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掌哈佛的成功与遭遇的挑战
问：您曾经两度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前后执掌校政21年，请问您对自己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取得的哪些成就感到特别欣慰？
答：我在下面所说的成就，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任何其他某一个人的功劳。哈佛大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一批人、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是有幸能参与其中，并且发挥了一定的领导和协调作用而已。
首先，重塑对哈佛的信心。在1971年出任校长时，必须使由于学生造反而引起的校园动荡平息下来，使教师和学生重塑对哈佛的信心，重新回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的轨道上来。在2006年再任校长时，我也成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分裂的哈佛重新团结起来，重拾自信，不过这次就容易得多了。
其次，将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招生与哈佛学院并轨，使拉德克利夫学院与哈佛大学更加融为一体，加速了拉德克利夫学院与哈佛大学合并的进程。当然，拉德克利夫学院与哈佛大学的正式合并是由我的继任校长陆登庭完成的。但在我的任期内，大大提高了哈佛的女生入学人数。我刚任校长时，哈佛的女生比例是20%，离任时，该比例提高到了50%。
第三，改革哈佛大学的高层管理体系。我刚任校长时，哈佛只有一位副校长，学校捐赠筹款办公室只有两名职员，哈佛管理人员的人数远远低于正常水平，就连教师都认为学校的管理队伍需要扩大。我把副校长的人数增加到5-6人，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学校的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哈佛多达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以前，哈佛的捐赠基金是由一家不属于哈佛大学的公司管理的。其实，我的前任已认识到哈佛的管理比较薄弱，但他并不打算在校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所以，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年中，他也就听任哈佛薄弱的管理现状继续下去了。
第四，全面改革哈佛学院、文理研究生院和各个专业学院的课程。我针对各个专业学院在课程方面的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在我一年一度的“校长年度报告书”中，可以看到我针对相关专业学院的课程改革的建议。我与各个专业学院的院长通力合作，使各个专业学院的课程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医学院的课程改革。过去，医学院的课程比较偏重于理论，死记硬背的东西比较多，讲座式的课程比较多，课堂上师生互动比较少。改革后的课程大大增加了实践的内容，对理论的实际应用和临床实践得到加强，新的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课堂上的讨论和师生互动大大增加了。
第五，将肯尼迪学院发展成为哈佛的一个主要的专业学院。肯尼迪学院是为政府培养专门人才的学院，它是同类型学院中的第一个。在它的创办初期，专门为政府机构培养专业人才的学院还是一个很新鲜、很新颖，但又很陌生的概念。我认为，肯尼迪学院填补了美国专业教育体系这个完整链条上所空缺的一环（a missing link in
American professional education）。在我刚任校长时，肯尼迪学院还很小，没什么影响力，也做不成什么事情。但是现在，肯尼迪学院的规模已很大，影响力和成就也相当大，它为政府机构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问：在您的校长任期中，哪些挑战让您感到特别艰难？
答：你是问我哪些事做得比较好，哪些事做得不太好吗？对我来说，做得最不成功的就是筹款(fund—raising)，因为我本人不喜欢这项工作。大多数的美国大学校长热衷于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筹款，对外公共关系，与校友的联系，与政府、企业和媒体打交道等等，但他们很少花时间关注学校内部的学术事务，他们一般不喜欢处理学术事务。而我则不同，我对筹款和对外公共关系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学校内部的学术事务，比如怎么提高教学的质量，怎么改革本科学院和各专业学院的课程设置，怎样招聘最优秀的终身教授等等。处理学术事务是我最大的爱好和乐趣。
二、大学的道德教育与社会责任
问：肯尼迪学院是不是您心目中那种理想的专业学院，它把学术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了吗？答：是的，可以这么说吧。对了，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强调“社会责任”的大学校长。我特别钟情于“伦理道德”，特别强调大学的“道德责任”或“社会责任”。我夫人西塞拉·博克也钟情于“伦理道德”，她本人就是一位伦理哲学家，我的女儿希拉里·博克也钟情于伦理哲学的研究，她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授“伦理哲学”。我觉得，美国的大学生在教育方面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道德教育。美国的大学在南北战争之前是很注重道德教育的。南北战争之后，科学技术成为本科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而道德教育则日渐式微了，这是不好的，因为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所说的“道德教育”并不是教条式的道德说教，并不是告诉学生你应该做什么，而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让学生认真思考道德问题。大学要让学生相信自己的道德教育，那自己就必须以身作则，自己必须承担起大学应该肩负的道德责任。比如，哈佛大学就没有持有自己的教授创办的任何公司的股票；哈佛大学放弃了自己所持有的3000万美元的烟草公司的股票，因为烟草公司的产品正在谋杀千百万人的生命，而哈佛大学绝不能从这种公司的利润中获利。
问：在您的任期内，有关放弃哈佛所拥有的与南非有生意往来的公司的股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吗？
答：是的。从我刚任校长的第一年起，一直到我离开校长岗位的两三年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这十七八年里，学生每年都要举行抗议活动。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向新入学的学生重复地解释着学校的立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考虑。因为每年新入学的学生都与上一届学生一样对该问题有相同的想法，但他们又没有听过我对上一届学生的解释，因此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做相同的事。这件事虽然很难，但却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哈佛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哈佛在开设道德推理课，但是如果哈佛自己在面对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社会问题时，对所涉及的道德责任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只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对整个问题仔细地权衡利弊得失，并且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那么学生就不会认真对待你的道德推理课，你的道德教育就是失败的。当然，学生不一定赞成你的决定，也不一定同意你的解释，但他们知道你是认真、慎重地对待道德问题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不久前我到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一个哈佛校友毕业25周年的聚会。有一位校友对我说，当年他是学生抗议活动的领袖，当时他尽管不能接受我对学校拒绝放弃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所作的解释，但他觉得我是认真、慎重对待道德问题的。现在，经过25年的思考，他终于认识到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三、哈佛的本科教育改革与“博克教学中心”
问：能否请您谈谈“核心课程”？现在的新通识教育课程与核心课程有何差别？核心课程为何要被替换掉？
答：我经常和我亲密的朋友亨利·罗索夫斯基开玩笑说，你的女儿刚成为哈佛学院一年级新生两个月之后，你就开始酝酿建立新的通识教育课程―核心课程，你女儿的入学是否也是你的动力之一？建立核心课程的过程和它的结果一样重要。为了建立核心课程，罗索夫斯基设立了许多工作小组，使尽可能多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FAS）的资深教授参与到核心课程的规划和设置中来，广泛的参与度使文理学院的广大教师对核心课程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积极性。最后，文理学院的教师共开发出120-140门新的核心课程，且大多数课程由资深教授来讲授。此外，核心课程的规划从一开始就是围绕本科教育的几大目标来设计的，每一门课程都是服务于明确的这几大目标的。由于每一位授课教师都知道自己的课程的目标，以及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作用、地位和重要性，因此也就有了主动性和责任感。这就好比是工厂里上螺丝钉的工人，一旦你告诉他他上的这几颗螺丝钉在整台机器中的重要性，如果这几颗螺丝钉没上好，整台机器都会瘫痪，他就有了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一般来说，一个课程体系的寿命不会超过20年，而核心课程已经运行了30年，它已经失去了活力和能量，到了被替换的时候了。
我2006年再任校长时，发现本科课程的评估陷入了困境。在萨默斯校长任期内酝酿了三年的新通识教育课程最终竟然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指定选修课程（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 )，即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各选修若干门课程就算作是通识教育了。我果断决定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加速新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建立进程。结果，我们在一年内就建立了新的通识教育课程。但是，相比于核心课程经过多年的酝酿规划，在文理学院教师中拥有广泛的参与度和认同感而言，一年的时间稍短了一点，教师的参与度和认同感也略欠了一点。虽然这几年我并没有密切关注新通识教育课程的实践情况，但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讲，新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情况还是不错的。
新通识教育课程也是围绕着明确的本科教育的几大目标而设计的，这与核心课程并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这两种课程体系是基于两个不同的课程理论的。核心课程所基于的理论强调的是不同学科领域所具有的不同的思维方法和探究方法；而新通识教育课程所基于的理论强调的是为了有更加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以及为了更好地与你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一个大学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不同的课程理论有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很难说某一种课程理论比另一种更为优越，也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课程理论。
问：能否请您谈谈有关教学方法的问题？1975年，您创建了“丹福斯教学与学习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德里克·博克教学与学习中心”，请问您创建它的主旨是什么？“德里克·博克教学与学习中心”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答：我尝试着去做一个大学校长所能做的一切来强调对教学的改进。很显然，我们在使得大量的研究生教学助理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研究生们如今都成为了教授。与此相比，该中心对教师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这一点并非是完全不可预见的。但也有相当多的资深教授得益于该中心。比如说，整个物，理系就曾经因为平庸的教学而出了名，我记得，在我即将卸任校长前的某一天，物理系系主任来找我说：“我想您也许希望知道这件事，昨天，我们系的教师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的教学都要录像、记录下来以便改进。”这说明该中心对教师们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也许仅仅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一半。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彻底地改变研究生教育，从而真正地培养研究生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老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而且培养这些未来的教师用新的、不同的、更好的方法进行教学。我们也许应该把教学看成是一种试验性的尝试，我们在这种尝试中试验新的东西，评估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以便最终发展出更有效的教学与学习的方法。这些仍然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但是，“博克教学中心”成功地做到了一件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就是它成为了许多大学的榜样，不仅仅是许多美国大学的榜样，而且是许多国外大学的榜样。比如，不久前，我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作了一次演讲，演讲过程中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大学的管理层的女士站起来发言，她谈到了来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中心”参观取经，回国后在爱尔兰的大学建立类似的中心的经验。再比如，大约一年前的今天，一个荷兰的代表团邀请“博克教学中心”的成员去荷兰的大学帮助他们建立类似的中心。“博克教学中心”干得比我预期的要好，但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把教学搞得更好，使教学得到它理应得到的重视。
问：“博克教学中心”在全世界的影响可能比您想象的还要大。比如，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正在酝酿成立“教学与学习中心”。来哈佛访学之前，我的导师特别叮嘱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尽可能从“博克教学中心”多带些资料回来，我们南京大学也想借鉴“博克教学中心”的成功经验……今年4月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次演讲中，您呼吁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教学中来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请问您所说的“根本性的转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答：我认为，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着，并且将会愈来愈强烈，它将改变我们进行本科教学的方法。长期以来，本科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就是讲座式的教学法，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讲座教学法对学习者来说太被动了。按照大学教授们自己的说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本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而在讲座课上灌输知识并且让学生埋头记笔记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糟糕的做法，所以现在新的、更主动的教学方法正在慢慢地、逐渐地被更多的教授所使用。我所指的是问题导向的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研讨课，本科生的科研经历，学生分在各个小组中做科研项目的合作性学习，与课堂教学相整合的社区服务项目（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即学生完成社区服务后回到课堂上反思与辩论其社区服务的经历，还有计算机辅助的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例如，现在在诸如数学、统计学和物理学等有确定答案的学科的教学中有一种项目，教授们只讲授一半的内容，而学生们则分成许多小组，并且有更多的时间运用计算机来解决难题，这种方法使学生不仅仅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还能立刻知道自己的对错以及自己是否理解这部分内容。开发这种计算机辅助教学项目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科研人员曾经长期观察这类学科的学习过程，他们发现了学生一般在哪里会遇到困难，即学习的障碍。这些计算机是编好程序的，因此当学生的答案显示他们在理解某些特定的概念方面存在困难时，计算机将能够读懂学生的困难，这时，计算机将会在程序的引导下自动地跳到另一组问题上去，这组问题是专门设计好让学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遇到理解上的困难的，并且引导学生重新思考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一来，你就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仅获得了一种具有即时反馈功能的问题导向的教学法，而且获得了一种按照每个个体学习者特定的学习过程来裁剪的教学法，当你给大量的学生听众上讲座课时是不会有这种教学法的。所以，当这些新教学法涌现出来时，我们将会鼓励与评价它们，然后我们挑选出那些行之有效的新的创新型教学法，而摒弃那些无效的所谓新教学法，逐渐地我们真的就迎来了一个从一种教师中心的、基于讲座的体系向一种学生中心的、主动的学习方法的转变，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学生去学习和理解所学内容，并且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其他情境中去。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不仅对美国来讲很重要，对其他国家来讲也很重要。问：您为什么认为政府的法规将不可能带来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您为什么又认为改革的愿望必须来自于大学内部才可能实现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答：没有人能够通过命令教授们去教得更好来改善教学；同样的，没有哪一个大学的领导人能够通过命令教授们写出更好的著作来得到更好的书。教授们首先必须明白他们的教学方法到底错在哪里，首先必须理解并且接受一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否则的话，他们将不会使用新的教学法，或者不会很热心地用新的方法去教学。你不可能强迫教授们使用新的教学法，他们首先必须理解如何才能教得更好，首先必须接受、同意并且愿意使用新的教学法，然后才会去运用它，这其实是一个劝说（Persuade）的过程，是一个让教授们自己愿意使用并且接受新教学法的过程。只有这样，新教学法才可能成功地实施。
四、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成效、风险与负面影响
问：在您看来，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最大风险或者说最大代价何在？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最大好处又何在？
答：到目前为止，其最大代价并非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即将会有一个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的巨大转变以便挣更多的钱。没有证据显示科学家正在大规模地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我认为，最大的代价在于通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从事研究并且出版著作，但却不透露自己私下收受了某些人的金钱的科学家的信誉的丧失。许多教授辩解说，收了钱并不影响其研究的客观性。但是，现在有大量的铁证表明，当你收受了金钱来写一篇科研论文的时候，它的确会影响你撰写论文的方式以及你的研究结论。在一个存在生机勃勃的意见交流的民主国家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拥有一些大众可以信赖的可靠的信息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当教授们谈到某个特定的话题时，人们会说，他们是教授这个事实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他们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客观的意见。然而，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有关科学家出版了诸如营养、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吸烟对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后来却被揭露出他们收受了早餐食品公司、石油公司或烟草公司的金钱的故事以后，公众对于教授们的客观性的信任将会大打折扣。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认为最大的代价在于教授信誉的丧失。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商业化还对基本的学术价值构成了威胁。准确地说，在大学里，你不能命令教授们做出更好的科研、教出更好的课或者写出更好的书，你确实必须依赖于他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仰，你必须给他们很大的自由，但是只有当你能够确信教授们会遵守一套基本的价值规范从而能负责任地使用这种自由时，你才能给他们这种自由。商业化的一个麻烦就是它制造出许多为了金钱而去做科研的诱惑，而不是让人们去遵守基本的学术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教授们，我说的还包括大学本身以及大学校长们。坦率地讲，现实让我深感失望，当然，美国有一些很好的大学校长，但是，大量的大学校长虽然并非为自己本人捞钱，然而由于美国的大学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你就需要钱，当有机会从企业或其他地方获得金钱时，大学校长们就不会再非常严格认真地维护学术价值了，他们将会产生出自己的所谓“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这些大学将会在自己的教授创办的公司中拥有大量的股票，它们在这些公司中就拥有了“利益”，这种“利益”就不再基于这些公司的真实情况或者这些公司所作所为的真实价值，它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希望这些公司获得成功，甚至于当这些公司做得并不好时也帮其掩饰。我认为，这些就是商业化最大的代价之所在。
商业化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我认为有几大价值，首先，纳税人每年支付给大学几十亿美元科研经费的目的并非为了知识本身而去追求知识，他们希望大学能够开发出新的产品、新的产业以便创造就业机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在拿了他们的钱的同时就有义务推进这个过程，它能让人民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商业化就意味着现在的大学将要更加努力地在自己的实验室的发现中寻找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那些发现。许多年以来，显然有一些发现被证明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但是还有大量的发现被束之高阁，因为大学之外的人对这些发现一无所知，而大学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把它们推荐给企业界，所以它们就被束之高阁。因此，现在大学更加积极地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是有一定价值的。此外，尽管大学与企业界的合作会有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合作也可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企业对于大学科研的新发现与新方向将有更好的了解，而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为企业开展咨询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能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数据库，他们能知道企业的难题在哪里，从而知道应该开辟什么新的科研课题。甚至于有的教授自己创办公司以后对自己的科研都有帮助，比如他的公司为他带来了更多的科研经费，这比从联邦政府那里申请科研经费要容易得多。教授自己不用花时间打理公司业务，他只需雇个合适的人帮他打理公司就行了。
另外，我刚才所说的商业化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有些大学，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已经从事商业化很久了，但它们依’然保持了极高的科研水准。不过，这需要这些大学的领导者作出许多积极的努力并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决心来避免诸如“利益冲突”等等不好的事情的发生，从而避免大学根本的学术价值受到损害。所以，商业化是可以做好的，就看你有没有坚强的愿望和意志去把它做好。
问：“创业型大学”(a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不是比哈佛大学更像一所“创业型大学”?
答：是的。哈佛大学以前较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更加不像一所创业型大学，但我们现在更加具有创业型的特征了。“创业型大学”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创业型大学”狭义的含义是你从事有限的、有经济后果的活动，比如，你鼓励让产易股型的企业（spin-off
companies)，研究生或教授们创办的让产易股型企业，这类企业往往比一般企业雇用更多的员工，也比一般企业更为成功。“创业型大学”广义的含义就是大学不择手段地去赚钱。我赞成狭义的创业型大学，但我对于大学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创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如果你仔细观察过的话就会发现，这类不择手段赚钱的大学很少有取得成功的，它们经常会制造出一些与大学的基本学术价值和诚实性相冲突的诱惑。我不赞成那种不择手段创收意义上的创业型大学，我认为创业型大学的意义在于鼓励大学科研与企业界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处于严格控制下的并且符合基本学术价值的相互作用，这样的创业型大学才是好的。
问：就像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那样吗？
（曲铭峰、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