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教授
摘要：大学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大学之道，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以学术大师为教授，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思想自由发展为条件。
为了纪念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13周年，第11期博雅出版论坛在其新落成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大楼举办，题目是“守望经典，阅读精品”。论坛举办方邀请我发言，我联想到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所读过的一些经典，就钱学森提出的“大师之问”，谈谈我对经典、大师、老师和大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阅读经典。
一、我与经典
我与经典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学经典。如果不算小时候读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第一次接触经典是在1982年初考上北外硕士研究生之后。我在周珏良教授开的文学批评课上读了莎剧《奥赛罗》（Othello）和英文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后来在导师许国璋教授的指导下，读了许慎的《说文解字》，阿诺德、朗斯洛的（Arnauld & Lancelot 1660）《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和乔姆斯基（Chomsky 1957）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这些都是词典学和语言学的经典。我还遵照许老的嘱咐，选了北大郭锡良教授为中文系研究生开的《马氏文通》研读课，读了马建忠（1898）的这部古汉语语法经典。这些经典让我一生受用无穷。
其次是教经典。我从2000年开始为北外英语系和后来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开语言学名著解读这门课，课上所选的十几部名著，从《普遍唯理语法》到雷考夫、约翰森（Lakoff & Johnson 1980）的《我们藉以生活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都是语言学的经典。
最后是译经典。我从2006年开始在《英语学习·汉玉精雕》栏目上隔期连载我注释和翻译的《论语》选，之后是《孟子》选。2014年3月《英语世界》开始隔期刊载我注释和翻译的英文经典著作的选段，包括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茹丝·贝讷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48）所著文化人类学经典《菊花与战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绝大多数译者都将Chrysanthemum译成“菊”，好处是简洁。在意象上，“花”与“刀”更加对称。如果这里译成“菊花”，那么与之对称的两个字最好是“战刀”。）的片段及英国著名教育学家、神学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的经典《大学之道》（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4）的片段。这两部经典都是我担任外研社翻译基金评审专家时接触过的作品。
我发现，读经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提升读者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学术洞察力。
二、何谓经典
先说什么才算经典。《汉语大词典》（罗竹风 2007）对经典的释义是：
（1）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如“著于经典”（《汉书·孙宝传》）。
（2）指宗教典籍，如“演说经典”（《法华经·序品》）。
（3）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如“经典著作”（丁玲 《杜晚香》）。
义项（1）和（2）过于狭隘，义项（3）不确切。学术经典的观点可以具有权威性，艺术经典不表达观点，仅展示具有创新性的美感，美感无法用权威与否来衡量。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经典的释义是：
（1）［名］指传统的具有权威的著作：博览～。
（2）［名］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
（3）［形］著作具有权威性的：马列主义～著作|～作家。
（4）［形］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影片。
前三个义项与《汉语大词典》的大同小异，义项（4）的“典型性”接近于经典的属性之一，即典范性。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那么什么是经，什么又算具有典范性？
我们可以从经线和纬线的视角来界定经典。经线的视角就是从纵向看，用时间作为尺度来衡量作品，经得起时间检验、能传世的作品才称得上经。纬线的视角就是从横向看，用空间作为尺度来衡量作品，能得到世界各地相当多的人的认可和接受，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作品，才称得上具有典范性。
用一句话概括，经典就是能传世且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作品。经典的价值与其传世时间的长度和能被接受的广度成正比。按照这两条标准衡量，中国古人创作的能称为世界顶级经典的作品中，文学有《诗经》，《庄子》，唐诗、宋词中的名家诗篇和古代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哲学有《易经》、《老子》；伦理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有《论语》、《孟子》；史学兼文学有《史记》。与这些经典相比，中国古代戏剧最好的剧本，在经典性上也只能屈居第二，因为它传世性尚可，普世性不足。相比之下，同样是戏剧，古希腊的戏剧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因传世性和普世性俱佳，毫无悬念地稳居世界顶级文学经典之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汤显祖只是中国的汤显祖，不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三、经典、老师与大师
大师就是产出经典的人。世上大师少而老师多。学生有机会拜大师为师当然最好，但大师不一定都是好老师。有的大师自己学问做得不错，但教书或指导学生却不很在行。在无法拜大师为师的情况下，学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个好老师。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学生怕跟错老师。学生要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关键是认准一个好老师。
一个好的将军具备三个素质：一、爱兵如子；二、能激励士兵上阵杀敌；三、能指挥士兵打胜仗。这三个素质中，第三个最重要，因为这个将军哪怕再爱兵如子，再能激励士兵上阵杀敌，如果他指挥的军队总是打败仗，士兵们也是白白送死。
一个好的老师也具备三个素质：一、爱学生如子；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能指导学生学有所成。这三个素质中，同样也是第三个最重要，因为对学生的关爱可能是一种妇人之爱。例如学生的论文明明写得不够好，却碍于种种原因而给他个高分，或本来不及格，却放他一马，让他及格；这种老师可以称为好人型老师。也有的老师对学生既能关怀备至，又能严格要求，但是没有能力为学生的学术发展指点方向；这种老师可以称为虎妈型老师。有的老师讲课生动有趣，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至于学生后来继承了他的衣钵；这种老师可以称为师傅型老师。这个老师如果学术造诣高超，那他本身就是大师；可是多数情况并非如此，这时老师如果能把学生引介给大师，或指引他来到大师的成名作、代表作面前，指导他读这些经典，让他能与大师对话，甚至站到大师的肩膀上，那他就不失为一个好老师。这种老师可以称为灯塔型老师。
没有深厚家学的学生一般不会主动去读经典，因为经典往往在时间上距离遥远，在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关联不密切，在语言上不十分易懂，所以需要老师指引。不考虑或没有能力把学生带到大师或经典著作面前的老师，不算真正的好老师。
想当年我在洛外教书的时候，如果不是听了老师朱树飏（曾与周珏良、巫宁坤同窗）的建议，就不会报考北外的硕士生；不来北外读研，我就得不到许国璋、周珏良还有英国文体学家米克·肖特（Mick Short）的指教；得不到这三位好老师的指教，我就不会欣赏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不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我就不会申请去英国伦敦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跟著名文体学家凯蒂·威尔斯（Kate Wales）和英语史权威专家诺曼·布雷克（Norman Blake）教授访学；没有肖特和威尔斯的推荐，我就不会获得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在剑桥大学英文部师从著名英语历史文体学家希尔维娅·亚当森（Sylvia Adamson）读博；没有亚当森教授的指引和扶持，就不会走上后来的学术道路。相反，假如当初我听了一位虎妈型老师的建议，不去研究莎士比亚那种“老掉牙的语言”，转而研究当代英语的用法，我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学术洞察力。
四、大师与大学
大师与真正的大学，即university意义上的大学，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中国的大学古时又称太学，据说早在周朝时就有了。最早的大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设在王宫附近，仅向包括王子在内的贵族子弟开放，直到汉代，才开始招收平民百姓。教学内容基本限于儒家经典，教学宗旨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子”，即国家的栋梁人才。西晋改太学为国子学，隋朝又改称国子监，使之兼具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两种功能。这种大学与英语国家的university相距甚远。
英语university一般译成大学，但是中国的大学并不都相当于英语国家的大学。我们的许多专科大学，如农业大学、林业大学、地质大学、矿业大学、体育大学、语言大学、外国语大学，英语国家只能称为school、college、 institute、academy等，算不上university。有的大学显然意识到自己的校名译成英语后有些不伦不类，于是动了一点脑筋。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在干脆自称Beihang University，中央民族大学也自称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各种专科性大学的名字逐字译成各种university后之所以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首先在于university派生自universe（全体；宇宙），作为一类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名，university本身就蕴含与“专科”相对的“全科”这一意思。
关于university意义上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教育机构，我们不妨看看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亨利·纽曼是怎么说的。纽曼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是以重振普世精神（catholic spirituality）为宗旨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领袖。他1854年出任新创办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rector），为了宣传这所大学，他作了一系列演讲，讲稿后来辑成《大学之道》一书。这本书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比较早地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大学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经典。纽曼在书中《何谓大学》（What Is a University）这一章里说：
大学是一荟萃之处，八方学子到此学习各种知识。世间万物的精粹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得到；你得到某个大城市或是大商埠去找，那里所有最上等的自然和人工产品都在一起；在其他地方，你一次只能在其各自的产地找到一种。全国、全天下的财富都被运到那里；那里有最优的市场，最优的工匠。那里是贸易的中心、时尚的最高法院、人才竞争的裁判、珍稀事物的评判标准。那里能看到一流画作的画廊，能听到最美妙歌喉的演唱，能欣赏到技巧无与伦比的演出。那里是大布道者、大演说家、大贵族、大政治家荟萃之所。就事物的本质而言，伟大与一统并肩而行；优异意味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我再三再四地说，就是大学。（笔者译）
大学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大学之道，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以学术大师为教授，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思想自由发展为条件。在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上，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纽曼完全一致。他在论文《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1）中不仅详细阐述了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大学“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梅贻琦的另外一句话更为有名，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实际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今天我们套用梅贻琦的名言，不妨可以这样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传授特定专科知识之谓也，传承人类全部知识之谓也；非仅聘有大师之谓也，为天下培育大师之谓也。”
五、读经与解经
要想把学生培育成大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他们读大师的经典之作，而且是读原著的原文。不读原文，体会不到原著的妙处。例如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国家大剧院最近上演了几部莎剧，我去看了罗马历史剧《大将军寇流兰》（Coriolanus）。英若诚的译本语言地道、流畅，导演林兆华对剧本的处理不乏新意，濮存昕等演员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一般观众看完演出，可能会觉得还不错。可是对那些读过英文原作的观众而言，没有从某个人物嘴里听到某段精彩的台词，看到该出场的某个人物没有出场，发现寇流兰的死法和原作中的不一样，他会觉得大失所望。而他如果听到某个没有看过原著的人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也不过如此，就不免会为莎士比亚打抱不平，也会为那些因没有读过原著而欣赏不到莎剧妙处的人感到惋惜。
守望经典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细读经典的过程中对经典给予新的解读。由于语言的演变和文本传抄中的讹误，远古流传下来的经典不可避免会存在有歧义或晦涩难懂之处。例如《论语》，这是一部古代教育学、哲学、伦理学的经典。作为中国最早、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中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的言论，涉及教育哲学而有歧义或有争议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五条：
1.“学而时习之”（1.1）是讲学习与复习的关系，还是讲学习与实践的关系？
2.“温故而知新”（2.11）的意思是“通过温故而去知新”，还是“温故而且知新”？
3.“自行束脩以上”（7.7）说的是学费问题、入学年龄问题，还是对求学者素质的要求？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是在鼓吹愚民政策，还是在倡导对民众的引导和理解？
5.“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7.25）是否流露出了孔子对妇女的鄙视？
对于这五条著名论断，笔者（2013）曾在《对孔子教育哲学五个基本理念的重新解读与英译》中提出了新的解读和英文翻译。然而还有一条基本没有争议的著名论述同样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解读，那就是“有教无类”（15.39）。与上面一些论断不同的是，“有教无类”无论怎样解读，都不失为一个进步的教育理念。但是对这句话的传统解读却不是没有问题。
传统上对“类”的解释是“种类”。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有教无类”的解读是：“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 我们知道，人性善是孟子的理念，朱熹的解读显然出现了时代错乱，把孟子的思想加到了孔子头上。朱熹把人分成善的和恶的这两类，也违背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里没有善人和恶人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但是朱熹对于“教”的功用的解读基本是对的，那就是君子的教化可以克服一些人身上的恶劣习气。这一点对于本文后面的新解读至关重要。
《张居正讲评〈论语〉》（2007：257-258）进一步阐释朱熹的话说：
类，是等类。孔子说：“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其中有智的，有愚的；有贤的，有不肖的，种种不齐。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人皆复于善而后矣。” 智的，愚的，贤的，不肖的，都是一般样教训化导他，何尝分别等级，而有所拣择于其间哉？盖天地无弃物，圣人无弃人，故尧舜之世，比屋可封；文武之民，遍为尔德，亦有教无类之一验也。
其实孔子并不像张居正说的那样不分“智的，愚的，贤的，不肖的”，而是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他曾把人分为两等，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6.21）。他也曾把人分为三等，即“上智”、“下愚”和一般人，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7.3），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只有最聪明和最愚蠢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他还把人分成四等，即“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6.9）。孔子把他门下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1.2），这也是分类。此外，孔子还实行因材施教，区分不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导。同一个概念，如“孝”，他往往对一个学生这样解释，对另一个学生又那样解释（2.5—2.8），从不对所有学生“一般样教训化导”。
杨伯峻和金池分别站在教师和学生的立场上解读“有教无类”。杨伯峻《论语译注》（1980）的译文是“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金池《论语新译》（2005：290）的译文是“受教育不分类别”。把“有教无类”的“教”解读为“教育”，是有问题的。《论语》中除了“有教无类”外，教字共出现了以下六次：
1.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20）
2.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
3.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3.9）
4.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3.29）
5.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3.30）
6.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20.2）
上述句中的“教”，意思要么是“教化”（如1—3、6），要么是“训练”（如4—5），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教育”。“有教无类”的“教”不大可能是例外，因为在孔子时代或更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教”表示“教育”的用法，这种用法最早出现于《孟子》的著作里，例如：
7.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
8.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招收学生不分贫富和地域。他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自行束脩以上”，即“自我约束以求上进”（见笔者 2013）。他自豪地说，对这种人“吾未尝无诲焉”（7.7），即“我还从未有过不加教诲的情况”。。这显示了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高尚和伟大。他如果想表达“我招收学生不分贫富”的意思，完全可以换个说法，明白地说出来，例如“志于学者无分贫富，吾未尝无诲焉”，用不着把“有”和“无”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来，表达为一句带有显著格言特点的“有教无类”。
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出在这个“类”字上。笔者发现，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97）里，“有教无”之后是一个《说文解字》和《汉语大字典》都没有收的字，形似“颛”/zhuān/，不过左下角不是“而”，而是“豕”。与这个字和“类”（類）在字形上相近的有两个字，一个是“顡”/wài/，意思是“痴呆，不聪明”（见《汉语大字典》“顡”条）；另一个是与“类”（類）相通的“纇”/lèi/，意思是“丝上的结”，引申义为“缺点，毛病”（见同上，“纇”条）。“颛”的意思是“拘谨；老实”（见同上，“颛”条），放在这里说不通。“顡”的意思虽说得通，却不大可能是孔子的意思，因为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7.3），不相信可以让痴呆者变得不痴呆，而且“顡”的读音/wài/也与“类”（類）/lèi/完全不同。放在“有教无”之后的位置上且在读音和意思上既说得通又不与孔子其他论述相矛盾的唯一选择是“纇”。笔者在《英语学习·汉玉精雕·〈论语〉选》（2009.3）里大胆假设，传世本《论语》里的这个“类”（類）实际是“纇”的别字。由于读音相同，字形相似，所以人们经常把前者写成后者。“有教無纇”意思就是“有教化就不会有瑕疵/毛病/不良习性”。也就是说，在禀性与教育、先天与后天的关系这一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孔子承认，就智力而言，有极少数天才和白痴，后天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就品性而言，后天教育可以避免一个人形成不良习性或毛病，使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样从先天禀性和后天教化的视角来解读“有教无纇”，我认为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
总而言之，读经不应是“拜读”，而应设身处地站在经典作者的立场上进行解读，然后不妨站在其对立方的立场上与他过过招（cross swords with him），既读出经典作者的独到见解，又看到其不足之处，这样才能明白后人在经典的基础上又做了什么，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