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老师有句名言，普通话是普通人讲的。但是贾老师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他由不普通向普通迈进了很多步，因为15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时候，贾老师去宾馆看我，他说的话我90%听懂，今天他说的话呢，90%我听懂了。特别感谢雷老师，所有的朋友能够到兰州来，是因为明天上午有一个雷老师的研讨会，都是中国最有洞察力、最有预见力，跟中国当代文学结合最紧密，提出过最多创建的批评家，中国作家对雷老师充满了敬意，允许我代表平凹，代表我向雷老师首先表示敬意。另外，感谢西北师范大学，我一进西北师大感到很亲切，因为西北师大的书记和校长都姓刘。另外呢，来到兰州、甘肃，我也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在我14岁的时候第一次出门远行，到达的目的地就是甘肃，是兰州，是酒泉，从酒泉再走1000多公里是卫星发射的地方。当兵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火车，今天贾老师刚才讲的大题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作者跟时代的关系，包括昨天我跟阎晶明老师从机场往西北师大走的时候，也说到一个人的命运跟时代命运的联系。贾老师说，他跟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联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联系。

因为在我当兵的时候是1973年，我跟贾老师一样都是农村人，在我14岁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不亚于康德，不亚于黑格尔，他就是我舅舅。刚才平凹说他一创作的时候老往两个地方跑，一个是甘肃，一个是河南，我觉得他去的地方都很对，因为孔子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也往河南跑。我14岁的时候我舅舅给我提出来三个哲学问题，一个就说你觉得你聪明不聪明？我说:“舅舅，我不聪明”，他说:“你有自知之明”，另外他说:“你觉得你笨不笨？”我说:“舅舅，你也看到了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也不能算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的。世界上聪明的人和傻子都活得非常幸福，既不聪明又不笨，人生的前途难以料定。”他说:“你想过娶媳妇的事情没有？”我说:“舅舅，如果我14岁还不想媳妇那就证明我真笨，确实我想。”他说:“照你的人生轨迹，靠你自己的实力将来想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媳妇那是不可能的。”我说:“舅舅，我靠自己不行，那就只有靠您老人家了。”他说:“你要靠我，要正经给你找个大姑娘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你找一个小寡妇。”我说:“舅舅，我14岁命运就跟一个小寡妇连接在一起，那我心不甘哪。”我舅舅说:“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命运的话，离开这个村子。当你想改变自己的时候，你要告别自己的过去，告别自己熟悉的地方，告别自己的故土。”那个时候我就当兵了，我舅舅给我指的圣地就是甘肃。

当兵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当时火车是蒸汽机，当我来到我的家乡新乡火车站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庄严，也特别雄伟。因为几百个战士在走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走同一个步伐的时候，会出现气场。当几百个新兵路过天桥的时候，一列火车从北京，我不知道是往广州还是哪去，反正是京广线开过来停在火车站上。从车厢下来成千上万的人，又上去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因为我们的村特别小，我们村一共有80多个人，我都认识，我舅舅告诉我要从熟悉到陌生，但是我突然发现世界上陌生的人那么多，我没有为熟悉震撼，却为陌生震撼，当时看到这么多人，我哭了。当时带兵的排长问我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说:“排长，在家吃不上白馍馍，娶不上媳妇，我穿上军装我想什么家呀！”那个时候运兵的这个车是闷罐子车，就是三四十个战士睡一个车厢，因为都是男孩子嘛，火车开了以后，第二天早上上厕所就把闷罐子车的车门拉开，直接就……但我有一个毛病，我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尿来，当队排到我的时候，我在门口晃荡了3分钟，身后带兵的排长是我遇到的第二个哲学家，他就问:“你到底有没有尿？”我说:“排长，有，但撒不出来。”排长说，他用黑格尔的论断，他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他一拉我，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他一裤子，排长说:“刘震云，我算是记住你了。”这是我第一次成名。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一个乡村的少年，在闷罐子车厢的角落里在写诗，他是一个乡村的孩子，过去从来不知道诗，不知道小说，不知道文学，这是我碰到的第三个哲学家。他像雷锋一样，写完诗他不让我们看，他拿给排长看，雷锋学问虽不多，但特别爱到指导员的房间里去学习。他的诗首先是怀念村头的老槐树，排长就说:“冯秋义，咱能不能明确一点，因为长城端有两个，一个是山海关，一个是嘉峪关，能不能一下子就搬咱家呢？”我周围战友说:“排长，你是一字诗呀！”这个战友姓冯，但他在部队待了三个月就不当兵了。有一次他找到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刘震云，你觉得美国怎么样？”当时是1974年，是毛泽东时代，我说:“美国吃不上喝不上的，我们为什么当兵呀？就是有朝一日要把美国给灭了。”当时我对美国的知识局限在两个城市，一个城市是华盛顿，一个是纽约，我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先解放华盛顿，然后再解放纽约。冯秋义当时跟我说，他说美国的生活一定比我们好。当时我听了脑袋就炸了，我说:“冯秋义，如果我们不是好朋友的话，我会报告指导员。”他当兵当了三个月突然就不见了，因为我当时当兵的地方离内蒙古特别近，离外蒙也特别近。这个战友逃跑了，一个团的兵力拉开了边境线。但是我这个战友没有逃跑，他没有听我舅舅的话，他又由陌生回到了熟悉，又回到了河南另外一个村子里面。我探亲的时候曾经去看过他，我说:“冯秋义，你在干嘛？”他就领着我到他住的屋子里去，一个农村的草屋子，铺板特别宽，铺板的里面全是书，马克思的全集、恩格斯的全集、列宁的全集、斯大林的全集，还有毛主席全集。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懂。”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要借助这几个伟人把世界搞懂，我说:“你搞懂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接着他跟我说:“你应该写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应该继承未尽的事业，继续把这个世界搞懂。”其实现在我也是越搞越糊涂，因为他天天在屋子里读书，不到地里去劳动，所以村里的人都以为他疯了，他的母亲也认为他疯了。他正在跟一个姑娘谈恋爱，这个姑娘也认为他疯了，就不跟他谈，跟另外一个人谈。我这个朋友中马克思主义的毒太深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他拿着锤子把一个人砸死了。然后公安局抓住他的时候，说要审问他一下，看他是不是疯了，两小时审下来，他疯不疯不知道，公安局的人疯了。因为问一句话他回答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公安局的人一个也听不懂。这是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我曾经为纪念这个朋友写过一个中篇叫《新兵连》，当《新兵连》发表出来以后，雷老师及时的予以了鼓励。

另外，我还想接着贾老师的话题再说一下文学跟时代的关系。因为对一个作者最重要的就是作者、生活、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关系里边所起的化学反应。生活是不同的，文学是不同的，作家也是不同的，三个不同能够育养出、深化出什么更加不同的对生活、对文学和对作者的认识，这是至关重要的。贾平凹是个大家，为什么？一定是他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有他对生活独到的发现，对文学独特的发现，特别是他对贾平凹有独到的发现。刚才贾老师说他写《带灯》，我写《我不是潘金莲》，英雄所见略同，证明我离贾老师也不远了。其实每一个作家生活在他特定的民族里边，这个民族一定有和其他民族特别不同的地方。土耳其有个作家，他有一本书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叫《红》，一开始我以为“红”是一个姑娘的名字，最后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它是心情，这个名字都快赶上《废都》了。就是中国这个名字跟其他民族有什么样的不同？确实是每一个作者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命题，同时也是我们大家、西北师范大学的目的之一，我很高兴能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我看刚才的聘书，刘书记和刘校长还是有保留的，平凹你看一看，聘期三年，跟判三年缓三年的意义是一样的。我坐着飞机往兰州来的时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个民族跟欧洲和北美民族最大的不同，它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它虽然东面和南面临海，但是它的领土一直是往西北和西南延伸的，内陆型国家最大的特点，它的生存是依赖土地，所以你会发现好多中国人往上查三辈是农民。

平凹写的一本书就叫《我是农民》，就是95%的中国人是跟农耕社会联系在一起，吃的是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吃这些东西的工具是从树木上砍下来的两根树根，叫筷子。从人文的层面，他吃这些粮食和蔬菜的时候，他生存的准则是土地对他的进步性，所以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我记得小时候，农村的人一辈子不出方圆50里的人大有人在，谁去了趟县城是件新闻，去县城之后的人，就说这个人特别浪荡，就是个二流子，你没事乱跑什么，你应该到地里去劳动呀！所以，中国社会从历史上对于乱跑的人是非常歧视的，比如像商人。而像欧洲和北美，他们四面都是海，每天干的事就是出海打鱼，他们嘴里吃的是肉，吃东西的工具跟打鱼的工具是一样的，是钢叉，就是路上狭路相逢，一个拿着两根筷子，一个拿着两根钢叉，他戳你眼睛一下你就受不了。所以，中华这个民族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比较不稳定，所以贾老师说的维稳，维稳不是现在的口号，秦始皇最早提出来也是维稳。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布料、户籍制度，都是为了把人拴在一个地方，这个民族，包括乐器，说歌之舞之，所有的弦子是从农耕社会的牲口的马尾巴上弄下来的，然后拉成曲。而那些海洋性民族，他一定用的是钢丝，钢琴、小提琴。口自们的笙是竹子给做成的，他们的圆号、长号是铜做的。

17世纪，英国有一个人叫瓦特，瓦特看到烧开水壶盖会动，发明了蒸汽机，中国是瓦特的最大受害者。因为过去这个民族依靠土地，与外人不来往，是天朝，过去这个远处的移民他也来不到我们这个天朝。但是当这个渔船装上瓦特蒸汽机的时候，漂洋过海就来到了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这个民族彻底衰落。台湾、香港、澳门、广州、青岛、大连，所有这些地方都成了渔民的阵地，衰落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常比喻祖国母亲，说一头狼跑过来咬了母亲一口，另外一头狼赶快过来也要咬一口，就这么形容的。为什么？这叫利益均沾。说我去别人家拿了个东西，老贾去也得拿一个，为什么呀？只要这8个人有1个人拿，其他7个人都有权利去拿，这就叫利益均沾。这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了，看到一头狼跑过来，赶快自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扔到地上让其他7头狼大家来抢，这个词叫以夷制夷，实践最好的是李鸿章先生。大家知道190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并不是发生在日本的领土上和俄国的领土上，发生在哪呢？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这在人类史上可从来没有过，我跟平凹打架，不在平凹家，也不在我家，在谁家呢？在别人家。脑浆打出来算谁的？这么一个别扭的逻辑，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就发生在我们母亲的面前。所以，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母亲为什么要衰落，为什么会衰落？今天清早起来散步的时候，我看到西北师大和京师大是有联系的，有师承也有传承，就发生在“五四运动”。

一个民族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这是需要论证探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不仅是过去和现在，更应该是未来，它们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共同聚焦，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五四的知识分子做到了，他们觉得这个民族衰落，被八国联军，被那么多的外人欺辱、凌辱，为什么？不是因为缺洋枪洋炮，不是因为缺兵舰，缺什么呢？缺思想。所以五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只是发出了一些人生的无用的感叹，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五四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感叹，没有产生像康德、叔本华、亚里士多德、尼采、库赛，这些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它是能透过人的层面、生活的层面到达社会政治的层面，能搭建成社会和政治目的的架构。所以他们在寻找思想，到哪里寻找思想呢？到欺负我们的狼那里去寻找思想，所以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西去欧洲，有好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从那里过来的。他们去的国家就是八国联军的国家，最后缺的思想找到了吗？找到了。因为现在我们社会的架构并不借助于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体系，而是借助于一个德国的思想家，他是一个犹太人，叫卡尔马克思。所以我看现在欧洲，或者是美国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不负责任，因为这个思想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在这样黑夜如磐的日子里，我们民族产生了好几位像巨星一样的作家，像鲁迅，鲁迅一辈子塑造了好几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首先他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就是阿Q，阿Q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总被人欺负，就说阿Q走到哪都被人欺负，作为一个被列强欺辱的民族里边的一个作者，鲁迅先生一定有切肤之痛。阿Q最大的特点是记吃不记打，打了马上就忘了，不但忘了而且还有精神了。第三个特点呢，特别爱欺负比他弱的人，这个父亲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老婆。他还塑造了一个母亲的形象，那就是祥林嫂，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丈夫，有一个孩子哪去了？被狼吃了。她整天的工作是在干嘛？叙述她的孩子是怎么被狼吃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对他心爱的民族发出来的最深切的悲鸣和同情。他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孔乙己，最大的特点是穷，那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依然是孔乙己，还是穷。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富二代、官二代，在三亚开Party、开会所，奉子成婚、飘车，他们在干什么？我们所有的人看到这些新闻都会怎么想？我觉得他们在做一项工作，在钉板子，左钉一块板子，右钉一块板子，就差往里躺了。另外，我还特别欣赏那个时代的一个诗人，艾青先生，他曾经写过一句好诗，血落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因为当时他处的时代背景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把东北整个占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把整个华北给占了，接着把华南、上海、南京都占了。他在监狱里看到了血，他想这个血一定落在了别的民族的土地上，落在了欺凌我们那些民族的土地上，也落在了我们这个被欺负的贫瘩的土地上。所以到我们这一代，当然像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这些人都是我的前辈，再往上就是王蒙先生、李国文先生、从维熙先生更是我的前辈。像平凹讲的，这一代作家，他们是饱经沧桑，所以他们从血肉里面一定跟这个民族的现实结合在了一起。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他一定发现了不同的现实。我觉得这是贾平凹先生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

我接着再说一个词，就是交流。其实交流是最好的教学方式，而不是一个人在课堂上讲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中国最好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教学方式就是讨论。所以你看那个论文里边，子曰，接着就是对曰，就另外一个人开始说话了，谁呢？他的学生。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是颜回，其中《论语》里边有一节，就是他跟子贡有个对话，他说:“你觉得你跟颜回，你们两个谁更优秀一些？”子贡说:“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你跟他说一个，他马上知道十个。我比不上他，我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说:“那你比我强了，我只能闻一知一。”然后鲁哀公就问孔子:“你这七十二个贤者，三千弟子里边，谁最好学？”他说:“颜回。”为什么呢？他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说他这个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迁怒，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把我的责任怪不到别人头上，但是别人说不准就把自己的责任怪在下面的人头上。第二个特点是不二过，说这个颜回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下次绝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都是这种讨论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在同时代的欧洲，像亚里士多德，也采取的是讨论的方式，他给学生上课的话，不在像西北师范大学的体育场，他去哪呢？把学生拉到麦田，说:“你们到麦田里给我捡一个最大的麦穗，谁捡到这个最大的麦穗，博士论文答辩就算通过了。”学生撒开脚丫子就往麦田里跑。到了中午，从麦子地的这头到麦子地的那头，所有的学生都空着手，亚里士多德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捡到最大的麦穗呢？”什么叫最大的麦穗？捡到自己手里的麦穗就是最大的麦穗。没捡到的，不属于你的，再大的麦穗跟你没关系。第三个层面，你总是看到别人手里的麦穗是最大的，但那个麦穗是别人的。

刘震云（1985—），男，河南延津县人，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3年5月31日与贾平凹、雷达等文化名人做客西北师范大学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