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借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务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像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众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看了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与一个名目，以便跟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恰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浑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革命化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顶了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用人叫“哥哥”（Freres Servants）；总统者君也，教皇（Pope）者父（papa）也，哥哥者兄也，在欧美大国都跟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纪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云：“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云云，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理想国》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陈石遗先生诗说：“工于语言者，于法老不贵；颐指气使人，安能为词费？”所以汉高祖能够实做其皇帝，而柏拉图空抱了一部建国方略（Republic），一部建国大纲（laws），只能梦想着“哲人为王”，来过他的政治瘾。照此看来，不但文人是贱骨头，不配飞黄腾达，就是那些反对文学的名流，也似乎文章做得太长，议论发得太多，不像个话少官高的气概。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会发时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怪那些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高地耶（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当害奇病，名曰诗症（Poe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帐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呈变态。其实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部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泡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所以古罗马教宗土兜铃（Tertullian）在象教论（De Idolatria）里主张若要大道光明，极乐世界实现，非铲除文学不可。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各种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朴伯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个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王世贞文章九命早将千古文人的千灾百毒，说得详尽。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巧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极傻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弄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卑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
陆克哈（J．G．Lockhart）替他岳父作传，记司各德自恨只能为大伟人记载武功，而自己不能够也轰轰烈烈做番功业。嚣俄记童时一诗（Mon enfance）里，也有同感。此等人尚且怨命，侮做文人，何况其他。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专门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就使偶而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湮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样能做战歌。现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干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争，能作政论，再不然，能自任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也不会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交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在白郎宁的理想世界里，面包师会做诗，杀猪屠户能绘画；在我们的理想世界里，文艺无人过问，诗人改而烤面包，画家变而杀猪——假使有比屠户和面包师更名利双收的有用职业；当然愈加配合脾胃。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卞莱尔在英雄祟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的文人有点不同；他们只想做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说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