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资料表明，创设于山东登州（今蓬莱市）的文会馆，从时间上说，无可争辩地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然而，与这所大学相关的一些重要史事，因种种缘由所致，学界至今认定仍多有牴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惑乃至误解。
关于文会馆成为大学的时间，中、英文史料记述，以及研究者所据史料不同或对史料的不同解读认定其成为大学的时间，颇多歧异。目前虽有研究者做过一定考察辨析，但问题依然不很清楚，有必要进一步详细梳理。
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谓文会馆成为大学，细究起来，指的是两件事情。其一是文会馆改名的时间，也就是狄考文自己认为他办的学校具有大学资质要办大学的时间；其二是成为具有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也就是得到美国长老会本部批准的时间。
文会馆改名的时间，也是其首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时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较早的文会馆自己留下的第一手英文资料《登郡文会馆要览》记述说：“1877年1月，首批三名年轻人毕业，他们学完了现在开设的绝大部分课程。”同年刊行的文会馆第一手中文资料《登郡文会馆典章》则谓“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设定规条，立成一文会学焉”。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资料《合会学局》也记载说：“文会馆第一届学生于1878年毕业。”而民国二年刊行的《文会馆志》记述这一事件为“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亦记载说：“1876年，高等学堂（high school）第一批学生毕业。”再有1912年刊行的可靠记述是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撰写的《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记述谓：“1876年底，文会馆举行了一次正式的毕业典礼。”说其为可靠资料，是因为狄乐播1881年来山东后，先在登州学习汉语和见习布道近两年时间，对文会馆的历史当很熟悉。
上述文会馆改名时间似乎有三个，即1876年、1877年、1878年。然而，仔细推敲起来实际上是两个，即1876年和1877年。因为《登郡文会馆典章》说得很清楚，1878年是“设定规条”的时间，亦即制定和完善文会馆作为大学的各种规制章程的时间，与1877年1月改名称的时间并无矛盾。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资料《合会学局》关于文会馆的历史其实是追述，并非档案资料，其档案第一手资料中部分是关于合会学局的。这一资料根据档案性质的资料《登郡文会馆典章》，误解并沿袭下来，其实记述的也是制定和完善文会馆作为大学的各种规制章程的时间。如是，则剩下的两个时间孰是孰非？
事实是，在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广为传播之际，在纪年纪月问题上很多人使用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纪年纪月法，即纪年中（农）、西（公）历混用、合用，但在中（农）、西（公）历年度换算时，忽略了年底和年初的月份，甚至是纪年用西（公）历或民国纪年，纪月用中（农）历。教会学校的学生尤为严重，在华时间久的传教士也入乡随俗。像《文会馆志》一书在标示某个历史事件时间时基本都是既标注西（公）历，同时也附带皇帝年号纪年或民国纪年。民国纪年本来是公历，但在那时的很多文人笔下，却是事实上的中西历混用。如：“狄公于1863年即同治二年洁除东廊权作校舍，自居于寺之正殿。”又如：“学堂基础于是已巩，乃定其名曰文会馆，此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再如，《文会馆志》编纂者的《跋》后标注的写作时间，用的是“民国二年七月朔”。明乎此，上述文会馆改名时间记述歧异，就不是问题了。查文会馆正常办学时期，年终约农历腊月中旬放年假即今日之“寒假”，“正月底开学，暑时放学月余，年节放学月余”。如是，问题就很清楚了，文会馆改名并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的时间，按当时的中（农）、西（公）历混用的学年算是1876年即光绪二年年底，但按西（公）历时间算，则是1877年年初。这种中、西历混用不计月份模糊对应年份情形，一些著名现代学者也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以为常，比如著名近代教育史家舒新城在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时，就简单地将《奏定学堂章程》中各级各类学堂章程颁行的时间标注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字样，但完全按照公历则应该标注为“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月）”，以致时至今日人们在提到这个章程颁行的时间时有说是1903年的，也有说是1904年的。如此看来，关于文会馆改名的时间，当时人们的记载就那时人们的习惯而言，1876年、1877年两种说法两个时间都没有错，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研究者在查阅这一类史料时，应当多加考求，谨慎辨别其纪年纪月等纪时方法，统一准确地表述，以免造成歧义。时间以及时间逻辑，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太重要了。
至于今人著述关于文会馆改名的时间，都是根据不同史料上的说法，无需一一列举辩驳。但山东有一种说法与上述两个时间均不相同，且影响较大，也牵涉这所学校另外一次改名问题，需特别提出来论说清楚，尽管这次改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事情。这一说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乃至全国基督教界权威人士王神荫在《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一文中提出来的，后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又收入《王神荫记齐鲁大学校史》一文，认为文会馆改名是在1872年，且肯定地认为这一年“定名”中文名称为“文会馆”，英文名称是“登州书院（Teng Chow College）”。据相关史料推断，这一年抑或根据完全公历纪年纪月法是1873年，狄考文创办的学堂的确改过名称。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1881年2月向差会本部申请办大学的报告所附的“计划”第一条，明确写明：“That 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 be organized into and constituted a college， to be called ‘The College of Shantung’。”（登州文会馆组建为大学，取名“山东书院”）狄乐播在记述文会馆改名前的原学堂名称也是“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显而易见，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与初创时的the Te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不是一个称谓，表明学堂的层次发生了变化。可惜的是，目前所见中文资料没有留下这时蒙养学堂改名后的名称，更没有说是这时改名为文会馆了。那王神荫为什么会认为是改称文会馆了呢？
查《文会馆志》曾谓学堂办了“九载而后，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益进，来学者亦日益多。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不足以竟造就，遂毅然议添高等科。于是，因时制宜，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之程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添高等科并分设正、备斋之后就不再是蒙养学堂了。1864创办学堂“九载而后”，按民间照年头算法的话，也可以说是1872年以后就不再是蒙养学堂了（但实际未必就一定是1872年，也可能是1873年），而是增加了学习年限，逐渐向大学过渡。王神荫很可能是据此推定蒙养学堂1872年改称文会馆，而忽略了下文中“斋舍略为增葺，规模少加扩充，学堂基础于是已巩，乃定其名曰文会馆，此1876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的记述，也没有仔细考察蒙养学堂到文会馆是有一个过程的问题。
综上所述，狄考文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改过两次名字，一次是1872年或1873年，一次是1876年或1877年。以往学界关注的只是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并不了解曾改为“高等学堂”一说，事实上恐怕改称高等学堂一事也仅仅是长老会登州差会、至多是山东差会内部的事情，当时并未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当然，也有可能是中文名称并没有明确改过，只是为了区分办学层次而英文表述有所区别而已。
关于文会馆成为具有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档案资料或较原始的史料计有两种说法。1、1882年说。《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记述说：“1876年，高等学堂第一批学生毕业，尽管其已经做了多年大学的工作，但直到1882年，在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下，人们才认可（recognized）这所学校为大学。”狄乐播在《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中也说：“1882年，登州差会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长老会本部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赫士先生和赫士夫人到登州来工作。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以及一架很好的望远镜也装船运出。”《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似乎也曾把文会馆成为大学的时间指向了1882年，书中记述说：“1882年，学堂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似乎可说是学堂创办以来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学校拥有了更多的经过考试选拔的高素质学生，设置了更充分、程度更高的课程，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正式公认的学校文凭。” 2、1884年说。齐鲁大学早期档案记载，1864年，狄考文在登州府建了一所蒙养学堂，“二十年后——1884年，长老会本部认可（recognised）这所学堂为大学”。狄考文传记的作者在叙说文会馆成为大学时也明确记述说：“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本部于1884年批准（authorized）登州学堂为大学。登州蒙养学堂在此之前数年已经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因为那些年间它已经在进行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它依然保留了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
除上述两种档案资料和较早的可靠史料记述的时间外，今人著述各种不同说法，都是解读或囿于史料的问题，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考察上述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道理。1882年说是根据倪维思博士的提议，“人们才认可（recognized）这所学校为大学”。但这里的“人们”应该是长老会山东差会的人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境内起码是长老会山东差会范围内人们认可文会馆是“大学”了。倪维思的这个提议并非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由于“1881年2月14日，长老会山东差会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20年的学堂更名”。也就是说长老会山东差会已经认为文会馆是大学了，因而打报告给美国的差会本部请求批准。在差会本部批复函件未来之前，倪维思提议在山东差会范围内承认文会馆的大学资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狄乐播所言的1882年“登州差会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长老会本部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派赫士先生和赫士夫人到登州来工作”，很有可能是他刚来登州听说的这件事，误将倪维思的提议得到山东差会的“认可”当成是长老会本部的“批准”了。当然，也有可能是1882年登州差会再次向山东差会提出这一问题，倪维思建议山东差会认可文会馆为大学这一事实，同时将山东差会的这一认定报告寄送美国差会本部请求批准。狄乐播的这一说法并非个别，狄考文传记的作者所谓“1882年，学堂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似乎可说是学堂创办以来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正式公认的学校文凭”，指的也应该是长老会山东差会根据倪维思的提议“认可”文会馆为大学的事实。这里的“正式公认”没有指明范围，显然也是长老会山东差会内部的、至多是在中国境内公认的，还不是美国差会本部认可的。而1884年说则很明确，是美国长老会本部“认可”或“批准”。这里的“认可”或“批准”，有可能是长老会本部在山东差会公认的基础上的“认可”，也有可能是其批复山东差会将文会馆“扩建为大学”请求的正式批复。囿于资料，我们对此已无从断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文会馆成为法定意义大学的时间，应是1884年。
文会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界已经充分认可。关于文会馆何时成为大学的问题清楚了，按说它是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问题本来也就无须再费笔墨。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的习惯说法及思维定势，使学界及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不同认知。2012年夏初，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新闻杂志《民生周刊》发表标题为《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文章，似乎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文章列举说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都有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资格。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认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的前身——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断言“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而“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文章最后指出：各高等学校为了自己学校的荣誉或地位，争相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去“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远不如“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
笔者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最后的观点，今天的大学确实应该把精气神投入到真正大学教育中来。但追求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事实上，报刊或网络上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学校，远不止《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一文所列举的这么几所，但与笔者所要论述的主旨已经没有关系了，暂不置论。这里仅就该文作者关于“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两所学校一说谈点看法。因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上海圣约翰大学排除在外了。查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时间，无疑早于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该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或最早的大学，创始于1879年，“1892年始设大学课程，1895年第一班三人毕业”，1906年，“大学课程始定为四年”，同年“在美京立案，为圣约翰大学”。
很显然，“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笼统地说“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大学，难以全面准确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因为圣约翰大学是来华传教士办的大学，就不承认其创办时间比北洋大学堂早。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许多多现代新事物，大都来自西方。属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大学，自然也不例外。
传教士作为西方来华势力，自然是与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扩张紧密相关的。资本扩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直至今日，无论什么人欢迎与否，都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降，资本即开启了其全球性扩张的新时代。人类社会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资本扩张与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密不可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平等协商、各取所需达成的资本扩张，为和平互利性扩张，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使文明进步；以武力胁迫单方面进行的扩张，为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在扩大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更为人类尤其是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所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资本的和平互利性扩张，则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持欢迎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扩张大潮中来。
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历史上，中国门户洞开，国家主权开始不断地沦入外人之手，事实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强力侵略性扩张和清政府昧于时势、措置失当双重原因造成的历史结果。传教士是尾随坚船利炮而来，受不平等条约保护，与西方列强侵华自然脱不了干系。但传教士本身又不能说就是侵略者，他们不是受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为他们心目中的信仰服务，受所谓“神召”到异教国度拯救上帝子民，引导普天下人“归主”的。这些人在华开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都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服务的。况且，清政府先是在中外约章中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继而规定外人（在中国）“设立学堂，无庸立案”，可任意设立。民国以后，随着中国自己开办的现代教育的逐步推广和普及，中国政府逐渐对教会学校学制、教学内容等提出具体要求，并最终规定外人办的教会学校要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许多多的教会大中小学校也都按照规定在中国中央政府立了案。因此，作为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对传教士开办的现代大学置之不理。更为重要是，以鸦片战争为明确分界线，中国东方古老天朝的宗藩体制逐渐为现代世界的条约体制所取代。本来，建立在不可避免的资本扩张基础之上的条约体制是反映国家之间正常、平等的相互关系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然而，事实上中国参与这一体制是被迫的，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将中国拉入了这一体系之中，其中夹杂了诸多不平等因素，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但那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参与了这一体制后履行条约所产生的种种新的社会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就像那时在条约体制下诞生的中国海关（时称帝国海关）这一现代税收机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是条约体制的产物，且其用人、行政大权完全掌控在外人之手，就说其不是中国的海关，不承认李泰国、赫德等历届外籍人士担任的总税务司是中国的总税务司。传教士依据条约在中国开办的各级各类培养中国人的学校，当然也应视为中国的学校。最起码，应当承认其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代学校。准此，则显然不能将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排除在中国现代大学起源排名之外。
然而，“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圣约翰大学建立时间虽然比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北洋大学早，却也还不能说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现代大学。由前述可知，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即便从其1884年正式成为大学的时间算起，也比圣约翰大学至少早近十个年头，文会馆才是真正的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当然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著名专家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指出：“中国最早的新教大学是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圣公会1877年在上海设立的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文会馆第三任馆主、广文学堂第一任监督柏尔根（Paul D. Bergen）则早在1913年6月为《文会馆志》所作序言中也认定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
过去，人们之所以曾长期以来误认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恐怕一方面是由于它名称响亮，且因设在中国首批开放对外通商并很快成长为中国和东方繁荣大都市的上海，占尽地利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基督教高等教育”项下第一位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二位是“齐鲁大学”，而作为真正最早的现代大学文会馆，只是作为“齐鲁大学前身”，以相关资料略作介绍，没有表明文会馆是大学。尽管其后附有《王神荫记齐鲁大学校史》一文有论说“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是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但证据不足，且论说有误，加之其主要是论说齐鲁大学，因而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于是，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外来传教士办的大学一说遂广为流传开来。其实，种种历史原因所致，任何史料编辑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学术研究逐步深入，新史料不断发掘，历史的真实也必然会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事实上，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一些年间中国最好的大学。现有中英文资料表明：文会馆毕业生在1900年以前，即有3人任教于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政府自办的国家级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始，据英文资料称曾聘用文会馆毕业生12人，经与中文等相关资料证实确切无误者为8名；1902年京师大学堂整顿重建之后，共计在校6名西学教习中也还有4人是文会馆毕业生。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那时“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才确定从文会馆聘用12名毕业生担任京师大学当西学教习。反过来看，截至1904年文汇馆迁移潍县，以文会馆为主体的广文学堂直至民国初年也没发现有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或中国境内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任教的教师。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想必能说明文会馆不仅确定无疑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从总体教育水平来看，也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近些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东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来华传教士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并呈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登州文会馆得以确定为中国土地上诞生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且至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大学，实受惠于这一大好局面。
然而，毋庸讳言，由于人所周知之历史、资料等原因，关于文会馆的研究还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才真正刚刚起步，很多问题有待各方共同努力探讨，令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再现于国人面前，为现代化教育事业提供历史镜鉴。
（文章节选自《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