化器官退化，就会出现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无肠国了。李汝珍在写《镜花缘》时也可能有过如我之想人非非吧，或者说我之想入非非也可能是从《镜花缘》中来的。李汝珍比我高明，他虽然幻想出一个无肠国，可那无肠公子还是要吃东西，吃得又多又好。何也？因为吃饭除掉疗饥和营养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一种快感，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必要的礼仪。挤“牙膏”虽然可以省却无穷的烦恼，可那无穷的乐趣也就没有了，且不说从有肠到无肠之前人类还可能毁灭！

逃遁无术，只有老老实实地面对吃饭问题。

鲁迅翻开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同时发现这“吃人”与“吃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代的农民造反、革命爆发，都和“吃饭”有关系。国际歌的第一句话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一句很完整的话，它概括了“吃饭”与“吃人”，提出了生活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百余年间千百万志士仁人揭竿而起，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去浴血奋战。这一段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首先解决“吃人”的问题，那“吃饭”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是由于诸多并非偶然的历史因素，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的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着“吃人”打主意；甚至把并非吃人、而是救人的人当作走资派和各种分子来斗。历史的责任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时当然有大小主次之别，但也不可能完全是与我无涉。小子后生，才疏学浅，而且经常挨斗，却也是难以自辞其咎的。一个人从某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他很难一下子改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割断感情上的各种联系。冲破惯性需要有大智大勇，当事后诸葛亮是用不着足智多谋的。

回想当年我们确实把“吃饭”看得简单了。虽然没有人提出可以挤“牙膏”，可那亩产两万斤和提高出饭率等等也很神奇。动辄一个卫星上天，仿佛“吃饭”问题已经不在话下，完全可以放开肚皮。没有想到政治也要接受饭桌的检验。不能小看家庭主妇手中的菜篮和网兜啊，那玩意是十分厉害的！你说形势一片大好，她那篮兜里没有东西，任你磨破嘴唇，用尽大字标题都是没有用的。当然，这些事儿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已经过去了。正因为已经过去，才有可能平心静气、深入细致地来探讨问题，得出教益。因为吃饭问题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它不可能用挤“牙膏”来作终结。

吃饭之所以难，还在于它会水涨船高，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温饱仅仅是个开头。人对食物的味觉、视觉、触觉、营养以及心理作用等等是个难以对付的魔鬼。当年杨白劳借回二斤面来，喜儿就会高唱“欢欢喜喜过个年”了。现在的杨白劳过年如果只有二斤面的话，左邻右舍都会高喊不得了！助人为乐的冒富大叔恐怕早就把一袋面粉背过去了。光有面粉行吗，包饺子的肉呢？光有饺子行吗，菜呢？不喝两盅行吗？喝什么呢？……农村的杨白劳尚且如此，何况城里的张白劳呢！

旧中国十分贫穷。越是在贫穷的国度里，那饥寒交迫和穷奢极欲之间越是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在那十万八千里的高空，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作为使用某种文化的阶级可以打倒，作为某种文化的本身是打不倒、也不应该打倒的。吃的文化尤其表现得明显。对于此种文化应该保存并促其发展，但在使用时要有个限度，即限制在国力、物力、人力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十亿张嘴巴一齐大吃大喝，美食美饮，很容易把一个国家“吃”得光光的。

恕我对美食家略有不恭之意，非厌饫之所致，实乃悠悠寸心，亦或是杞人忧天。

1983年

本文来源：《陆文夫文集 第4卷》，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