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一所以法科为优势和特色，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其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尤其是法科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镇。2009年2月19日，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教授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是我国建国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国际私法专业博士。在黄进教授赴京履新一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对他进行了专访。

　　一、在“充满矛盾的时代”更需目标坚定、处变不惊

　　记者：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科为优势和特色的多科性大学。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您认为法大如何才能实现内涵发展？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要想顺利实现从学科比较单一向多科性大学发展的历史转型，必须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认清法大在建设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过程中的强项和短板，采取质量优先的内涵发展模式，将高等教育的规律、法学教育的规律与学校办学的实际结合起来，有机整合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与法大自身发展的特色。如今，法大全校上下已形成共识，要从外延式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改变依靠“数量增长、规模扩大、空间拓展”为主导的“量变”发展模式，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学术实力、推进民主管理，强化依法治校，积极探索法大的“质变”发展模式，推进法大走质量兴校、科学发展之路。

　　其实要谈学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大环境的一个梳理，以便清醒地认识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时代。我想以下几点我们应该有所认识：

　　一是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由于我国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这一转变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教学质量下滑，办学条件跟不上，教育目标模糊，教育价值混乱，既不可避免又必须应对。对此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

　　二是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实际上对“985工程”建设大学和“211工程”建设大学和各大学的重点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大学和学科必须考虑其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

　　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重中之重。这既是前几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后的必然之举，也是我国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因为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靠质量。四是改革创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但是同时还面临许多体制、机制、制度的障碍和瓶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这意味着将有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机遇，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五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方兴未艾。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进行的教育实践。高等教育资源包括资金、思想、学生、教师等的跨境流动，对这个时代的优秀大学形成国际竞争的压力，迫使它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

　　还有一点也是我特别想说明的重要一点，就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走到了一个拐点，比如，大学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政府因经费投入的增加而加强了对大学的管控，学生要求参与学校管理的激进主义活动频繁，媒体和公众对大学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媒体对高等教育的报道经常是负面的，教师的精神面貌出现滑坡，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导致学习条件恶化、与教师接触的机会减少，高等教育机构自身迷失方向，变得沮丧气馁，等等。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20多年，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充满麻烦的时代”。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尽管与美国那个时候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有几分相似，比如，大学面临的财务困难，媒体对大学的种种负面报道，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高度关注等。而且，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有美国在“充满麻烦的时代”不曾有的突出问题，比如，高校领导和中层干部频频因腐败问题出事，学者甚至学术带头人频频因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曝光。总之，在当下，市场对大学的冲击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权力和金钱猛烈震撼着大学这一世袭的金字塔，腐败或学术不端现象如抄袭、舞弊、代考、捉刀、卖考卷、权学交易、课题学位交易、贪污、受贿等，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不敢说我们处在一个“充满麻烦的时代”，但至少也是处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大学现在成了“高危”地带。我们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工作的每一位教职员工，要对这样一个时代特征有清醒的认识，要头脑清醒，方向明确，目标坚定，处变不惊；要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反腐倡廉、独善其身。不然，大学和个人都会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二、以大学科建设理念来进行全局统筹规划

　　记者：学科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龙头，是学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主要体现。在推进法大学科建设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黄进：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所有工作都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

　　首先，我们要树立大学科建设的理念。谈加强学科建设，不能狭义地去理解，只以为是学科专业建设，比如，只认为建硕士点、博士点，设重点学科，才是学科建设。而按照大学科建设的理念，学科建设实际上是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联系在一起的。抓学科建设一定要抓教学、抓科学研究、抓社会服务、抓教学科研团队建设，还要从全局去统筹规划，不能狭隘地只去抓学科建设的某一方面。

　　其次，关于多学科建设。“多科性”是法大发展的目标定位之一，要围绕建设以法科为特色的多科性大学的办学目标来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格局。既要保持和张扬法科的优势和特色，也要巩固、充实和提高已建的学科专业。法大现拥有17个本科专业，47个硕士点，19个博士点。我认为，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法大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学科的合理布局和学校的综合实力，更关系到法大所培养的学生，能否兼具广博的知识基础、坚定的公共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所以，我们必须巩固、充实和提高已建的学科专业，让这些学科专业走内涵式的发展之路，走特色化的发展之路，走国际化的发展之路。各已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优势。在这些学科建设的初期，一方面可以借助法科的优势和实力来发展自己，同法学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办出与法科相联系的特色，比如办法商结合的MBA，这可以说是“借船出海”；另一方面也应该发挥支撑学科的作用，特别是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还要对整个法大的通识教育、整个法大的人文校园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可以说是“绿叶护花”。这些学科既可以通过同法科的结合办出特色，也可以通过自身异军突起式的发展来办出特色。

　　再次，关于法学学科建设。在法大，法科“全而强”，表现在法学学科齐全、交叉学科多，不仅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而且法学一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综合实力强。法科“全而强”的优势是法大的最大特色，但法学学科内部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发展也不平衡，部分法学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实力不足、后劲不足、朝气不足，没有建立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梯队，有的学科出现下滑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拖了法科整体实力的后腿。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探索构建法学学科的统筹、整合、协调发展机制。各大法学院和法学学科研究机构也要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所作为，对自己的弱项加以弥补。

　　第四，要注重学科平台建设。我理解的学科平台主要有三类：即传统学科专业平台、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平台、跨学科平台。传统学科专业平台是基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平台是重点，而跨学科平台是发展方向。我们的主张是，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学院体系内构筑的学科平台，由各学科、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建，学校主要着力推动构筑跨学科学术平台。最近几年，在科研方面，法大逐渐构建了三级平台，一级是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重点实验室，一级是校级跨学科实体科研机构（先后建立了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等），还有一级是七八十个非在编科研机构。今后我们还应该继续推进法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谋划构筑新的跨学科平台，比如说探索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设立学术特区。当然，构筑跨学科平台要发挥学校现有的学科优势，在现有学科基础上来展开。

　　三、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记者：大学要实现科学发展，要不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进行知识创新，起决定因素的是教师。您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黄进：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一定要有“三大”，即要有大师，要有大楼，要有大爱，但在这“三大”中，师资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办得很好，原因何在？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大楼，也没有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但是由于西南联大有一大批大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当时西南联大的实际负责人，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

　　大家知道，“学术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是法大得到普遍共识的办学理念。在我看来，高校综合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竞争。我们只有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下大力气培养和引进一支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培养力度，发挥好学校现有教师的作用，特别是要大力加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给他们创造成长发展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每年要拿出适当的名额让符合条件的青年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也要在两年一度进行的博士生导师遴选时遴选符合条件的副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要落实已经建立的学术假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地引进一些高层次、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进入法大，特别是要利用国家实施的“千人计划”，从海外引进国际上一流的专家学者（包括外籍专家学者）来学校工作。学校要加大学院院长、实体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面的职责，因为教学科研机构负责人对本机构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最为了解。特别是各学院的院长，要有这种气魄，有勇气和信心引进比自己学术上更强的人才。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今后引进的人才一定要德才兼备、德艺双馨。人才到了我们法大，关键得尊重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居乐业、成长发展的环境，让他们呆在这里愉快、舒畅。德国前总理科尔曾自豪地讲：“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想这至少是德国教育和科技发达的原因之一，说明了人才对大学的重要性。此外，学术团队（包括教学和科研团队）的建设也非常重要。我们要着力构建结构合理的团队，倡导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真正发挥团队中学术攻关方面的作用，要采取“学术带头人+学术团队”的模式来加强之。

　　四、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贡献

　　记者：您经常提到要建立一所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世界知名法科强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黄进：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网络化的今天，人类已步入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社会，人类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性的问题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是把自己仅仅定位为本地的大学和本国的大学，还是定位为全球的大学这样一个问题，已摆在大学特别是有雄心壮志的大学的面前。法大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为什么要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并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发展国际教育主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领导力、推进知识产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维护国家安全等。而澳大利亚发展国际教育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希望用国际学生交的学费收入弥补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同时也考虑到借此提升澳大利亚进入知识社会的能力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加拿大的一流大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至少有四点考虑：一是通过国际化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二是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性大学；三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全球公民；四是要以自己杰出的研究来创造知识，不仅服务于本地、本国，而且要服务于全世界。由此可见，国际化既是大学的办学方向，也是提升大学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今天的大学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人员的流动，已不能也不再局限于某地，而应该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全球性参与者，要在国际学生市场、跨境教育、招揽人才、争取国际基金、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扩大国际声誉等方面参与竞争，提升竞争力。

　　我体会，法大要推行国际化，是要通过国际化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贡献。所以，我们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并不是要全盘西化，也不要简单地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全盘西化。同时，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不是简单地要完全“与国际接轨”。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也各不相同，在加拿大国内，由于教育属各省管辖，各省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有所不同。你去同谁接轨呢？我们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本质上讲，是要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我们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并不是要简单地复制、照搬和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而是要通过学习、交流、借鉴，去发现现代大学制度的精髓，或者说现代大学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再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去创造、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提出把法大建设成为“一所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世界知名法科强校”，这条发展之路漫漫，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任重而道远。2010年，我们将着手制定“十二五”规划，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在主动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求的前提下，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提炼建设与发展思路，真抓实干。我希望在虎年里，每一个法大人，为学虎虎有生气，干事虎劲十足，切忌虎头蛇尾、龙争虎斗，共创学校各项事业虎跃龙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