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润鑫：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个身处大后方中国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在那样危难的环境之中，坚守着民族的情感、精神与意志。
他们没有被日寇野蛮的暴力所吓倒，有着自己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情感、精神和意志，是绝不可能被暴力所吓倒的，反而在强敌的暴力恐惧下益加坚强。
朱希祖就是这无数文人中的一个。
朱希祖是章太炎得意弟子之一，时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
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国内办学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
抗战爆发后，他于 1937 年随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并于 1944 年病逝于此。
“兽类之不如”
流迁生活开始之初，朱希祖异常苦闷。“时余家分居六处：余与大儿、倞儿在重庆，内子、佑儿在安徽屯溪隆阜，大媳欧兰及孙女宁儿、静儿在上海公共租界，复儿及三媳宇眉在杭州俞庄，备儿在山东临淄烟草改良场，菊女与婿罗香林、外孙女玲儿在广州白云山，东西南北分散四方，咏杜工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句，感慨系之矣。乃令大儿整理十余年来南北家庭照像，集为一册，随时省览，以当面晤，亦可悲也” 。
在全国遍地烽火的状态下，跟随朱希祖一起到重庆的最初只有长子朱偰与四子朱倞，其他亲人则分散于各地。随着战局的恶化，朱希祖亲人所在的上海、安徽、山东、广州都沦为战场。他只能用“省览”照片的方式寄托对家人的思念。
然而大后方的重庆也绝非安全之所。当意识到中国战场不可能速战速决之后，日本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军队加强了对战线后方重要城市的空袭力度，以此震慑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企图迫使中国投降。
重庆作为战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自然成为了日本空袭的重要目标。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为了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战略轰炸。由于日本采取的是无差别轰炸模式，所有身居重庆的人，无论军人平民，都笼罩在轰炸的阴影之下。自此，空袭一词在他的日记中频繁出现，躲避空袭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无差别”轰炸时，经常使用朱希祖所提到的“烧夷弹”，也就是燃烧弹。这是因为中国南方民居多为木质结构，燃烧弹投下后会引发大火，这样可以给中国造成更大面积的损失。这也足以证明了日本军机的轰炸根本不是针对中国军事目标以及政府部门，而是针对全体中国平民的。
朱希祖的日记中经常记录，每次空袭之后，重庆都是大火漫天，四处焚烧。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也收到波及。他在日记中痛骂日本“实兽类之不如矣”。
“破二伪之逆魄，警日寇之迷梦”
残酷的生活并没有让朱希祖意志消沉。他在频繁的空袭警报中，在时时时所见的漫天大火中，仍然坚持本职工作。
1938年5月4日，朱希祖在重庆市路遇空袭，至防空洞躲避。待空袭警报解除后，“欲上车，则已开行矣，时已七时许，乃步行至中央大学，八时始抵宿舍。天甚热，步行衣厚，汗湿夹袄，口渴不堪，僵卧稍憩，乃略食晚餐……十时睡。三时倾，倞儿来敲门，云有空袭警报，乃与倞儿趋至防空洞，此余在校第一次，洞上虽有大石二丈余，泥土一丈余，且有树木，洞内又有木架支持，然余仍有戒心，以为不如在野外树林中或沟渠中较安全也。四时许敌机不来，乃归寝”。第二天，“上午八时至十时授课。十时半又有空袭警报，至防空洞……三时至五时授课”。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朱希祖5月5日凌晨4点归寝，至8点讲课，仅仅休息4个小时，却坚持完成了一天的授课任务。从之后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无论空袭多么猛烈，朱希祖都坚持工作，并不间断。
作为一介文士，朱希祖为国征战毕竟不现实，但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开始频繁参与国务。他在担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同时，先是积极参与国史馆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后又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还兼任考试院公职候选人检核委员会主任，直至 1944 年病逝，可谓死而后已。
在抗战中，朱希祖深恨自己作为一个文人所学于国无用。这引发了他对治学与经世之间关系的反思。“余治学无恒，十余年前购读之书弃置如此之久，游心琐碎之考据，所得皆片段之知识，于身心家国皆无所损益。今扔回头治科学，有系统之知识，重理旧籍，盖已浪费十余年之光阴矣，能无感慨？今吾国家垂危，人才不足以救济，未始非学术不兴之咎也”。
此后，在这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如何化所学为经世之用，是他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朱希祖在中央大学讲演了先秦诸子如何消灭战争之办法一系列课程，将道家、儒家、名家、墨家、法家等派消除战争的思想全部讲完。
另外，朱希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还提到，“自日寇建立二伪国以来，内则摇乱民心，外则迷惑国际。在昔北宋之际，金寇侵宋，封建张邦昌为伪楚国、刘豫伪齐国。不图日寇全袭其法，已成此伪满、伪汪。希祖发愤之余，撰成《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国校补》四卷，冀以发日寇之奸心，昭二伪之逆迹”。朱希祖希望以撰辑伪楚史、伪齐史这种独特的经世救国方式，“破二伪之逆魄，警日寇之迷梦”，一方面向国人揭日寇和伪满、汪伪之奸邪伪妄，一方面卫中华民族之国家民族正统之尊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认为“国可亡，而此历史不可亡，则我民族或不致于沦灭”。早在1938年11月，朱希祖便开始主张收集抗战史料。此后，他多次提议要收集抗日战争史料，自己也积极参与收集记录，为国存史。虽然民族的存亡已系之一线，但他坚信前途光明：这段黑暗的时光终将成为历史，而为国存史，以使中华民族的后代永远铭记这段中华民族艰难坚守与抵抗强暴的不平凡英勇历史，以为以后民族复兴提高强大的精神支撑。
“倚松读杜诗”
朱希祖只是一介文士，但在残酷的战争之中，从未被日军的残暴所打倒。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他除了痛惜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外，对于自身所遭受的不幸，却能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去面对。“十一时，市中有空袭警报，至前邻伍非百处略谈，静待敌机”。在这寥寥数语之中，却蕴含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迈与从容。
在他的日记中，空袭虽反复出现，但在伴随着空袭记载内容的前后，往往是他治学、授课、在国史馆或考试委员会工作情形的描述。仿佛炸弹的爆鸣、漫天的火光都在朱希祖的世界之外，而治学与工作才是他日常生活的主题。
虽然身处烽火之中，但朱希祖的日记中常常有“晨五时半起。上山坐危石上，倚松读杜诗”的记载。日本侵略者对陪都重庆长时间、高频次的无差别轰炸，最主要的目的便是给中国民众造成恐慌，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但在重庆惨烈的轰炸中，一个已进不惑之年的文弱学者却能在山林危石处静读杜诗，这种坚守着实表明日本轰炸恐怖战略的失败。
朱希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体验自古以来国亡家破身死之际种种残怛情形：或国亡之后家与身尚存，此一境也；或国亡家破而身尚存，此又一境也；至于身死则国之存亡，家之完破，皆付之不闻不见之例，此又一境也。古之人皆身历其境矣，至于今日之余，国亡乎？家破乎？身死乎？皆不能预知，然古人既受之矣，余何独不可受乎！因此心中反为之一宽，能努力避免则避免之，不能则亦无所系恋惊惋焉。”
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在国家前途堪忧、自身命运堪忧之际，却能有如此淡定从容之心境。面对国亡、家破、身死，一句“无所系恋惊惋”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而这却是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文人之口。
“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
曾经经历昆明轰炸的汪曾祺，后来在回忆遭日机轰炸的历史时说得很深刻很有道理：“我们这个民族, 长期以来, 生于忧患, 已经很‘皮实’了, 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 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 即‘不在乎’ 。这种‘不在乎’精神, 是永远征不服的”。
朱希祖在重庆的生活片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担当。然而朱希祖现象却并非个例。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前线还是大后方，有许多高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无数身处象牙塔之中的知识分子，被卷入了这残酷的战争之中。
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南迁至昆明而组成的西南联大，亦曾饱受日军空袭之苦。“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 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有计划之轰炸, 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
在日本对西南联合大学的空袭中，学校不但房屋财产受损甚巨，师生的人身安全也常常受到威胁，闻一多、华罗庚等都曾在空袭中受伤，有人甚至几乎送命。但是就是在断壁残垣间，读书声依然朗朗入耳。
西南联大的师生还曾乐观的调侃道：“哈哈！原来听说只要五个炸弹就把昆明炸成平地, 到了现在掉下来的炸弹至少有五千个, 可昆明还是这个样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说过：“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战争并没有影响中国教育的延续。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出了众多精英人才，有的学生还直接投军奔赴前线。
烽火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家国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从青灯黄卷中解读出来的不仅仅是文脉的延续，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军人用枪，文人用笔，都完成了各自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