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在北大做了个演讲，讲《民国那些年》那本书，关于承担、独立、自由与创造。现在我把它发挥，讲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副题是“我所理解的学院派，或学术派”。

我所理解的学院派，有三承担：

首先是自我承担。费孝通先生曾将他与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做了一个比较，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费孝通）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搞学术首先要承担的是自己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自我创造、自我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不必回避，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毕竟第一讲生存，第二讲发展。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在你成为“富教授”之前，主要目的是谋生。现在很多老师工资都比较高了，生存不成为首要的问题，这时候就要思考学术对你的生命的意义了。你能不能从中得到生命的快乐、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于劳动的说法：这个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否定你自己，还是肯定你自己？是使你感到不幸，还是幸福？你的精神力量是不能发挥的，还是自由自在的？前一种劳动是异化劳动，后一种是自由劳动。以前我曾对几个考研的学生说，你们可以不用来考研，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追求的话，路子很多。研究生是最苦的工作。很多工作比这好得多。所以我说，只要你有碗饭吃，就别来考研。所以说实话，搞学术的主要动机，还是吃饭之外的问题。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后，你觉得很苦恼，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学术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能给你带来快乐，给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一直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

学术研究之所以能给我带来快乐，是因为它对我有几大诱惑：

一是历史的诱惑。我非常欣赏旧报刊的灰尘。通过旧报刊的灰尘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感到兴奋不已。我最难忘的研究生活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做研究可以和历史的古人进行精神对话，这使我得到快乐。我写过《周作人传》，周作人就曾说过，读书和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风雨故人来”的过程，开始“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

二是语言文字的诱惑。文学研究，涉及语言文字的美。真正的语言，是有生命的，有声、有色、有灵、有情感、有厚度、有力度、有质感的。我是主张朗读的，我一读到好文章，必要朗读，摇头晃脑，沉浸在语言的乐趣中。另外，文学形式本身对我也有逼人的诱惑。它跟我的学术研究有点反，我的研究不大谈形式问题，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文学形式有一种迷恋。这也是我的局限，我无法把它理性化。我对文学形式有点感悟，但是一旦把它弄到论文模式中去，就不美了，所以我干脆不写它，我更愿意把它藏在我的内心里。读书要读出味来，才能做学术研究。

三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诱惑。学术研究的最大乐趣就是这条。吴组缃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堂课让我终生难忘。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判断，你们看那个判断更正确。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人”，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狗”。毫无疑问，第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没有创造性。“吴组缃是狗”是错的，但是它逼你去想，吴组缃是狗吗？这一想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可能性。哪怕是错误的判断，但它能给你新的可能性，它也就是有创造性的。所以吴组缃说，他写的东西非常少，说得也少，但是一说，肯定就有他吴组缃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你的文章是这个方面写得最好的，别人搞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必须要先看你的文章，你是绕不过去的。 别人将来肯定要超过你，但是别人超过你之前，肯定要先看你的文章。这就是你的学术标准。这就能给你创造的快乐。我喜欢的是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你意想不到的课题，意想不到的方法，是无法规范也无法归类的。这是一种神来之笔、奇思异想，会弄得你兴奋不已。我这个说法得罪了很多人，但我还是主张文学研究是有想象力的，就像婴儿一样第一次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今天还保持这个态度和状态。我退休这几年比平常要早起半小时，躺在床上想各种问题，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思路、新的点子就在那时候产生，一到这个时候就跳起来就赶紧进入写作的状态。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就像鲁迅说的，有个声音在前面召唤着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有一种趋向黎明的感觉。我说的这几个诱惑是文学研究特有的。学术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使我的生命每天都处在一个更新的状态之中。我真的现在不觉得我老，每写一本书都对我的生命进行一种更新。这是其它劳动很难具有的。

所以我说，学术承担首先是自我承担。

其次是对学术的承担。

有一个我经常讲的故事：西南联大的时候，躲警报，刘文典躲警报时看到沈从文躲警报，他勃然大怒，问沈从文：你躲什么警报？我不躲警报，庄子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理由躲警报？这段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这种狂妄态度的背后有两个东西，一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得很重要，虽然他偏激，认为庄子比现代文学重要。二是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的非常重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包含了很重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觉承担。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对这个学科肯定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是为这个学科生的。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我钱理群为鲁迅而生。我对这个学科有承担的。季羡林先生在评价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研究者是“后死者”。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后死者”和“先行者”的关系，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大家时。什么意思呢？“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有承担，就像“托孤”。

我有个看法，学术研究有几个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讲他；其次是你接着讲他没讲完的；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有人说我太狂妄了，但我今天敢说这句话，我对鲁迅研究是自觉这么做的。我不仅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达不到他的那个程度是自然的，但是你要有那份自觉。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写一篇文章《孔夫子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这好像和鲁迅研究没有关系，但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它从鲁迅的基本思想出发，探讨孔夫子在当下的状态。鲁迅有个很著名的判断，说孔子是被权势者或想当权者捧起来的。我讲孔夫子是怎样被当代权势者捧起来的。鲁迅为我打开了一个思路，我这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还要接着往下做。我们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我们还要对五四提出的命题还要继续往下做。比如我现在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我这么做是很自觉的，就是对鲁迅一代的继承。他们那一代的教授经常到中学去上课的，因此我也要到中学去上课。为什么？因为我是“后死者”，因此我有责任，把“先行者”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往下做。至于我能否做到他们的水平，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学术的承担。他们老一代就有这个特点。金岳霖先生把搞哲学研究的叫做“哲学动物”，说即使把他关到监狱里做苦工，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哲学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还有一个例子，古希腊研究者罗念生，每天早晨都要读古希腊，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古希腊，用古希腊精神来对待世界，所以他儿子小时候听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他和朋友讲的也全是股息来的故事。他的一个朋友要自杀，他就去劝他，你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该怎么活着。罗念生整个生命就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了。罗念生因为全身心投入古希腊研究，很多该拿的奖没有拿，该有的地位没有得到。他的儿子就有点担心，曾经劝他说，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呢？罗念生给了他的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回答：他凑过头来看他儿子，用一种夹杂着玩笑、满足与欣喜的神情，跟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我觉得我的生命有鲁迅就满足了。罗念生去世以后，国外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这样评价他：古希腊艺术是高贵、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单纯、静穆的伟大。这就是学院派。

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学术本身就构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么东西。学术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王瑶先生曾对我们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才是在做学术，你应该是每时每刻都处在学术的状态之中，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我还有两个习惯。第一个因为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有一个本能反应，我走到哪里，看到错别字和病句就浑身不舒服，恨不得去改它。满脑子都是学术。有些人觉得我写文章很快，其实我每一个问题都酝酿了很久，经常是几年时间，经常同时酝酿几个题目。看报纸我也会想到学术问题，这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本能。学术是无所不在的，整个渗透在你的生命之中，它需要你倾注整个身心。我现在虽然自觉地退出了学术界，但我还是满脑子想着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有很多很多的设想，但是没精力做了。我很注重新人，有什么新文章。现在还保持的另一个习惯，就是不光每天看报，还剪报。我觉得有价值，就剪下来，真的有一种很强的学术承担意识。我对这个学科就是有承担。简单地说，就是舍我其谁，必须要有这个气概。要么不搞，搞就要有这个气概。

再次，就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承担，说更大点，就是对人类的承担。

说具体点，就是我们为谁写作？我自己的写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是为中国读者写作。有一种说法是为人类写作，这是很好的说法，但是什么是为人类写作呢？有些人认为就是参加国际会议。所以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写作。还有一种就是为评职称而写作。我并不反对这两种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也很重视跟国际的接轨和交流。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大家有交流，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国际学术会议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评职称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写作。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我希望我的写作不仅仅是给学术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读者来看。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追求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我并不担心别人说“钱理群你专搞这种普及性读物，这种小册子”，我重视这种小册子。为什么？我有三条理由。一，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启蒙主义的传统。中国人有一个比方，专写学术著作是小乘；还有一种是大乘，写普及性读物普渡众生。我觉得应该把小乘和大乘结合起来。写这种普渡众生的文章也不容易，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更多的启蒙作用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从这个社会的底层出来的，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过去我很少谈，后来在《我的精神自传》里谈得比较多，虽然还没有完全谈完。我的学术研究跟我文革后期的经历有很多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称为“幸存者的写作”。我经历过很多东西，我在进入学界之前，参加了社会的各种运动，包括文革后期的反抗。我看过很多很多的牺牲者，看过很多人留血，甚至可以说我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五七年反右，当时北大最优秀的人全部成右派，不成右派反而显得不大优秀，——当然，话反过来讲，并不是说所有右派就一定是优秀的。我很深刻地知道很多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他们都牺牲了，我是幸存者。也有的没有牺牲，或者也平反了，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言权。我现在有了发言权，我很珍视我的发言权。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为我个人发言，我对这些牺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责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为他们写作，为普通读者写作。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情。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没有多少人读书，但是中国人太多，所以虽然读书人比例小，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很多学界的人不读书的，因为都太忙，我并不是只说别人，我自己也很忙，别人送我的书我一般只是翻一翻，我甚至很少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所以我现在是不太喜欢把我的书送给学界的朋友的，因为送给他他不看，这不能怪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看。但是在中小城镇里，就有一批人，是我们的忠实读者。我们的文章他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读完之后还讨论。现在中国的这批所谓中小城镇文化人，比如一个记者，一个编辑，或者一个书店里的老板，或者一个教师，这些人起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们读我们的书，同时把我们的书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我非常珍惜这一部分人。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比较少，是中国独有的。和外国学者交谈时，他们很羡慕我，说，“钱，你的书怎么能成为畅销书？我们的书顶多是圈子里的人看。”他们很羡慕，也很惊讶。我的著作连一些最偏远的山区都会有人看，还有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就像一颗种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出了果子。比如我刚来之前，就收到一封信。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一个人就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读我的书。我的书他都看，但是有几本找不到，叫我寄给他。就是有这样的学术圈外的忠实读者。所以我写作时不敢乱写，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们失望。那些读者见你的书就买，当然这样的读者不会太多，当然也不会太少。这样的读者对我的压力最大，我怕对不起他们，我写作时脑子里时时想的是这样一些普通读者。所以我是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为那些愿意想问题的人而写作。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受这个影响很大。我的学术著作里尽量避免用学术术语，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不尽是我个人生命的表达，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对象。

说到这一步，当然这里就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院派跟现实的关系问题。

学院派并不是和现实没有关系，但学院派是不是就直接地对现实发表意见呢？学院派写作的特点在哪里呢？它也关注现实，但它关注现实的方式不是社会活动家、宣传家那种方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就是善于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学院派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最近我评论过高远东的研究。他的研究很有特点：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都有敏锐的把握，能够把社会思想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有距

离的学术思考、精细的学理辨析和深度的理论探讨。比如说，关于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是前沿性问题。但他没有直接去回应这种争论，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课题，就是《故事新编》研究。这个选题就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过去我们讨论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鲁迅早期和五四时期，而他则是把选题放在30年代。一般学者是从鲁迅的学术著作、杂文来研究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而他则是从小说中来发现。他认为小说比杂文更能显露作者真实的世界观，因为小说创作是感性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更能显示鲁迅和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这样做就把尖锐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课题，非常有新意。这就是学院派研究的方式。再比如说鲁迅和革命、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高远东也没有正面去讨论回应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鲁迅和墨子的关系。他背后的关怀是很重大的现实问题，但却能转化成为学术课题。所以我说，高远东的现实关怀是内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他的现实关怀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有机融合是学院派研究的特点和长处。

我也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丰富的痛苦》这本书。它面对的是现实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在“六四”之后，在苏联东欧瓦解之后，历史是不是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破产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是不是走不通了？我当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怎么把这个尖锐的政治思想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进行学术研究？这里我做了几个转换。首先我把这个问题转化成与自己专业有关的问题，自己关注的问题。于是我从自己兴趣出发，选取了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关系这个方面，就使这个问题转化得相对具有学术性了。我当时想到的还有：从海涅开始一直到鲁迅，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知识分子都被共产主义吸引？这是不是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有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契合，以至于他们被共产主义所吸引？当然这和我自身经历有关系，我自己就是被共产主义吸引的。我自己身上具有很强的唐吉诃德气质，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我发现这种气质和共产主义有内在的关系。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唐吉诃德气质上来。这个转换非常重要，这是个文学的转换。文学是关心人的心灵的，这就把问题变成精神、心灵方面的课题，再转化为具体的唐吉诃德形象问题。进一步深入考虑后，我发现，单有唐吉诃德还是无法深入研究，于是我想起屠格涅夫的那段话，他把哈姆莱特和唐吉诃德联系起来。我就这样把共产主义前途问题变成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关系，变成一个精神气质问题，再变成两个文学形象。最后变成这两个形象的流动和传播问题。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其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哈姆莱特和唐吉诃德创始于英国和西班牙，但它传播到中国是通过德国和俄国的中介——马克思传播到中国也是从德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于是我进行了哈姆莱特和唐吉诃德两个典型文学形象东移问题的学术研究。

我作品背后的问题意识关怀是现实的，也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但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学术的。哈姆莱特和唐吉诃德形象东移问题就距离最初共产主义问题已经很远了，这是有距离、有深度的研究。而且要强调的是：它是文学的研究。

这就说到了文学研究的特点。王瑶先生研究的特点是：关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当事人的内心。他提出文学研究的中心是“人”，这个“人”是有环境的，是特殊个性的个人，他还有一个内心世界。关心人，关心个人，关心人的内心，这是文学研究的三个坐标，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所应该关心的问题。这形成我的一个研究思路：对任何一个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不要太执着于事件本身，而是要关注事件当中的人，关心他们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么样的。从这里切入，就是文学。最近我写了《“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研究“反右”运动就和别人不一样。我找了许多“右派”个案，去探寻他们个人的命运，去关注他们的情感、心灵，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这就和许多历史学家有很大距离，虽然我也在进行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但这是文学者的研究。

有现实关怀的文学研究就是要善于转换，把社会现实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转换为文学研究问题。从文学的眼光文学的方法学术的方式学术来研究回应这种问题。

当前很多人误解，认为学术对现实是不关心的。我的《丰富的痛苦》表面看起来与现实无关，因为它经过了很多的转换，没有痕迹。但其实它有更大的独特的关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院派社会承担的特点。

谢谢！

（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4月1日在《北大评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