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教育近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才能为国家的进步提供人才上的保障。许多人士积极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振兴，在中国大地上探索近代教育的发展模式。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利用召开第三次年会的机会，联合东南大学以及各教育团体，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教育展览会。这是教育界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对全国教育事业的一次集中检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具有深远的意义。筹办全国教育展览会是一个多方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其中体现出来的民国时期的办学思维和教育理念，对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中华教育改进社自1921年成立后，便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开展了很多教育调查活动，逐渐成为20年代影响最大的全国性教育社团之一。改进社的社员，以各个学校和教育机关的教育人士为主，每年组织一次年会，交流和总结经验，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和热忱的希望。

1924年7月，全国教育展览会全体职员合影

1924年，民国已经走过十余个年头，但是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中国教育始终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各省各校各自为政”。全国的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各地办学有什么样的特色？如何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怎么样才能集中全国的教育资源，联合教育界人士的力量？这是当时热心教育的进步人士普遍思考的问题。

这样强烈的疑问，急需一场全国范围的调查活动来解决，中华教育改进社自觉担当起了这个重任。还在1923年第二届年会期间，改进社便“曾设教育陈列所”，展览一些教育成绩，但因为范围小、时间短、种类少以及宣传不够，所以影响不太大。教育陈列所的尝试为改进社举办更大规模的教育展览会提供了经验。仅仅一年之后，改进社便决定利用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年会的机会，举办一次全国教育展览会。为了扩大影响，改进社邀请东南大学联合举办，因为“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教师，仍然是该社的重要力量”，而时间则定在7月4日至10日，设立南京贡院、东南大学体育馆、孟芳图书馆三个会场。为了统一协调筹备事宜，成立了全国教育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由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徐则陵、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分别任正、副主任。

在3月至6月的筹备阶段，筹委会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员措施：

（1）通电发函，大力宣传。1924年初，筹委会多次致函北京学务局，号召北京各教育文化机关积极参展。3月，徐则陵、陶行知联名致函华侨南洋各校，表示：“华侨教育情形，国内同人素所关心，惟苦海天遥隔，难明真相。此次展览会特设南洋华侨教育一股，专陈列南洋方面华侨教育情形”，“素仰贵处热心侨胞教育，成绩斐然。所有须展览物品，即祈早日慧寄，俾便进行”。4月，二人致函全国各级教育局，诚挚邀请各县教育界参展，“关于各省地方教育行政方面，拟征求各地之学事年报及统计书等为比较的陈列。贵县此项报告，逐年编辑可资参证者必多，拟请将最近数年所编成者，无论为抄本、为印本各赐一份，以便陈列”。进行舆论宣传，显然是开展一个全国性活动的必要步骤。

（2）分工进行，分组筹备。为了提高效率，筹委会确定了“以分工为原则，合力为精神”的方针。按照应征品的性质，设立了教育行政、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幼稚教育、乡村教育、童子军教育、义务教育、儿童玩具、教育经费、教育心理、学校训育、教育统计、卫生教育、女子教育、书院教育、蒙古教育、日本教育、英美教育、南洋华侨教育等三十余组，每组请筹备委员一人或二人，专职负责。同时，各组将“陈列计划及征求事项，分寄各机关”。

筹委会主任徐养秋，字则陵，著名教育家、史学家

（3）利用时机，联合教育界同仁共同参与。1924年7月的南京，热闹非凡，除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第三次年会和全国教育展览会外，中国科学社十周年纪念大会、江苏省县立师范成绩展览会也要举行，各界教育人士都将齐聚南京，人才荟萃。筹委会把握时机，将一部分展览任务分配给其他教育团体组织。“关于职业教育展览事，由中华职业教育社设职业教育展览部，平民教育由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设平民教育展览部，科学教育由中国科学社设科学教育展览部”。

（4）说服政府对展览品运输免除税厘。全国教育展览会的应征品极多，一部分由教育人士随身携带至会场，但绝大多数需要进行运输。如果不解决税厘问题，将耗费很大成本，影响各地各校应征的积极性。筹备初期，改进社便致函财政部税务处，认为征集的各展览品“以非贩卖性质，应在免征税厘之列”，请求“通令全国各处关卡，一律免征税厘放行”。财政部接到函电照准后，筹委会要求各应征单位将“必要免税单之物品，请即示之敝处，当将单寄呈外”，这样各税厘征收处就会“遇有前项出品经过，验明品类数目与运单相符，即予免税放行”。在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消除了各应征机关关于运送成本的后顾之忧。

全国教育展览会筹委会带着预期的目的，通过适当的宣传和合理的措施，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为展览会的举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次展览会，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寄托着进步人士振兴教育的希望，其筹备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教育界人士团结协作精神、分工合作能力的集中检阅。

二

在筹委会的精心组织下，国内各教育行政机关、各级学校、各教育团体、热心教育的个人以及海外教育团体都纷纷响应，挑选能够代表自身教育特色的成果，向南京寄送。这对筹委会的宣传和号召构成了一种良好的回应。

筹委会副主任陶行知，著名教育家

这次展览会十分重视国外应征品的征集。在初期，筹委会“曾遍函南洋各校征集出品”，海外也应征踊跃。“星加坡（即新加坡）各校已组织全国教育展览会华侨学校成绩征集处，举鲁士毅为干事长，雪兰莪（即马来西亚雪州）亦有同样组织，举李盛铎为干事长，霹雳（即马来西亚霹雳州）举徐式文为副干事长”。正是因为南洋各校及时成立了专门机构，才使华侨教育的优秀成果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被送往南京供人观览。《申报》记者评价：“南洋华侨成绩布满一室，甚见精神”。

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之一，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中华教育改进社曾经专门致函日本文部省，请其向日本各校征集展览品，同时抓住机会，“适日本全国教育视察团来宁，又与该团长汤元一氏解释一切”。在这样的双重努力下，“日本各国应征者亦极踊跃”，“展览品由文部省寄来有三十四箱”，并且“各县已纷纷将统计书等寄来，学校方面亦寄来出品多种”。

国内各教育团体机构也热情回应，“优良学校亦皆热心应征，而国内大书馆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伊文思书馆等等，凡各组向征求物品，无不立刻应征，尤足为该会得社会同情之明证”。商务印书馆自成立以来，在教育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这次全国教育展览会“送展的教育书刊，商务印书馆出版者占绝对优势”。北京京师图书馆作为当时国内最著名、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自然受到了筹委会的邀请。“1924年6月30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函请京师图书馆酌情挑选蒙文、藏文、宋版元版、蝴蝶装等各项书籍，参加全国教育展览会”。京师图书馆经过精心挑选，将“宋、元古籍并晋、唐写经及古本图画，又满蒙藏唐古忒文字，暨四库中之最精摹绘，各种共数十件”送往南京布展，《申报》感叹“古色古香，洵属珍品”。

小学方面以东南大学附属小学为代表。东大附小成为全国教育展览会的特约应征机关后，专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成立筹备处委员会，选举委员九人，号召教职员编订和整理能够代表自身教育成绩的应征品。东大附小着重整理了三个方面的成绩：1、小学学生生活状况；2、教学方法；3、学校自编教育图画。这些成果十分真实地反映了该校学生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所接受的教育，“阅之如亲临其境”。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对全国教育展览会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徐则陵、陶行知曾致函该校，“商请一中安排一展览室”展现办学特色。时任该校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认为展览会“事关教育，本校自应急行筹备”，第一时间组织了临时委员会，聘请徐素卿先生“为该校委员会委员长，并请罗迪先、王汝屿、刘劲秋、汤少棠四先生为委员”，专职办理筹备事宜。

会场之一，东南大学体育馆

除以上所举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也积极向筹委会寄送展览品。这样，以南洋、日本为代表的国外教育界，以各级学校等为代表的国内教育界以及以商务印书馆、京师图书馆为代表的教育文化机构等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教育展览品的筹备工作之中。

三

经过众人精心的努力，第一届全国教育展览会于1924年7月4日上午九点在南京贡院旧址开展。政要官员、教育人士、报社记者、外国领事等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南京，认真观览。天津《益世报》记者感慨到：一时之间，“人才荟萃，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使龙盘虎踞之南京，俨然为全国文化之中心”。

关于会场陈列和展览品情况，很多文献都有详细记载。在此仅就一些有代表性的加以说明。

（1）科举展览室，“陈列前清科举时******举所用之物，或为真物，或为仿制”，参观者有人感叹“非常简朴，足见当时书生生活之苦”。

（2）教育行政组、教育统计组、教育经费组，陈列之物多为学校的表册，其中“最特色者，有全国各级学校之统计表，尚称详细”。

（3）华侨教育组，陈列品多为镜框、地图、水彩画、油画等物，琳琅灿耀，美丽夺目，“其尤特色者，为某校所制南洋出产之宾浪子树、椰树、橡皮胶树之标本，顺序排列，有种植法及功用之说明，并附原树之图画大体与分析异常明了，为全场陈列最有价值之一，大可启我国人民向南洋发展之观念”。

会场之一，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

（4）陶行知负责的蒙古教育组，以蒙古风俗照片为主，还有“蒙古文字及蒙汉合璧书籍数十种”，“可为中国教育出品之新点缀”。

（5）图书馆教育组和学校教育组多为模型，陈列的珍品即大多是京师图书馆送来的晋人写经真本、宋刊左传、宋刊晦庵文集、元文选、唐人写经、四库全书中经史子集各一本。这些古籍善本，“首页均有文津阁宝之玺，全书藏于北京教育部图书馆，前清大员以获观为荣，今能携至展览会，供人展览，实受共和之赐”。

（6）特殊教育组陈列有美国盲童教育之书籍工具出品等，记者感叹“可见世间无废人”。

（7）梁启超对中国书院教育状况“知之最详”，在全国“有以慰海内教育界”的声望，因此受徐则陵、陶行知特别邀请参加展览会。他提供的商代甲骨文让参观人员大饱眼福，被奉为珍品，广获好评。

（8）日本教育品是这次展览会的亮点之一。日本素来重视国民教育，各教育团体、行政机关、教育人士以及一些商店等都提供了应征品，“总计出品共有五千一百二十八件之多”，“除南洋教育组而外，当推日本教育组为最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各种图案，因为它们“记载详明，条理井井，雅能表出其具体之计划”，并且其“插画示意之处，尤足令阅者瞭然于其成绩之显著”。在展览会总计四万余件的展览品中，日本就占了八分之一左右，并且日本的很多个人和商店等也积极参与进来，这着实让国人感叹不已。

四

第一届全国教育展览会，引起了很大反响。陶行知感慨：“步入大门，即有一种欣幸之观念。觉得五花八门，摩肩而行，几如山阴道上。而出品罗列，美不胜收”。他建议保持举办全国教育展览会的优良传统，或五年一次，或三年一次，以此来激发教育界的兴趣，并且等展览会结束后将展览品“保留一部分于开始地点，以作将来组织陈列所之基础”。可见，陶行知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此次展览会的，言语之间透露出强烈的教育情怀。

送甲骨文参展的梁启超

筹委会主任徐则陵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事业分为保守和进展两个方面：“保持民族精神，涵养公共理想，维系人群制度，继承知识造诣，此教育事业之属于保守者。实现大群之企图，便利一己之自达，发扬学术，改善习尚，此教育事业之属于进展者”。何为教育？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盖一国之教育，即其国民有意识有组织维持及改进大群生活之事业”。将教育上升到培养国民意识、“组织维持及改进大群生活”的高度，既是徐则陵在多年教育生涯中的切身感悟，也是民国时期教育家不懈的追求和期望。

全国教育展览会也吸引了社会政要的目光。江苏省长韩国钧认为举办展览会，可以“聚国内外各校成绩于一室，使阅者得各种比较之研究”，听闻展览会闭幕后将会把一些教育品留在南京永久陈列，他当即表示“苏人当此，荣幸如何，谨代表苏人，向展览致谢”。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也认为“展览会贵有继续性，希望每年均有展览会举行”。可见，第一次全国教育展览会的深远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唤起了各界人士对兴办教育的关注和支持。

《申报》记者在参观完展览会后，为在国家财政不足、教育经费短缺情况下教育界能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惊讶不已。他用激昂的笔调说：“本届出品机关有是踊跃从事，记者为教育界前途庆”。“为教育界前途庆”，说明舆论界已经看到了深藏在教育人士中的巨大力量。

《申报》关于展览会的报道

《益世报》记者认为此次展览会目标准确，收集的展览品十分具有代表性，尤其对科举教育组推崇有加，认为使“一般老学先生，油然而生今夕之感”。同时表示，参观完整个展览后，“引起一般人士向上消息，获益诚非浅鲜”。

此外，《教育杂志》、《新教育》、《学生杂志》、《教育与人生》、《北京大学日刊》、《中华教育界》、《圣教杂志》等报刊都对这届展览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从10日开始，“由各组主任邀请各科专家担任鉴别事宜，并报告鉴别结果”。“鉴别”，即是“总结”之意。很多知名的教育家、活动家都参与了鉴别工作，例如黄炎培受邀参与了华侨教育组的鉴别工作，并和徐则陵等人一起探讨了教育发展的很多问题。著名艺术家刘海粟参加了美育组的鉴别工作，虽然“因忙于它务，未及一一亲视，还是作了《全国教育展览会美育组鉴别报告书》”。

此次鉴别工作，是对展览会的总结和升华，比较集中的反映了当时各类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例如，中学教育组中“展览有全国中等学校行政组织系统图四十余幅”，是十分宝贵的资料，“会后赵冕曾对这些系统图进行研究，著有《中等学校行政组织系统之研究》一文”；当时亲自参与图书馆教育组筹备工作的著名图书馆学家施廷镛先生也在“英美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来研究改进我国教育”。

赵冕《中等学校行政组织系统之研究》一文

五

1924年全国教育展览会作为民国时期第一次，就已奠定了它在民国教育中的地位。它“是一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教育事业成就的集中检阅”。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成绩集中于南京，以诸如模型、图画、表格、古籍善本等形式，将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华侨教育以及日本教育等三十余种教育成就公诸于世，生动体现了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丰富形式，也充分反映了当时教育发展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同时，社会各界以如此大规模的展览会的方式关注中国教育问题，这在民国还是第一次。它凝聚了教育界人士的力量，振奋了他们的精神，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对于教育事业的进步至关重要。

第一次全国教育展览会充分展现了良好的组织和展览机制。从1924年3月设立筹委会开始，主办方根据中国教育不同的模式和展览品的性质分三十余个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致函全国教育机关、各级学校和海外教育团体收集展览品，确定特约征机关，保证了展览品的基本规模和质量；委托国内各地教育机关、华侨团体、日本文部省等对展览品代征代收，弥补了主办方力量有限和不了解其它地方教育特色的缺陷；邀请各界人员参与展览会的成果总结工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全国教育展览会的影响。总体来说，教育展览会井井有条，按计划步步展开。这种筹备和展览机制，对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日刊》关于展览会的报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洋军阀统治行将结束，新的全国性统一政治局面尚未形成，第一届全国教育展览会便举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教育与政治紧密相关，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教育发展振兴的必要条件。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环境，决定了这样一个教育展览会必然不会是官方的，因为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并没有这样的魄力将全国各教育机关、各学校、各教育团体以及海外力量统一起来。它由刚成立不到三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联合东南大学主办，集合了诸如徐则陵、陶行知、郭秉文、黄炎培、梁启超等一大批当时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活动家，并发动了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等众多教育机构，调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各地各级学校的积极性。这样大规模的动员，在当时的年代绝非易事。

这届展览会，凝聚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体现了中国进步人士的教育情怀，表达了他们对教育发展的热忱希望，不应被遗忘。

作者简介：尚方超，河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