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历史学家

摘要：我从事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是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回顾自己40余年来的研究历程，其间多有艰辛困苦，但更多的是伴随研究的进展而获得的成果和收获。

 

秘密社会，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也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备加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利用它，学者们也探讨研究它。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可信资料的严重缺乏，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学术性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从事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是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如果从1964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算起，至今已有40余年。回顾自己40余年来的研究历程，其间多有艰辛困苦，但更多的是伴随研究的进展而获得的成果和收获。在这40余年里，我先后发表了50余篇论述秘密社会和当代中国黑社会的文章，出版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等几本专著，主编了《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一套9种，合作主编了七卷本《中国秘密社会》。我的研究成果，有的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特别是由于在研究“帮会、黑社会犯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2001年8月17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帮会研究专家会议”上，我被授予“弗雷德里克·密尔顿·特雷什高级研究奖”（The Frederic Milton Thrasher Award）。成为在这个领域荣获国际奖项的中国第一人。

在此，笔者愿对40余年来个人从事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背景、历程、创新之处及其影响和作用作一简略回顾，并对新时期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主要趋向和前景作出展望，以此既作为个人学术历程的一个简略总结，更深切地冀望该领域的后来者。

　　一

1933年，我出生在邻近上海的苏州地区。民国时期的上海是青红帮活动极为活跃的地区，其分布之广、人员之众为历史所罕见，因而我从小就听到很多关于上海青红帮的故事，颇具有神秘感。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1958—I960年间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安源路矿（即汉冶萍公司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运动史研究。通过较大范围内的调查访问，其中包括对李立三的采访，我们得知红帮（当地称洪江会）在安源路矿有很大的势力，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策动安源路矿大罢工时，就争取利用过红帮。据李立三回忆：“经过争取、教育，安源路矿不仅有很多在帮的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人俱乐部，有的甚至人了党，而且红帮头子也答应在工人罢工时‘一定帮忙’。由于对红帮成功地进行了教育和分化，安源路矿大罢工时果然秩序井然，没有出一点事”。这次研究经历再次引发了我对于中国秘密社会的兴趣。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对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极大地吸引了我，促使我决意廓清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关系及其发挥的作用。

导致我立即投入秘密社会史研究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做历史系教授邵循正先生的助教和在职硕士研究生。在这期间，有位名叫诺维科夫的苏联学者来华师从邵先生学习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邵先生遂责成我辅导这位学者，我的研究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这一领域。1961年冬天，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到北京西山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参观，邵先生带我同去。参观完毕之后，经邵先生的联系介绍，我有幸最早获准进馆利用该部的秘密结社档案。从1961年12月到1964年8月，我先后4次进馆，坐了近两年时间的“冷板凳”，查阅了数千万字的档案文献，抄录了数千张卡片，并拍摄了天地会、哥老会的会薄、盟书、文告等数百张照片。这为我系统研究秘密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有学者称：我“是最早利用我国的档案对秘密会党进行长期、系统研究的一位学者”；“首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把洪门史研究转到以档案史实为基础的轨道上，使得会党内部凑合附会之作黯然失色，从而洪门史研究才能摆脱主观猜测，真正成为科学”，此类说法即源于此。从此，我与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3年，我被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直至今日。“文革”结束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日益宽松，我的学术研究再次步人正轨，先后出版《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等著作，逐步建构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体系和框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二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所谓创新，就史学领域而言，小则发掘新资料，通过研究廓清历史真相，从而推翻前人的某种成说；大则通过系统性研究，建立新的体系。当我起步探讨中国秘密社会之时，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极不成熟的，存在着许多空白。首先，在天地会、哥老会的起源问题上，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的研究不得不从探讨天地会、哥老会的源流开始。

在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时，我除了对搜集的大量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外，还阅读了前人的相关著作，发现他们对天地会的创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荷兰人Schlegel在1866年出版的《天地会》（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or Heaven Earth League）—书中说，天地会是西洋共济会（Free Mason）向东方发展在中国生根的结果；英国人Ward和Stirling的《洪门》（The Hung Society）说，天地会创立于雍正十二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党人陶成章、章太炎有天地会郑成功创立说；孙中山则有明朝遗老创于康熙年间说。到1930年代，学者温雄飞、罗尔纲持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说，萧一山则持雍正十二年说。后来的许多帮会著作都分别采用了以上各种传统说法。而这些说法，多系根据天地会内流传的神化故事作出的推测，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就得从发掘可靠资料入手。

1962年，我在有关清代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査天地会根由的档案中，发现了关于天地会起源的档案史料，经过认真的考辨和多方查证，确定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由福建漳州府漳浦县的洪二和尚万提喜（俗名郑开）首创。在此基础上，我写出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一方面，力排众议，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新论，推翻了前人提出的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雍正十二年等说法；另一方面，又从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等方面论述了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我的这篇文章在1963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经许多专家学者的鉴定，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年7月，《光明日报》头版专门刊登报导：北大青年学者蔡某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推翻了以往成说。《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刊载了我这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使“上述说法受到新的挑战”。40余年过去了，我首倡的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说，现已得到更多的史料证明和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承认。

在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上，争议最多最激烈的是天地会、哥老会的起源问题。从表面上看，仅是对这些组织创立的时间、地点和创始人的说法不同，但实质性的分歧却在于：这些组织是清代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清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民“反清复明”的组织，还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的团体？按照传统的说法，它们是“反清复明”的组织。但根据我的具体考察，天地会、哥老会的兴起，不是由于清代的满汉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它们也不是明遗民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而是为适应广大破产劳动者互助的需要而创立的团体。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就导致对秘密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不一。正如有的学者在评论中所说：蔡氏提出的新说，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回答了天地会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且在方法论上导入了另一种叙述方式，即把围绕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社会的诸话语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研究，从而把对秘密社会的历史叙述建构在可以捕捉的历史时空上。事实正是如此。我在明确天地会、哥老会的起源之后，按照历史的顺序，围绕秘密社会与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问题，逐篇写出论文。通过系统的考察，基本理清了清代以来中国秘密社会发展演变的脉络。同时，对中国秘密社会的定义、分类、结构、功能、历史作用和历史分期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本构筑起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和框架。这些集中反映在我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当然，这一探索过程十分艰苦，常常是为了一篇论文的准备、一个观点的阐发论证，而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多方求索，反复思考。即使是一孔之见，也得付出艰辛的劳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査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三

应该说，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领域，在1960年代以前，基本是一片荒地。我所做出的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但由于这是一个新的探索，而且是首次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做出的研究成果，因而客观上对秘密社会史以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和影响。

首先，我最早系统地利用档案资料研究秘密社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明清档案的逐步开放，就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去利用清代档案，写出了一批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专著和论文。同时，我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尤其是天地会创立于乾隆年间说，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通过学术争鸣，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其次，我过去研究论述得不够充分的问题，以及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黄金荣、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中国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的异同；晚清时期的哥老会；罗教与五部六册；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当代中国的黑帮等等，已由我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成若干专著出版。而且，不久还会有一批地域性秘密社会研究成果问世。

再次，秘密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的一片“史学危机”声中异军突起。我利用在美国和欧洲学术访问的一年多时间，研究了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回国后，通过举办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翻译出版介绍西方学者有关社会史理论方法的论著，主编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和《中国秘密社会丛书》等途径，来推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复次，我原来研究的中国秘密社会的时段，是1761—1952年的大约两百年时间。我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的结语中曾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帮会游民土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旧中国的百年匪患也随之消灭”。但是，在我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帮会犯罪团体，这就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从1980年代末开始，我就将目光转向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的考察研究。1990年，我在成都的一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即提出《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威胁社会安全》的报告，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992年我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很快被美国的《历史杂志》转载。特别是2000年9月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扫黑必先反腐》一文，提出中国黑社会巳达百万之众，且有“官匪勾结”、“警匪一家”之状，因此扫黑必先打掉“保护伞”等观点，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震动和反响，各种媒体纷纷报导，前来采访，中央领导同志也批示和肯定了我的观点，这就为2000年12月至2003年11月的全国范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2001年8月，美国国家帮会犯罪研究中心为我颁发的“特雷什高级研究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获得的。

　　四

最后，我想谈一下新时期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趋向和前景。我个人认为，新时期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主要趋向有如下几点：

一是趋向于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通史性、宏观性的学术研究从全国着眼，在一个较长时段中把握全局，从整体上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固然重要，但要为宏观性研究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以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研究，地区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对近代两湖哥老会、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福建秘密社会、湖南秘密会党、广东秘密会党等进行专门探讨，已经或者即将出版一批相关成果。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学术现象，必将极大地提升秘密社会研究的整体水平。

二是面向现实问题，即研究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问题的学者将日益增多。秘密社会研究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变迁，体现着研究者殷切的现实关怀情感。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和当前的黑社会是有一定关联的，研究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有助于政府和公众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黑社会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开展的“打黑除恶”、铲除邪教等专项斗争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素有关注现实政治的传统，现实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政治的需要一定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秘密社会史学者涉足当前的黑社会问题研究，从而承担起学者的社会使命。

三是研究方法上也将日益改进，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交叉研究和专题社会调査，这一点愈来愈被重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既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可归类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犯罪学等范畴。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寻求研究视角上的创新，并努力开展专题调查，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研究，才能真实地反映出秘密社会在各个转型时期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成长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完善，中国秘密社会史领域将会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前景也一定会更加光明。

 

本文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