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代呼唤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应得到全面发展。但我国的人文科学不仅难以发展，而且陷入了集体失语、话语权危机的困境之中。究其原因，除没有相应的社会现实基础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人文科学自己使自己难于发展，即被有用与无用、本体与主体、特殊与普遍、实践与理性、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启蒙与解放、人文与生态、尊德与问学、接着与照着等问题缠绕着而难于发展。提出问题，分析学理上的困境，旨在呼唤人文科学的回归。
关键词：人文科学，失语，困境，回归，发展
时代呼唤新的人文科学，新的人文科学是否出现？白乐天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文化在转型。整个世界驰骛不息，变动不居。我们在走向世界，世界在走向我们。新追求、新思想、新观念在古老的大地涌现，“今是而昨非”以及“昨是而今非”俯拾皆是。今日人文科学似乎也呈现出繁荣盛况，文章、著作层出不穷，人文讲座遍地花开，科研课题知多少。然而，平心静气，掩卷沉思，却令人有苍凉之感。今天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文科学何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派在何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难道是我们的思维有限、心智不如人？难道是我们的学人不思进取、沉溺于声色犬马？中华学子历来殚精竭虑、思维深邃，气势恢宏。曾记否，我们的祖先能写出永放光芒的《周易》、《老庄》、《孔孟》、《史记》等，我们的先人能吟咏出不绝于耳的唐诗宋词，一部《红楼梦》光风霁月，牵引人心。我们的先辈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无不开先河，启后辈。逝者滔滔，来者亹亹。时值今日，人文科学应得到大发展，在世界思想的天幕中应是群星璀璨。然而，我们今天却出现了“集体失语”，遭遇话语权危机，世界听不到我们人文科学的声音。扪心自问，人文科学发出了自己优雅的、动人的曲调了吗？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浮躁的时代，是没有文化的时代。然而今天出现集体失语、话语权危机等，是“浮躁”能概括得了的吗？事实是，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人文科学的殿堂金碧辉煌却没有神像，神还没有在社会文化母胎中形成，还没有达到分娩时期，即使分娩也必然难产。人文科学是自己使自己空乏、软弱，自己使自己分裂、异化，在科学的殿堂中，人文科学“像一袭空乏的长袍扑落地上”（海涅语）。人文科学自己缠绕自己而难于走在时代的前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笔者这里不是处士横议，大放厥词，而是要寻找人文科学自己的生命意识与出路，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有用与无用的问题
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人文科学包括了哲学。哲学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是“有用”与“无用”的关系。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思维，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有用”。但如何“用”，“用”在何处，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又是“无用”的。在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国，哲学有何用？用在“吃饭”（食谱，钱钟书语）。现代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目标，哲学之用在何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目前中国文化是‘四星高照，何处人文’？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也。”哲学有用无用在孔子那里就存在，孔子教育他的儿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就没有要求他的儿子学哲学，如果有人会说，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哲学，这正好说明哲学在古代历史中就没有用。因为，凡是有用的总会存在的，凡是存在的总是有用的。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家可以当国王。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了国王才成为了哲学家？还是成为了哲学家而当了国王？我们看到的是当了国王才成为“哲学家”，没有看到哲学家当了国王。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可以使人发财，但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哲学家富可敌国。哲学是无用的，但哲学的“无用”就是它的“有用”。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说：卡利克勒却认为：“一个人长大成人后仍然保持对哲学的嗜好，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罪过。”“如果要将对哲学的指责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毫无用处’。”“我们处于一个伟大技术发现的时代，处于一个微芯片和电子加速器的世界，处于一个因特网和数字电视的王国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哲学那里得到什么信息呢……什么也没有。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能比我们更尖刻，但外国人是口里说哲学无用，而我们则在生活中抛弃了哲学。哲学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哲学还存在着，就在于哲学问“为什么”，就在于“质疑”。
哲学是有用的，哲学的“无用”就是它的“有用”，哲学锻炼人的心智，哲学会使人更聪明。哲学是追问，追问使人聪明。如：“历史学家可能会问自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哲学家则会问：时间是什么？数学家可能会研究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会问：数是什么？物理学家可能会问原子是由什么构成的，重力是由什么引起的，哲学家则会问：我们何以知道在我们的思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东西？”哲学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所以然的问题。哲学要追问为什么的环境，要有追问为什么没有追问为什么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喜欢的是问为什么？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哲学不是肯定，肯定是思想，哲学是发问，发问是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也不需要问那么多为什么，而现在又是一个“为什么”那么多的时代。没有真正的哲学，人文科学怎么不“失语”？
二、本体与主体的问题
在世人的心目中，哲学是听不懂的东西，最听不懂的又是本体论。什么是本体论？李泽厚提出两个本体论，即“人类学本体论”、“历史本体论”。他对本体论的解释在不同文论中是不一样的，在《答问录》中界定为“本根，最后的实在的意识”，并且还提出了“情本体”。有学者在2010年《哲学研究》第2期撰文对李泽厚的本体论进行了分析，该文意义在于看到了“两个本体论”的要害，但没有深入研究“两个本体并列说”的意义。“两个本体并列”实有矛盾，但孕育了人本体化的意蕴，两本体显示出本体与人的存在结合在一起了。“人性就是心理本体”、“主体的目的性中显现出本体的崇高”，等等，开始了本体与主体的结合。
本体与主体的结合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哲学理论的深刻之处。本体的内容就是主体的显示，本体论不包含主体性，哲学就不能成为哲学。但是，我们的哲学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体一词源于希腊词‘substantia’和‘subsistantia’及拉丁词‘hypostasis’。其基本意思有‘真实存在的事物’、‘真实的实在’、‘自在的事物’、‘实质’、‘本质’、‘独立存在’、‘站在……之下’”等，此时的“本体论”似乎没有包括人。本体一词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才包括了人，康德心中的道德律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使人的存在化为了本体论的存在，本体中具有了人的因素。海德格尔在哲学界的影响极大，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带来了慧星初现般的震撼”。海德格尔讲的存在包括人，他的所谓“存在”问题在存在者状态上的优先地位就是指人，“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没有包括人的存在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意指什么？这是一个很深邃也很难阐释的问题”，“将我们自身直接放进形而上学中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使形而上学真有可能作一番自我介绍”。海德格尔非常抽象的所谓“存在”如何理解，就是从“人的存在状态”着手分析。傅佩荣先生分析海氏的哲学思想时认为，在“宇宙万物之中，惟有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可能成为‘存在’，亦即使‘存在’开显出来”。人成为形而上的存在，或形而上中存在人，人就成为了真正的“本根”、“实在”，这就使一切之中人成为了一切，这是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
我们传统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没有人自己的存在的，人游离于存在之外仅成为一个认识者。在“道”中没有道之“人”，本体与主体没有结合。人本体不是人之存在或没有内含人的存在，人就没有终极价值。人没有成为学理之根，也就是没有以人为本。人文科学没有人的根本，再好的理论也必然失去话语权。人文科学不是“去”研究人，人的存在就是人文科学的存在，人文科学应该就是“人学”。但是，坦诚地说，即使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将人纳入“道”中，“道”是人之道，人文科学也无法成为“人学”，人也无法存在于人文科学中，因我们没有逻辑地从新的存在中开显出人的存在，人是被“加进去”的，并且人文科学又被现实撕扯得支离破碎，快速变化的技术社会不能成为精神家园的基础，人没有精神家园。没有精神家园，人就无法成为本体论的存在。人还要劳作，还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生活中。人存在技术社会之中，社会技术已经使人异化，人成为真实的本体存在还只是哲学的梦幻。
三、特殊与普遍的问题
概念、范畴织成文化思想之网。人文概念的逻辑性格与文化心态联系在一起。正如卡西尔指出：“无论所有这些人文概念是如何地复杂，无论它们是关系于各种如何不同的对象，它们都是藉着某一种‘精神联系’（geistiges Band）彼此连结着的。”概念、范畴将此岸、彼岸联系起来，编织成一个“符号宇宙”。我们中国哲人习惯于将精神物态化，所谓精神联系的世界首先也被视为物质世界。在物质世界之中，人是被决定的，人只能服从这个所谓的客观。这个世界在卡西尔的哲学中是“符号之网”，而且人是生活在这个“符号宇宙之中”。符号宇宙是普遍的存在，普遍与特殊联系在一起。人在符号宇宙中是特殊的存在，特殊正是人能成为普遍性的前提，人的特殊性正是人的普遍性，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识决定自己。“根据皮科的看法，人类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就是：在一个一切都各安其位、一切都必须循规蹈矩按照自身性质行事的宇宙中，人类却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和不确定的状态。上帝创造了一切存在物，但却使人类处于一种‘半被造’（让我暂且这么说）的状态：上帝赋予人类通过创造自身的方式来自己完成神的作品的可能性”。这就是哲学人类学所说的人是“未完整化”的存在，人就是这样的特殊（“神的作品”）。这特殊的“符号之网”的特殊性就是人性之普遍性，没有人性之普遍性就没有这文化世界之特殊性。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直是有关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首要问题，也是直到今天仍然缠绕中国文化的大问题。”张先生援用了酒井直树的观点：“与所有其他地理特殊性有关的名称不同，西方还意味着它拒绝将自己的疆界加以限定；它自称能够长期保持超越所有这些特殊性的冲动，若是不能超越这一冲动本身的话。这就是说，西方永远不满足于他者所认识的西方；它总是在它与他者的交往中寻找自己；它永远不会满足于被认识，相反，它却宁可去认识他者：它宁愿做认识的提供者而不做认识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须代表普遍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下，所有的特殊性被扬弃。诚然，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但是它却作为一个普遍的参照系数，按照此参照系数所有他者能够识别出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西方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在的。”然而，我们却一直希望别人认识自己，甚至视自己被别人所认识为最高的荣耀。特殊性首先是人的特殊性。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人能创造我们自己生存的世界。人就是一个世界。然而，我们讲的特殊性往往只是说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文化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但仅仅停留在这种保持的特殊性之中，按照张教授的观点，这是弱者的声音。
世界是一个普遍的大舞台，而只强调文化特殊性，只争一席之地，并没有为人的存在树立起自己的雄心。人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参照系数”而传统就在其中。人所面对的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安排的并不是人自己的，人自己的是人创造的。人能创造使特殊成为普遍的参照系数。特殊成为普遍的参照系数，人才是一个提供者，如果只要求存在中的特殊，人自己就不可能“无所不在”，这也就是弱者。弱者必然会失语，失语是弱者。我们只认识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只强调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就没有站在世界舞台之中。只要求世界文化中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然而，即使有又如之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具有普遍性？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普遍的参照系数”，人文科学永远没有话语权。我们应该张扬普遍性，我们也应该使他者服从，为他者提供话语，做一个“提供者”。
四、实践与理性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一条真理。真理不是教条，这条“真理”又由什么检验？一切真理都要由实践检验这本身就违背了这条真理。人是一种语言符号化的文化动物，人不仅是生活在物理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化的文化世界之中。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所处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验的交织之网”，这个交织之网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一个符号化的文化世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出发点时说：“……个人首先转变为‘意识’，而世界转变为‘对象’，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活动。运用语言符号去构建一个世界，这本身就是实践。大胆地运用符号自由地设计、构建，自由地研究，这是人文科学的运行之道。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太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由于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不变的草根文明之中，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一位的，所以形成了“实用理性”，致使我们不太习惯运用抽象思维。李泽厚说：“这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现实成败的具体关系的思考和理论上，不能创造出理论上的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和归纳方法（墨辩略有失传）。”“心智和语言”用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上，必然束缚理论思维的发展。我们没有理论思维的勇气，也没有宏大叙事的壮志，即使有也没有用，无人听无人信。例如，“上帝死了”是西方人文科学的宏大叙事，我们就会轻易回答，上帝本来就不存在，何来之死亡。“上帝死了”是无法用实践证明的，即使证明了也与我无关。“实践”与“实事求是”是两码事，“实践”是指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实事求是”是指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能黑白颠倒，我们的学术界却毫无逻辑地经常把两者混在一起。在实践与理性的关系中，我们也太世俗化、生活化了，我们的理性不成其为理性。“实践”就是“实事”，“求是”变为了“实用”。
实践与理性的关系，在现代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实践”就是理性活动，在虚拟的世界中实践与理性同时完成。“在信息人”出现后，人“不必处处物理性在场，而是可以信息化地在场”。信息化在场“实践”与理性被同化了。在今天人文科学的宏大叙事得出的结论，如果与现实有差异，可以用实践检验。实践检验也不是唯一的，辩证法不承认唯一。现代人文科学需要创新性的构建，需要回到书房冷静的思考。我们的心灵太忙于“人事经验、现实成败了”，今天也太忙于名利、金钱了。“人事经验，现实成败”成为了真正的实践。实践是检验金钱的，谁还去关注理性？！理性的抽象与抽象的理性成为了“装饰品”，人们太关心名利金钱，人文科学是无法发展的。
五、传统与现代的问题
传统与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左顾右盼，何处是家，回眸过去思古幽情，展望眼前，剧终落幕。在我国思想史中，历有道统与学派之争，主要是借学术话题表达政治思想，所谓借尸还魂，发思古之幽情。唐代的韩愈所写的《原道》，表现形式上也是讲“传统”，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那么就由韩愈自己重新接续。韩愈其实是反佛教而通过传统中无佛之道而视佛为异端。
梁启超在《近世之学术》文论中也表达了类似之思想，“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传统与现代除政治问题之外，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需要从历史情景与现实生活出发审视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是历史上存在的文化，而是“传”下来的即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的文化，文化传统是现实的文化生态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审视文化传统，而不是从古代文化中审视文化传统。现在许多大学者都是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去发现他人未论之论，从而脱离历史情景与现实生活，他们的声音有人听而无人信。其次需要从人的生理需要与文化心态出发改造文化传统。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与人性有关才能“传”与“统”。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开卷就说“过去的状况可以视为终止了的状况，它们已幕落剧终，已度过自己的时辰而不复存在。现在的状况却具有激发人的特性：对它的思考有助于确定从它当中将要演变什么”。“激发人的特性”必须符合人的生理需要，只有符合生理需要才能上升为精神需要。生理的需要是变化的，这就要改造（“演变什么”）传统。如果我们把“他人”视为“自己”，而自己就是文化的存在者，每个人就会深知传统，因为每个人都在传统之中，传统就是我的存在。“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生存在“历史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他们的传统，但他们并不知道传统的变化，更不知道如何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也就不知道如何改造传统为自己的存在，所以也就没有“家园”。人文科学成为人文科学就是要改造传统，这也是人文科学学者的使命。最后需要解构传统与超越传统从而构建文化传统。五四以来，“激进”与“保守”一直缠绕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已成为人文科学发展的“围城”，成为了阻碍进入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屏障。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化、技术化、商业化的环境中虽然难以发挥其功能，但是语言符号化传统仍然存在，仍然需要解构与建构，仍然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可是，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总是被政治需要所缠绕，从而显得一时冷一时热，一时高歌一时低吟，历史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音符”构成的交响乐，你方唱罢我登场。曲终人散后，人们没有手舞足蹈，没有浪漫的激情，“就像夜莺的歌声在每个春天全都相似一样”（海涅语）。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为生存而忙碌着，“重利重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传统只是思想资源，需要重新解构与建构。在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中：不能仅从政治需要出发超越政治，还需要从那些言之无物，富丽堂皇又佶屈赘牙的高头讲章中超越出来；更需要超越保守与激进之争，重新审视文化传统，开出新的民族之魂。然而，我们的文明是一种古老的农业文明，要在这种文明中解构与重构，创建新的人文科学谈何容易！
六、中学与西学的问题
学术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人性问题。学术是心灵的呼唤，文化是人的存在。东西方文化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古老民族心智的结晶。湘中学者钟叔河说，“从公元166年大秦始通中国算起，之后整整15个世纪中，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古代东方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确实高于西方，这个时期的“自西徂东”还是“自东徂西”，文化的交往是温和的，在学术上属于传说阶段。也正是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便有了闭关锁国的资本。闭关锁国使文化无法发展，到明朝中叶以后，在文化的交往中，“转而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所以它总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而且也并不能持久”。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前，亦曾被汉人称为“异族”和“夷狄”，他们又必然怀有防范的心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走向危险的深渊，在饱含着凶暴的腥风血雨中，国人们形成了虚弱与仇恨的心态，在无可奈何中接受西方文化，屈从于西方文化。
费正清先生曾把中国的近代史比喻成“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中西文化对抗，第二出是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这“两出巨型戏剧”，正是虚弱与仇恨的话剧。时代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虚弱尤存而仇恨转化为热情的追求，但我们还没有构建世界文化的勇气，仍然具有弱者的心态。虽然在近100多年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界逐步形成了所谓“以中拒西”、“以中学摄西学”、“援西学人中学”、“西体中用说”等，即形成了中学西学问题。但中学西学问题仍然是“两出巨型戏剧”的延续，中学西学并没有孕育出新的心智现象，它存在的深层基础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今天人文科学的发展，必须超越中西体用说，更应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囚笼，抛弃中学西学概念。中学西学没有什么“体”，“体”的文化已经过去。今天的文化需要的是在世界文明中重构，我们是世界文明的构建者，世界文明体系也需要我们去构建。只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才会有话语权，离开世界文化的人文科学只能是孤芳自赏，囿于“体”之中，没有发展的可能。
七、启蒙与解放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文化是人化，从理论上说，中国人不应该是蒙昧无知，不应该心智未开。中国人能创造这样伟大的文明，伟大的文明孕育了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怎么会蒙昧无知？但是，时值今日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华文明时感慨那是多么的辉煌，而论及中国人时又感叹他们是那样的心智未开，何等蒙昧！文明的辉煌与民族的蒙昧是一个历史吊诡。
历史的矛盾并没有使我们清醒，津津乐道于“启蒙”、“五四”、“解放”，不绝于耳的“启蒙”、“五四”、“解放”的历史之歌只是弱者的心声。我们怎么不去构建世界文明体系，为什么不去做“认识的提供者”？“启蒙”、“五四”、“解放”等成为了今天人文科学的主题，说不尽的启蒙、五四、解放，可这有什么意义？社会在转型，经济在发展，文化在一体化，我们应该去创造人文科学，去谱写新的人文之歌，在人文科学的舞台上唱响民族魂。我的口号是，告别五四，封存启蒙，构建人文。因为长期沉溺于启蒙中，也就会处在蒙昧之中。康德在《何谓启蒙》中指出，“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缘于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缘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那么此一蒙昧就是自身造就的。Sapere aude！敢于认识！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启蒙是心智的启蒙。
中国近代的启蒙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现代的启蒙则同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启蒙实际上不同于康德所指的启蒙。在近代中国，精神麻木的源头可追溯到儒家思想的礼教，“五四”运动作为启蒙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蒙昧是自己造成的，启蒙是历史造成的。启蒙上街，救亡图存。启蒙没有摆脱蒙昧，启蒙走向了革命。新启蒙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延续，启蒙运动的诉求转移到“文化现代化”上，实际上是通过文化言说方式，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上诉求政治上的自由与经济上的发展。中国的启蒙是革命性的、功利性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启蒙而是思想解放问题，解放思想是为了经济发展，因而也是社会发展问题。经济改革，市场来临，“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我们的启蒙从来就不是所谓蒙昧的启蒙。80、90年代的启蒙是转弯抹角地诉求政治体制上的变革而达到欧美理想。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后，启蒙之声如同天国之音无人聆听，人们奔向市场去经商，“重商重利”才是人们真正的内在追求。
精神科学的逻辑是呼唤出精神的人将被他的精神所奴役，呼唤启蒙的人需要转变思想而启蒙自己。今天的人们需要的也不是启蒙，而是思想解放与解放思想。让别人去启蒙与启蒙别人吧！我不蒙昧（愚蠢），我不需要你的启蒙。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均等（公平、正义），需要的是快乐、幸福、安全、公平、正义。满足世俗的欲望，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
八、人文与生态的问题
人文科学研究正从研究人与文化转向研究文化生态。人类即将进入到文化生态时代，文化生态时代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人类所面对的最大危机是生态危机或文化生态危机。“文化”与“生态”所指不同，但两者都是人性的内容，从广义上亦可称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文化及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社会存在相对人而言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的“动态”就是文化的生态。文化生态是一种动态刺激创新的人类环境。
人文科学的发展需要优良的人文生态，也需要超越自己与转换视角。人文科学研究曾以心智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哲学等科目。“人文”具有人道、人性的意义，可以研究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人文科学与文化生态学具有同一性。人文科学与文化生态学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这正是当代人文科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文化生态学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条件，人文科学为文化生态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人文科学研究人类精神活动在文化生态中的角色，文化生态学为人类精神活动营造条件，人文科学研究文化生态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文化生态学为人文科学安身立命；人文科学探索传统精神文化存在的意义，文化生态学为传统精神文化的运行提供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自己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文化生态学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谐发展构建了场域：人文科学研究人类深邃的内心世界，文化生态学为人类心智活动显示出图像，人文科学研究揭示文化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文化生态学证实了思想文化的根源。总之，人文科学为文化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了“批评的武器”，文化生态学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武器的批评”。
现代人文科学必须与文化生态学联姻，从而使人文科学从意识形态的樊篱中超越出来。人文科学发育的母胎是文化生态而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文化生态在心智运动中是心智运动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文化生态批评的场域。文化语境是在文化生态批评中形成的，文化生态批评是人文科学的生命力。批评不是冲突，批评不是革命，批评是反思，批评是探索，文化生态批评只是一种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由此人文科学批评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囚笼而进入文化生态中。意识形态只是文化生态的内容，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文化生态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哲学。文化生态是人文科学发育的母胎，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文化生态批评，人文科学由此进入新的港湾。
九、尊德与问学的问题
“尊德性”与“道问学”概念源于《礼记·中庸》，简单地说是尊重人性与问学的价值。“道问学”如何选择？首先“尊德性”。我国现代人文科学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近代以来，我国人文科学无论在天幕上还是在庙宇中，传颂出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音。如果你能耐心恭听，那些此起彼伏之声遵循的是启蒙—人的解放一重商重利的德性与问学的旋律。学问家们走的是“道德”与“学术”结合之路，唱响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夜莺之歌。“五四”运动首先是救亡图存。为什么要救亡图存？愚昧落后，落后挨打，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于是高呼“打倒孔家店”。民族的危亡、文化的冲突以及新的思想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划破长空，赢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
但历史的车轮没有按想象的奔向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悲伤。但太阳毕竟遮不住，春天总会到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的春风，使气若游丝的人文科学发出了新的声音，人的解放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事实上，情况更为复杂，问题更为深刻，相对“五四”时期而言思想更为贫乏。正如李泽厚所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缺少王元化说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现在涉及的问题既多又新，甚至比较乱，如权力、体制、民族、公正、平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政治变革、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反思启蒙、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市场经济、世俗欲望、人文精神，等等，大有后现代主义色彩。但这些热闹非凡的呼唤与新概念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条件不同解放的内容不同，现在人的解放不是反封建（西方）而是制度性的。而制度的后面又是经济问题，人的解放最现实的是发展经济但经济发展人并不一定得到解放，现在人的解放“名存”而“实亡”，“重商重利”才是真正的时代主题。“重商重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重商重利最终是经济问题，经济是基础。中国人历来、“义利并重”，“重商重利”是世俗生活的悄然革命。重商重利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道德、法律的规范、支撑。在现代社会中不是人文科学具有话语权，而是经济实力具有话语权，这是一个“尊德性”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是“重商重利”的社会，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当然要“尊德性”。
现代社会怎样“尊德性”与“道问学”，这是人文科学所面对的一个时代难题。“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的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各种共同体不可通约，知识分子不是普遍的“立法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阐释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文科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变化，怎样“尊德性”与“道问学”，不知所以。然而社会的分化正需要人文科学的构建，作为人类社会各个“孤立的共同体”最终需要达到平衡、和谐，离不开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宏大叙事就在于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就在于人的解放。
十、“接着”与“照着”讲的问题
人文科学是关于心智活动方式的科学。心智活动是极为复杂的，就是写出大部头著作也无法说清楚。心智活动是人类生存的智慧。人类心智活动方式不能囿于“接着讲”与“照着讲”。冯友兰先生曾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理学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的意思是研究哲学史要“接着讲”，那么研究哲学是否就要“照着讲”？无论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这是冯先生的研究方法。各人有各人的研究方法，时代不同方法也应不同。但现在有把冯先生的方法“普适化”的倾向，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文科学发展的。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重新讲”、“从头讲”、“反着讲”？“照着讲”、“接着讲”，如果只是冯先生研究的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普适化，这就要问研究的原创性何在。“照着”、“接着”仍是“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翻版。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照着讲”。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接着什么讲也难以确定。我们现在的人文科学其所以“集体失语”，出现“话语权危机”就是人文科学学科性质不明，研究方法缺失。“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总之，人类的心智活动无限，心智活动方式在变化。心智活动变化，人文科学也应变化。
人文科学在西方的研究比较早也比较成熟。苏格拉底之前主要是对自然的探索，苏格拉底转变对心灵的认识是人文科学的开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人文科学奠定了基础。维柯的“诗性智慧”应该说是开了现代人文科学的先河，“诗不是神秘的智慧”，“诗是人类心灵的初级活动”。“在这些原则里，维柯不仅发现了语言的起源，而且发现了文学或书写的起源”。维柯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并没有宣称自己是“接着讲”。海德格尔将我们自身直接放进形而上学中去。“……人，诗意地栖居……”，语言存在的家，他就不是接着讲。海德格尔的震撼力就在于对传统人文主义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催生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卡西尔认为“人文科学却非一个别学问，而是一组以人类心智活动为对象的学问的统称”。人文科学是人的心智活动的方式。人文科学的对象（语言、神话、诗歌、历史、哲学、艺术）是变化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文化交响曲，所以人文科学“往往在最丰富和最辉煌的文化时期里最能一再地激励着人类的心魂”。孔子的学说、老子的学说、庄子的学说都是最激动人心的，他们的学说没有“照着”“接着”讲，而是透过了我们祖先种种心智活动的或正面或反面的书写。人文科学是心灵的科学，心灵只有永恒的诉求，倾听诉求是人文科学的主题歌。可是今天的人文科学既没有“接着讲”更没有“反着讲”，而是听着。
人文科学既要“关注现实，又有自己永恒的主题”，心智活动的人是人文科学的太阳。现在的时代还没有现成的答案，而“人人只愿接受那些直接和现成的答案”，谁愿意做答案，做答案的人走了。人文科学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活。黑格尔认为，做哲学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普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是穿着家常便服走过的；但在另一条道路上，充满了对永恒、神圣、无限的高尚情感的人们，则是穿着法座的道袍阔步而来的”。今天“走过”、“阔步”不是进入人文科学的殿堂，而是随着喧吵之声“去了”。人文科学的殿堂还有留守者，留守者用他人的思想套在马克思身上，匆匆忙忙也做不出新答案。但我们相信只要有了人，总会做出新答案。新的答案在哪里？在没有答案的答案之中，答案就是人自己。物质世界永远是这样的物质世界，地球永远不能进入太阳中。物质和精神可以分离，未来的世界是数字化的世界。信息科学的新发展，“信息人’的出现，人成为信息人。心智数字化，躯体已经衰老，心智还在新生。人文科学的人将是信息化的人，心智数字化的人是真正的人文科学的“人”。终极价值、形而上学完全发生了变化，人文科学完全是同人自己对话。人文科学怎样发展？查拉图斯特拉一段话可作最好的总结：“亲爱的地狱之善闹者啊！相信我吧，最大的事变——不是我们最喧吵的，而是我们最沉默的时刻。世界不是围绕着制造闹声者而旋转，它绕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声地旋转着。”旋转之风必然催出朵朵花儿绽放，花儿绽放才是人文科学的春天。处在世俗生活中的人文科学的人，回来吧！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