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迺抟：教授

　　我的藏书

　　我今年八十九岁，和书打交道已八十一年了，买书、读书、写书、教书是我终生的事业，也是我的最大爱好。我家里的书“古今中外三万卷，经史子集各有选”。这三万本书是我一本一本严格精选的以中外经济思想史为主的图书。

　　我父亲赵绳武是清朝的举人，当过小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家里藏有几十箱古书，可惜在日本侵华时丢失了。

　　我的校长沈钧儒、邵章在文化教育上都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2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浙江官费留学生第一名，1923年赴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做研究生。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去留学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决意要学点真本事，医治我那满目疮痍的祖国。在那几年，我一个电影也没看过，我的书桌上立着“言谈以十分钟为限”的牌子。同学们看我白天在图书馆一动不动，晚上回到暮吟山麓的宿舍里仍苦读不辍，就给我起了个“暮山隐士”的绰号。

　　买书，是我在美国的一大趣事。图书馆每星期六下午不开，我就每星期六到纽约下城的旧书市去选购图书。这里各国的图书都有，经营旧书的大多是犹太人，他们并不懂书，待他们请专家整理后有些书就昂贵起来。我们往往趁专家没整理之前赶紧选购。

　　那时，国内军阀混战不已。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官费。我们生活费都没有保障，买书的钱当然得自己筹划。我每日清晨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工，也曾到郊外果园、农场做过季节工人，还在丹佛药品公司兼过职。后来，我和胡适等四五人常为报馆的《星期论文》专栏写稿，我写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小论文，每篇能得一百美元的稿酬。有了钱在书市一呆就是三四小时，每当我春风满面，乐陶陶地回到宿舍时，那一定是选到了可心的图书或资料了。

　　1929年我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初回国时，我带回了五六箱子图书。从1933年开始我到北大任经济学系主任和“研究教授”，兼北大研究院社会科学部主任，虽然待遇优厚，但我一直过着简朴生活，节省下的钱去买书珍藏起来。

　　记得曾有个同学借我书去，不慎弄丢了，我真是急不得，恼不得。后来我用两本线装书在国外换回了这本丢失的书。可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到我家来破四旧，他们把我的书翻出来，乱扔了一地，堆得足有一尺多高。他们还当着我的面撕我的书，我真痛心啊！

　　那时买不到书了，我就剪报纸，收集资料，以自制“资料书”作为心灵上的安慰。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革”后我被抄去的五六包书能较完整地还给了我，这批书幸好落到了一位有责任心、有经验的图书管理人员手里，这些书不仅基本完好，还编了号、分了类。我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这些图书的回归使耄耋之年的我又焕发了活力，现在每天还仍读书、写作十几小时。

　　（果文川整理）

　　1986年6月14日《北京晚报》

　　本文来源：《赵迺抟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摘要：我今年八十九岁，和书打交道已八十一年了，买书、读书、写书、教书是我终生的事业，也是我的最大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