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等。

一晃，就奔四十岁了。按照传统的说法，俨然已是个中年人。每每想到这一点，竟有些恶梦骤醒般的悚然。总以为自己还年轻，虽没写出什么得意之作，但路还长着呢，尚有青春可供挥霍，尚有梦想可以追逐。可事实是，镜子里的我，鬓角黑发几乎全白，眼袋越来越黑，惟有脸颊上青春期留下的哀伤疤痕，一如既往地凹下去，让我看上去，颇像美国文艺片里阴郁的病人。

我们这一代人，所谓一九七零年之后出生的作家，到了如今，最年轻的也已经三十二岁了。那些我眼里曾经的小说天才，譬如李修文、譬如巴桥，譬如夏季风，譬如李红旗，有的去做媒体，有的去写剧本，有的去拍电影，有的去做当代艺术；当然，还有一些天才，仍然跟愚笨的我一样，在写作这条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按照惯例，这个年龄的写作者，似乎也到了“扬名立万”的时候了。余华苏童他们，早在这个年岁就有了自己的经典作品，而事实是，现在中国作家的中坚力量，仍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随便拎出个名号，都掷地有声。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被评论界和思想界称为“集体晚熟”、称为“在60后和80后夹缝中生存”、称为“没有个性”的一代作家，似乎普遍沉默着——他们生来似乎便底气不足，或说底气虽足，却没有呐喊的胆量和时机。按照我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比前辈差，或说，已然比长辈们好。只是，他们身上的光芒太微弱了，或者说，他们身上从来都没有光芒。这么多年来，他们即便是恒星，也被人慢慢当成了小行星。当然，这一切，都和这个时代有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估计每个人都清楚。用符号来概括，可以笼统地表述为：物化、身体化、机械化、权力化、娱乐化。最可怕的是娱乐化，用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我们的信仰、文化、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看看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就知道了。看看各大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就会知道的更明白。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还说过：“奥威尔忧虑的是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惟恐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泛滥成灾，人在其中日益被动和自满……奥威尔认为文化将被打压，赫胥黎则展望文化将因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而庸俗化……奥威尔担忧我们将被我们痛恨的东西摧毁，赫胥黎则认为我们终将毁于被我们热爱的事物。”

现在看来，赫胥黎的预言在网络时代成真了。有用无用的垃圾信息、娱乐消息每天将我们包围，而大部分人不知疲倦地乐在其中。而“小说”在这个时代，在普通读者的理解中，俨然就是穿越小说、盗墓小说、情色小说、官场小说的代名词。所谓的“纯文学”，似乎成为了一个将要灭亡的门类，它面黄肌瘦，苟延残喘，不断被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被惟利是图的市场、被文学理想破灭的书商所讥笑和不齿，仿佛，关乎纯粹心灵和纯正精神的文字，因为发行量不好，就都成了垃圾。也难怪，这个年代，每个人都在匆忙赶路，极少有人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更何况去品读那些记录人类心灵史的纯粹文字？即便是百年经典，譬如《复活》、譬如《追忆似水年华》、譬如《喧哗与骚动》、譬如《罪与罚》、譬如《 包法利夫人》，又有谁愿意在春夜和秋天的午后，感受这些文字带给灵魂的震颤？现在连那些中文系的才子们，怕也没时间用手指擦拭图书馆里那些名著封面上的尘土了。

所以，这不单单是我们这一代所谓70后作家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所有纯文学作家面临的问题：读者少；出版难；影响力小。可是，谁又说文学的本来面目就不该是这样的呢：它小众、它隐秘、它纯粹、它内敛却又光芒四射，它的影响力在其他因素的挤压下可能会缩小、支离破碎，但却并不关乎它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我时常梦想着我们国民阅读素质的提高：不把阅读文学作品只当作官场指南、职场指南和情事意淫。在法国或德国，一位年轻作家的纯文学作品，卖十万册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和欧洲比，看看好莱坞的商业大片，里面的江湖盗贼也好，时尚达人也好，他们的梦想总是有钱了，要在夏威夷海滩或马尔代夫，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读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式微的年代，作家还有什么可言语的？没有。卡夫卡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西蒙娜·薇依说：“神圣在尘世中应是隐蔽的”；陈晓明先生也说过：“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正是到达他的晚郁时期（迟来的成熟时期），在困境里厚积薄发，它更执着地回到个人的生存经验中，回到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中，回到汉语言的锤炼中。因此，它在个人写作晚期，在汉语白话文学的晚期，有一种通透、大气、内敛之意；有一种对困境及不可能性的超然。”我想，这样一个慌张着前行的时代，唯有沉默着坚定行走，才是一个真正写作者的姿态，而且是惟一的姿态。蝼蚁般的我，愿意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