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
走在思考的路上
曾几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如今，人生七十不言老。我年届八旬，当属古稀之列，但仍在思考的途中。
八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直到近两年，想到应该有所悔悟，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若干片段。其中固然有个人的情趣，但更想从一个极小的孔隙映出一点点社会的景象。
我的经历是一系列偶然的堆积，背后则有个大的必然在左右。少年是战火风云中漂泊的一叶，充满了恐惧和无助；青年和壮年在数不清的运动中奔波、紧跟，在幸与险中沉浮；进入老年期，才多少有点自主意识，但是久在樊笼之鸟，已失去奋飞的能力；另外，也是习惯了，当然也还有相当的理想和信仰因素在其中。
在青年时期，什么都清楚，因为事事“听喝儿”；进入老年，虽然仍有“北”，但又不能确认“北”何所指，于是我陷入糊涂，反而引发说不尽的徘徊、苦恼和悲凉。
在一九七六年极端苦闷时期的“日记”中，我反复提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个人”独断与“天下”之间的矛盾。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学问家，而是一直在世俗中纠缠的碌碌之人，“日记”中的看法成为我学术观念的背景，甚或是起点。
以我之见，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追溯，历史的脐带牵连着古今。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互相观照，无疑是研讨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反过来，叙述和研究历史，则是为现实提供一种国情备忘录。近代以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而转折期必不可避免地有着沉重的历史拖累。我认为，整个中国历史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即其运行机制是王权支配社会。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王权，但权力支配社会的运行机制却远没有随即改观。相反，在某种新的环境中，却更加强化，权力崇拜达到历史的新高峰。盛行有年而被遮掩的秘密，被以最直白的语言揭示出来：“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应该说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观念。早在殷商时期，王就以“余一人”自称而高于一切，拥有一切。周代的普遍意识之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后诸子百家都承继这一观念，认定王对臣民有“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的无限权力；与之相反，“民者，仰上而生也”。君王的权威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秦始皇登位，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刘邦夺得天下，即刻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这种观念笼罩着整个社会，垂两千余年而不败。
芸芸众生也接受了这类观念，只要有机会就向“权力”靠拢，“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是普遍性的共识，也是民族主流观念的证据。因此，就普通大众而言，对“官”既畏惧又羡慕，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流行的是权力崇拜。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迷信，与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混为一体，正如唐朝聂夷中《伤田家》所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得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真的是撕心裂肺，而表达的是多么可怜、可悲的观念。我的学术理念基本上就是对上述这些进行剖析。
到了这把年纪，如何给自己定位？说实在的，自己都说不清。如果一定给自己一个评语，我自认为：大致仍属于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分子。在各种主义之中，我仍然相信大社会主义中包含着更多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人类古今精神的升华，但它不是绝对的理念，而是历史的，不可能齐头并进地一步到位，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大社会主义与此大体相同，也是很古老的一种理想，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因时代、因人而有不同的呈现。社会主义不是某某大人物特定的，而是“大”的，“大”到多大，我说不清楚它的边界，但远远超出了某些大人物规定性的论说。“大”是由种种元素积累而成，这要在历史实践中探索，绝对不是先验的规定；科学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导，而是由实践检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具体的道理。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是不断的渐进过程，只能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地探索和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这里可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明：“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在我解析传统社会权力支配社会时，蕴涵着一种理念，就是应由权力支配社会向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型，也就是逐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但要逐步实现社会与权力的协调和平衡，由特别利益集团控制逐步转向以公共性为其主要职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必定有许多曲折和痛苦为代价，如能学会有规则的博弈，肯定是中华民族的万幸。
中国历来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王权体系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纯粹的理论、乌托邦、绝对平均主义有着很强的煽动性、鼓动性，很能蛊惑人心。但靠权力硬性推行这些又只能造成普遍性的灾难，而在灾难之上又耸立起新一轮的特权阶层。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八十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纯粹的理论和乌托邦不是没有一点意义，但历史是个过程，既有权力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因此，现实主义或经验主义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长时期我被臣民意识所笼罩，如果能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一点点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就算我没有白活到八旬；如果还在臣民观念中盘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2014年3月
文字来源：《八十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