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到郑州，来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确实是非常高兴。一个方面来讲我校发端于河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1948年在河南宝丰县肖旗乡大白庄村成立的，当时是小平同志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他远见卓识，考虑到中国的形势，要为即将接管的解放区培养大量的干部，于是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就成立了当时的中原大学。中原大学的成立是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宣布的，时任中原局的第二书记、中原军区的副司令员陈毅同志担任学校的筹委会主任。
学校后来迁到宝丰县城，在宝丰的时间不是很长。现在宝丰县城的文庙里还设了一个碑——中原大学的旧址纪念碑。过了不久就迁到了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河南大学的主体部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恶意宣传的影响，迁到南方去了。于是学校就空下来了，中原大学就进入了河南大学。我曾经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河南大学旁边挂着一个中原大学的牌子，河南大学迁走了，中原大学借用了这个地方，并没有鸠占鹊巢。河南大学还保留着，只是加上了中原大学。
我前两年曾经带我校的党委委员和主要的中层负责人到河南来寻根，到过平顶山市的宝丰县，也到过开封，在河南大学的校史馆里依然保留着这段历史。1949年，迁到开封一年多之后，中原大学来到了武汉。经过61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一所大学。这个学校在河南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时间非常短，但是它是一个根。所以我们来寻根的时候，很多同志第一次到了肖旗乡大白庄，那个地方正好是我们校部，是一个关帝庙，后迁到孔庙，也就是文庙。在关帝庙诞生、在孔庙发展，发展到现在的现代化的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第二个很高兴是我们两校是当今中国仅有的两所财经政法大学，而且两校校名相差仅仅一个字，你们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我们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只差一个字，两家关系非常亲密。
第三个很高兴是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片作为我校主要的招生地。所以我校有很多河南校友，有很多河南的同学在中南财大学习，在学校任教的老师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南人，如原来搞党史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毛磊教授，一直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我校的学生也有很多在河南发展得不错，贵校原副院长李鸿昌同志，就是我校的校友。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两校的渊源，历史上看是非常深厚的。所以今天来到郑州，和各位同仁见面也是希望加强两校的友好关系，加强我们两校的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今天，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我校办学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理念，第二个方面想介绍一下当前高等财经政法教育面临的形势，第三个方面想谈一点大学办学理念问题。
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理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中原大学时期开始，当时是一所革命大学，办学的基本方式和当时的华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接近，主要是为新中国培养干部。最早的学生是没有什么年级专业之称的，就是队，一队二队六十队七十队这样编队的。
中原办学，早期的是以培训为主，到了武汉之后就进入了正规化办学，归属中南局管，中南局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叫熊复，他对学校办学提了很多要求。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范文澜先生。范文澜先生也曾是华北大学的副校长。当时主持工作的是潘梓年先生，潘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后来由于党内的思想情况比较左一些，受了一些挫折。这两位老先生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都是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对我校的办学历史既是一个光彩，同时也给我校指明了方向。范先生当时指出学校应该是学以致用，活泼创新。也就是说特定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个完全学术式的学校，而应该是一个学了东西之后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学校。同时在学习过程中间还应该创新各种各样的形式。
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的时候，学校已经形成了四个学院的规模，当时有财经学院、政法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另外在开封时期还曾经有过医学院，后来医学院也分离开了。这四个学院迁到武汉后，逐步就成为了武汉的四所高等学校的源头。第一所是当时的中南财经学院，归当时的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管辖。第二所是中南政法学院，当时归司法部管辖。第三所是当时的教育学院，后并到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这个高师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它有三个源头，主体部分就是当时我校的教育学院。第四个部分是当时的文艺学院进入了中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是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广州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院的前身，后来分开了。
仍在原地办学的就是财经、政法两个学院。到了1958年，当时不仅经济、工业、农业“大跃进”，而且高等教育也大跃进。当时的湖北省希望办一个地方的综合性大学，于是就以当时的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武汉大学的法律系和中南政法干校，联合组建了当时的湖北大学。这个学校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不到10年的时间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撤销，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说的是理工类大学。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所以当时全国的文科大学分拆的比较多，但我校还保留了一部分——湖北财经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财经类院校中仅存的两所之一。
1977年小平同志复出，他对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高考。这样一来我校是最早恢复招收本科生的高校之一，不仅有经济学的本科生，而且当时我校还是招法学类本科生的三所学校之一。学校改名叫湖北财经学院，归财政部管辖，1984年学校的法律系又分出去恢复组建了中南政法学院。2000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两所学校又重新合并成立了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所以我们两校同根同源，历史是一样的。 2005年我校第二批进入了“211工程”高校，现在我们的“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已经初步入围，如果顺利的话我们想尽快进入“985平台”。
目前，在学科建设方面，学校现在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哲学都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经、法、管有五个一级学科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另外在理工、文史学科都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校现在有27000个全日制的学生，其中本科生是19000多人，研究生今年招的是2300多人，博士生招了200多人，留学生有250多人，函授夜大有4800人，加起来至少有30000人。在武汉有三个类型的联合办学，一个类型是教育部直属的七所高校联合办学，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我校。这七校都拿出一部分的专业，相互之间选课选修。第二个是湖北要求我们这些学校帮助和带动地方高校，所以我校分了两个任务，一个是帮助湖北经济学院，一个是帮助湖北警官学院，财经政法正好帮对。第三个就是我校所在的南湖片，这里有十所学校联合办学，包括中南民族大学和其他一些地方高校，很多学生在我们那里读书，所以接受我校教育资源的人应该说数量至少在4万到5万，人数非常多。
从办学情况来看，我校对一般本科生强调他们的应用性，同时讲打通。学法律的学生，必须要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通论；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生必须要学法学的通论。经、法、管三类以外的学生必须选择其中一门进行学习。所以我校培养的学生是希望他们借助财经政法这个大平台，既懂经济，通管理，还读法律。
再一个是开放性，学校强调学院开展对外交流，我校和俄罗斯、日本、欧美、大洋洲的国家建立了很多的学术往来与交流关系。所以我校每年都有学生到这些地方做交换生去学习。
我校在办学过程中，在注重打通的前提之下还特别注重长远的发展。学校的融合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得益于教育部以及财政部、司法部的支持，也得益于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希望和大家加强合作，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二、 当前高等财经政法教育的基本形势
中国高等学校这几年发展是比较快的，全国高等院校已经有2300多所。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财经类的院校有50多所，政法类院校有20多所，财经政法类院校在整个高等院校中占了相当的比重。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来看，中国的高等财经政法院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早期的商学院、法学院已经不少了，或早期叫法商学院的也不少。那么最重要的发展是在1952年、1953年，当时中国的高等财经教育和高等政法教育在学习苏联的体制的时候，进行了院系调整。当时按中央的基本精神，把全国划分六个大区，把每一个大区的财经政法系科集中起来，分别建设财经学院、政法学院，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的中央精神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少数好的几所财经类的院校和政法类的院校，所以在当时财经政法院校还是比较兴盛的。后来，由于国家对文科的重视不太够，“文革”期间都被撤销。改革开放之后，财经院校受到了青睐，各地的财经类院校纷纷成立，速度非常之快，很受家长、考生们的欢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财经类院校在全国的高校中间招生的分数是居高不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国家强调要依法治国，对法制人才的需求量也逐步加大。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法学学科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说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三大学科门类，在国内发展的态势非常好，这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对我们这些财经政法类高校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成立财经大学，最近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财政学院也准备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大学，全国的每一个省除了个别的像西藏、宁夏、青海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财经类高校。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面。
但是，财经政法类高校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或者说竞争非常激烈。一个方面，国内高等财经政法类院校面临的竞争，首先来自于综合性大学。因为综合大学一般情况下都有经济类、管理类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教育是只有经济类、没有管理类，管理涵盖在经济类里面。很多综合大学的经济学都有很深厚的基础，理论基础比较深厚，综合实力比较强，所以对财经类高校不是十分有利。其次是很多的理工院校、特别是著名的理工大学，开始发展经济类学科、管理学科，而且利用理工科院校较好的数理化基础，管理学科发展得比较快。所以现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管理学科的高校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理工科的院校。
除了著名的综合大学、理工类院校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院校，包括工程类、纺织类、机械类的院校等都在办财经、办政法。现在财经政法类学科在全国的高等院校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据相关统计，财经类学科最高的时候占到全国高校学科的1/7，而加上政法类学科已经差不多是1/5到1/6，竞争激烈程度在逐步加剧。甚至有的学校举办的财经政法类专业的学生已经出现了就业困难，所以我们说高等财经教育、高等政法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这是一个方面，我们面临的国内竞争。
第二个方面的竞争来自于国外。加入WTO之后，WTO有贸易协定。贸易有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中还包括教育。中国目前对高等教育的国外项目方面控制得还比较严，所以现在国外的高等学校都愿意和中国合作，希望把中国的学生吸引出去。在办学的方式方面，一旦国外的高校到中国来办学，将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以很大的冲击。现在国家已经批准了几所学校和中国国内的高校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加快，不排除将来有国外的大学到中国来办分校。这样一来，国外大学的分校就有可能和国内的高校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对我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竞争来自于境外。主要来自港澳台，香港澳门高等教育有其自身体系，台湾也是一样。现在港澳台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比较快，像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等。其中有很多学科，是和我们国家内地一些顶尖的大学并列。这些学校目前也面临着要进入中国内地，要和内地的高校产生竞争。香港的一些知名高校像港大、中大、科大等，已经开始花大的气力在国内招收顶尖的学生。澳门有几所大学，最近澳门在珠海的横琴岛划了一片土地，准备建大的澳门大学，面向内地招生。
总之，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着综合大学、高水平理工大学和其他院校的竞争。随着WTO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面临着国外大学的竞争。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港澳台的大学竞争。台湾只有2300万人，却有165所大学，河南有1亿人口，大概不到100所吧。台湾大学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了。大家可想而知，我们面临的竞争态势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教育发展中，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在竞争中才不至于落败。
面临竞争，首先将要淘汰的是三本院校而不是我们这类院校，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一旦等态势发展到那个程度，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所以从面临的态势来看，竞争态势是非常强的。另外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要求也是非常之高，中国目前是一个教育大国，高等教育事业经过这十年来的大扩招，发展非常迅速。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概是9%，也就是说当年的高等教育还是一个精英教育。关于教育的类型，是一个美国人叫马丁·特罗，他提出了两条线，一个是15%，一个50%。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内，我们称之为精英教育，15%~50%是大众化教育，50%以上为普及教育。这个适龄人口就是18~22岁的学生有多少人在读大学。但到去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4.2%，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国立高校不但没有增加，有的还减少了。像武汉大学是四所著名大学合并的、其中3所是211大学，像华中科技大学是三所普通高校加一所干部学校合并的，像武汉理工大学也是三所本科院校合并的，中南财大是两所学校合并的。另外还有一大批高专、专科院校升为本科院校。
最后就是独立学院，发展得很快。合并的高校一般情况还好一些，升格本科的学校和新成立的独立学院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质量问题，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我们是教育大国，我国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已经高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了。人数是第一了，但是高等学校在质量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国家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
现在世界大学排名在100位以内的，我国的高校基本上进入不了。排在200名以内的，清华、北大可以勉勉强强能进入，在亚洲前10名的高校没有中国内地的高校。当然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国高校目前数量大、发展也很快，但是质量还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在不断地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4.2%，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规定，到202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40%，这个任务还很艰巨。因为10年要增加将近16个百分点还很难，但这个数不是绝对数而是个相对数，算算账并不是很难实现。而这个相对数里面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个是我国适龄人口的增长率，一个是我们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而从这两个增长率来看，适龄人口的增长率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因为多年以来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且目前在城市还有很多丁克家庭，所以这样一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完成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由于人口减少的因素，到2020年按现在的招生人数不增加，照现在规模发展下去差不多就可以达到35%、36%，所以这10年间只要增加4～5个百分点就可以完成40%的毛入学率，所以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都是我们这10年需要完成的重要的任务。
《国家中长期改革教育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了远大的目标。第一是基本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教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现代化的大学教育还没有完成，还达不到世界的现代化水平。第二个是要基本建成全民学习型社会。建成全民学习型社会不只是我们高校的任务，还是全社会的任务。但高等院校在这个任务中占据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培养大学生、培养研究生，还要办好培训教育，培训教育在我国将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据我了解贵校有三个校区，有两个校区在市内，将来考虑功能划分时要思考培训教育这个问题。这个全新的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情，我们高等学校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应该为全新社会的全面形成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是要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现在达到13亿人，目前正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后，也许14亿，也许14亿多。那么作为人口大国要逐渐地通过改革开放变成人力资源大国，当前中国之所以在全世界经济中GDP的总量超过日本、占据总量的第二位，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是人力资源大国。我们依靠的是人力资源的投入，依靠的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才形成今天的GDP总量。所以我们不能只靠人力资源大国来发展我们中国。那么中央就提出来，要让人力资源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要培养优秀的创新型人才。所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在强有力的竞争形势面前，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当前高等财经政法教育进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学校都在办财经政法类专业，它引进几个老师就组建一个系，引进十几个老师就组建一个院。而现在呢，各省都有些地方保护主义，这类学科专业批准很容易。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提高门槛，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标准、提高学生的素质。中南财大这一年来在培养学生的规格方面，已经逐渐在想办法提高。比如着力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计算机应用的能力、对外交往的能力等，我校通过请一些国外的名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讲学，或通过与国外联合办学，“2+2”、“3+1”等模式，现在“2+2”项目教育部控制得比较严，所以“3+1”模式还是比较可行的。“3+1”模式同样可以把国外的教师请进来。我们在学生培养上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竞争力，不能简单地考虑能够就业就行了。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学生质量标准。
还有就是差异化的竞争，也叫优质化竞争。什么是差异化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如果简单地和一些名校去竞争，有些方面我们不一定竞争得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点，也不一定比他们差。10月份，我校的会计学院组织一个辩论队到台湾，参加海峡两岸的会计学知识的辩论大赛，这个辩论赛已经进行了五年，中南财大获得了一个冠军，几个二、三名。这次去辩论我校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前面几个对手都比较弱，初赛是三个评委，复赛是五个评委，初赛时我校辩论队都以3∶0、5∶0、4∶1战胜。到了决赛阶段碰到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利呢？这个辩论比赛的特点是俄勒冈式，俄勒冈式是以当时当地、现时现地，在哪儿辩论就以哪个地方的情况作为辩论的内容。我校辩论队到台湾去辩论，毫无疑问以台湾本地的情况作为辩论内容，这样台湾大学的学生毫无疑问占优势。而我校的学生从来没去过台湾。最后我校险胜，13个评委，我们7∶6险胜。后来很多专家评论，分析了我校获胜的原因。台湾大学有13个学院，会计学是在管理学院里面，是一个系。我们学校有14个学院，会计学院在我校是一个学院，我校以一个学院的力量去对付台湾大学一个系。当然也说明我们的教学水平能力不一定比他们差。其次，我校是财经政法大学，我校会计专业的学生全部都学了会计、法学通论，懂法学，他们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学法学。而这次辩题目是什么呢？是关于是否要征收环境税，而环境税里面既与会计学有关，又与财税有关，还与法律有关，所以这次我校占了另外一个优势。在辩论的过程中，我校的学生视野非常开阔，虽然辩论的是台湾方面的问题，但我校学生的视野是全球，一会儿把丹麦的例子举一下，一会儿把美国的例子再举一下。而台湾大学生呢，他们主要是就台湾的事情论台湾的事情。
通过这次辩论赛可以看出，就是台大的学生和我校的学生是差异化的竞争，在这一方面我校的学生比他们的学生强，虽然从我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来看不一定比他们强，但是我校的专业方面比他们强。所以财经政法类的大学来战胜其他类别的学校，包括著名的大学，包括理工类的院校和一般院校，我们要强化专业优势。就是我们和他们相比，我们有差异，他们在某些基础理论方面有优势，但我们在专业知识方面有优势。这就是一个关于差异化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关于专业化的问题。专业化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划分得比较细，这是高等财经政法类院校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方式、方法。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在第一次专业目录上大概有800多个专业，第二次专业目录调整为504个专业，第三次专业目录调整为249个专业。最近教育部正在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准备对专业目录进行重新调整。这次调整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把过去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目录分别设置改为统一设置，就是研究生专业目录和本科的专业目录是垂直的。第二个大的方向是很可能在学科门类上有所增加。我了解的有可能是艺术类，专业设置将是要大幅度缩减，所以我们的专业化建设一定要加强。这就是我们强调的财经院校和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之间竞争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及应该采取的对策。
财经类高校不仅面对国内的一些竞争，同时还面临国际的竞争。我们的高等教育源于西方，现在的高等教育有的学校还用的西方概念名字，比如说阿加德米（Academy），阿加德米是柏拉图建立的，他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最伟大、最好的哲学家应该是苏格拉底了，大家都比较熟悉。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基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苏格拉底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苏格拉底一辈子和孔子一样教了很多的学生，他自己又没什么直接的赘述，孔子叫述而不作，他也是一样，也是让学生把他的谈话给记下来，最后形成的一个谈话录，那么他最伟大的一个弟子就是柏拉图。我们可以这样说，柏拉图实际上是对于教育事业最早设置制度的人，他建立一个阿加德米。现在我们国内好多艺术类的学校还用这个概念。他就把我们早先大学的制度设计了，那么真正的大学是源于中世纪。从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大学，最早的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后来的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这一类的大学。再往后是柏林大学，柏林的洪堡大学，再往后就是美国的大学，就这样慢慢发展过来的。我们现在能够真正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大学的学校就只有100年左右。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要学习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优秀内容。
因此，我们发展的战略不仅有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还有文化发展战略。所以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国际化的过程中，要防止简单化的美国化倾向。我们既要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优点、长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西方的文化入侵。我们不仅要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还要传播中国的文化。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另一方面，我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所以中西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要相互借鉴优秀的文明成果。
我国在传统教育中财经教育方面比较欠缺。孔子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在孔子弟子中，真正搞经营管理、搞政法的人并不是太多。孔子的子弟中只有子贡是懂经济的。孔子本人对财经政法类教育不是特别重视，孔子学生学的是六艺，即书数礼乐射御。一直到民国时期商务学堂才开始出现。晚清时期派出的留学生，主要学的是自然科学，很少人学人文社会类科学。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中间，学经济管理的学生也是比较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当前要把中国的经济管理和法学学科树立起来，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建立我国自己独立的学派，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学科，这方面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挽救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最近两年我们又挽救了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经济恐慌。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经济管理教育是有成就的。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国际化的一些问题。
三、 关于大学办学理念问题
一个大学应该怎么办？有些专家认为，首先，大学要有战略定位，就是战略上我们这个学校应该办成个什么样的学校。我国的高等教育近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有了本科就要申报硕士授权单位，有了硕士就要申请博士授权单位，这是一个冲动型的发展，不是最科学的发展。今后对一个高校而言，必须要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第二种是板块型的发展，通过合并高校，合并工科院校就办工科，合并医学院就办医科。第三种是根据自身的实力和本地区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需求来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既符合国家的需求，符合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符合自身的实际要求。我曾经就中国高等学校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以topdown的方式来定位，topdown的方式是源于西方的工程设计，意思就是由上往下。
办大学就要进行顶层设计。Topdown，翻译成中文就叫顶层设计，由上往下，从顶层往下设计。进行顶层设计，就必须把办学的定位做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怎么定位？我想我们的李校长、你们肯定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我介绍一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情况。中南财大在定位的时候，最早定位是比较低，我校的定位是一个研究教学型大学。那么后来教育部规定的没有研究教学型大学。周济同志当部长的时候提出，“985工程”“211工程”的这类大学在全国只占百分之几的比重，办教学型大学是不够的，必须是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教育部也提出，一方面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办高水平大学。那我校的目标是什么？显然办世界一流大学，我校没有这个能力，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属于北大、清华等。
那我校办什么样的大学呢？我校的定位是要办高水平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型大学。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定位？一个是形势逼迫人，学校进入了“211工程”，就要面临一个激烈的竞争，必须站在前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学校的标准定位得很低的话，那其他学校就会说这个学校不像个“211”的大学。所以我校必须定位得相对高一些。为什么说是办一个人文社科类的大学呢？我们也曾想过，当年的中原大学实际上有过一个医学院，我校是不是也办个医学院？因为岚清同志说过一句名言，就是说最好的大学都应该有医学院，最好的医学院都在综合大学里面。后来仔细分析我校的理工专业基础很薄弱，机械工业学科、生物工程方面也没有什么基础。这两样基础都没有怎么办医学？办不了，所以不办，我校还是办人文社科类的大学。
那么我们讲研究型大学，一方面是教育部有这个要求，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办研究型大学不等于说我们不培养人才，研究型大学并不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型大学是指这个学校能为国家承担重大的科研项目，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项目。比如说国家的战略部署、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学校能提出一些重大设想，能够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那就是我们的成果，这就是研究型大学。在形成创新性成果的过程中，老师要带学生，带研究生，甚至要带高年级的本科生参与这个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培养了人才。所以研究型大学不等于不搞教学的大学，而是说学校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要出重大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包括为地方政府出谋划策。这是从顶层设计的战略角度来讲。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培养学生。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们的本科教学具有应用型、融通性、开放式。对于融通性，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作为财经政法大学，我校要求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知识之外，还要读一些其他专业的一些思想。比如说搞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要学法学，法学类的该懂得一些经济管理知识，这样对学生是有好处的。争议最大的，是应用型，应用型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我们财经政法类的高校而言的。财经政法类高校的学生所学专业，绝大多数是应用文科，我们把文科分开的话是基础文科、应用文科。什么叫基础文科？中文、历史、哲学都是基础文科。什么叫应用文科？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一般的法律都是应用文科。因为本科生的培养绝大多数是应用文科。如中南财大每年招5000多本科生、2000多研究生，假如都是学基础理论，都是以基础理论为主，那么应用型人才谁去培养？不符合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因此，学校既要培养具有一定基础理论知识的人才，还要培养直接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人才，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应用型人才。同理，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不等于说我们不培养理论型的人才。我校是教育部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区，但人比较少，在我校接受的研究生里面在学的只有几百人，相对于几千研究生来讲，大部分还是应用型人才。现在国家不是在扩大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生吗？我校准备在几年之内专业硕士要达到三分之一，5～8年之内达到一半，到2020年左右我校的专业硕士要占到三分之二，而这一方面恰恰是中南财大的优势。假如说培养一个会计，应该说我校培养的会计专业的学生比北大、复旦、武大等大学培养的会计专业的学生要优秀得多。假如说培养一个理论家，培养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基础理论法学家，我校不一定超过这类大学。所以我校在学生的培养上强调的是应用型。
第三个理念是关于规模问题。大学是不是越大越好？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全世界凡是知名大学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一两万人左右，像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四万人、五万人，在国外这样的大学是很少见的。我看过一个资料，说全世界大学哪一所最大，是泰国的一所大学，有30多万学生，它一点名气都没有，它唯一的出名就是因为有30多万学生。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2万人左右。那么我校规模2万多学生，没有过度发展。中南财大大概连续10年左右，本科生就没有怎么增加，保持在2万人左右。我校“十一五”5年间本科生只增加了300人，而研究生翻了一番，我校现在初步计划是本科生维持在2万人左右，研究生7000人左右，将来发展到1万人左右，就不再发展了，人数太多了对学校的发展没有好处，不能无限膨胀。
从管理学角度讲，传统的管理学领导体制有科层制，一层一层地往下管。我校一般现在是校、院、系、教研室四级机构。其实校和院是实的，系是一个教学组织机构，相对虚一些。有的学校规模太大了，不好管理，又加了一层，加了一个学部。学校、学部、学院、系、教研室等五个层次。管理层次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益越低。学校规模太大对学校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将来我校发展主要在质量上提高，这是我校办学规模的理念。
第四在后勤服务和校园管理方面，我校现在正在改进管理理念。过去我校对管理人员不太重视，我校的管理人员主要来自于家属。管理人员的水平高低和教师的水平高低虽然是不同性质，但是道理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太低，教师的教学效果是发挥不出来的，有些管理人员服务教学的意识低，所以现在我校特别注重管理人员的素质。从5年前开始，除了转业干部之外，我校就不再进一般管理人员了。政策规定不进行政干部，这几年我校的所有干部都是从辅导员队伍中来进行补充的。辅导员全部从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选入进来的，先做几年辅导员再来做管理干部，素质相对比较高。第一，他们受过硕士研究生以上的教育，文化水准、管理知识、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他们做过辅导员，对学生感情比较深厚，自然对学生、对老师态度也会比较好。对原有的管理人员我校采取了一些措施，严格管理，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
另外一个就是后勤服务。后勤社会化是我们当今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后勤社会化，现在出现了很多甲方和乙方扯皮的情况。我校现在正准备酝酿改革，叫真正适应社会化。学校尽量少出钱，不出钱，让外面来做。那我校原来的后勤怎么办呢？学校只出后勤职工基本的生活费，他们需要另外去赚一笔钱，这样学校也可以省下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给学生发高额的奖学金，发了高额奖学金之后，哪怕菜稍微贵一点，学生也会选择。所以我校的后勤也是准备要商品化、货币化，学校花钱买服务。保卫部门所聘用的保安也是一样，我校刚刚和地方的保安公司签了协议，把学校的校卫工作卖给了公安局办的一个区的保安服务公司，学校每年给保安公司288万元钱。这样比自己办保卫有利，校内的保卫干部犯了什么事学校还不能开除他们，保安公司的保安犯了事学校就可以提出赔偿。所以管理方面使后勤走向社会化，不但服务水准提高了，而且学校的领导也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搞好科研，这是我校最终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60多年的办学，虽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整个来看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而且摸索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我可以这样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历史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候，我校也在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校也是最困难的时候，许多重大的活动我校都赶上了。比如说解放初期接收教会学校、接收私立学校我校赶上了；1952年、1953年院系调整我校赶上了；1958年“大跃进”全民办大学我校赶上了；“文革”期间大学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文科类大学萎缩我校遇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本科招生我校赶上了，第一届硕士招生、第二届博士生招生我校赶上了， 2000年大调整我校又赶上了。所以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经验里面也包括教训。
我想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我们两校都可以共同分享，分享经验、共享成果；分享教训，取得前车之鉴。我校希望在今后的教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两校的老师要多来往、两校的领导要互相走访、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来共同提高。本人虽然有些管理经验，但实际水平并不是很高。所以有很多不到之处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