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感觉既新又老。“新”是因为这是刚组建成立的新校。说“老”呢，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财经学院刚成立不久，当时的副院长侯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那时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务长，分管教学，与侯院长有很多的交往。那时候不少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也常到河南财经学院讲学、作报告。后来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为了河南高等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来河南的时候也到过河南财经学院。2000年我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后也来过一次，但是那一次是匆匆忙忙的。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少毕业生在河南财经学院工作，我的一位研究生同班同学就在河南财经学院当教授，所以同河南财经学院（现在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关系还是比较多的。

　　我这次来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热烈祝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组建成立，并带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封贺信。

　　李校长希望我就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问题谈一些看法。因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上是文科院校（虽然也有少量理工类的学科），所以我首先想就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讲一讲，然后再就高校科学发展问题谈点认识和体会。作为一所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要实现自己的科学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应当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应当有崇高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如果对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学校的科学发展可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受到社会上的一些风浪、一些思潮的冲击。

　　一、 关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认识

　　对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学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怎么样来认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如何认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应当从它的性质、地位、作用、特点这些方面来认识它。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科，一类是社会科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人，以及人所组成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它是研究人的科学，是研究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运行的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非常大的区别，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人文科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本身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不是研究生理性的人，而是研究人组成的社会，研究社会性的人。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要表达人的精神追求，人的精神世界；它要揭示“真善美”，要表达人文情怀，要关注人的精神家园；人文学科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的。它的探析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理想、道德、情操、品德、毅力，对美的追求，所有这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方面内容的组成，人就成了行尸走肉，人就成了一个工具，人就成了一个机器，人就不能叫做人。总体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学科是教化天下的学科，是教化全体人民的学科。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人文学科的熏陶，否则他很难成为一个人，人文学科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人的喜怒哀乐要通过人文学科表达揭示出来，鞭笞假丑恶，追求真善美，这就是人文学科重要的任务。

　　那么社会科学呢？它是研究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运行、发展及其规律，为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组织提供理论指导，并且提供可操作的方案。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提供一种理论，它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方向和规律，从而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它还提供可操作的方案，比如说股份制，它是一种社会生产组织、社会资源组织的一种方式。操作方案可以使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向前运行，否则的话，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理论性的东西。

　　试想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这个社会还能称其为一个社会吗？现在党政机关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可以认为都是在进行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上到最高领导，下到一般的管理人员，不管以前在学校里学习的是什么，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实践。我们大学对学校进行管理，这不是什么工程技术，不是什么自然科学，纯粹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文学科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对我们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在对物质生产、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从《邓小平文选》中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讲过管理是生产力；还讲过“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很多同志对经济学比较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的形成有五个要素：第一是工人劳动的平均熟练程度；第二是科学和技术在产业当中的应用程度；第三是生产的社会结合；第四是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益；第五是自然条件。一个社会生产真正形成现实的生产活动，离开这五条根本办不到。这五个因素只有第二条科学技术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生产的社会结合，纯粹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其实工人劳动的平均熟练程度，没有人文社会科学，不搞教育，人的素质提高不上去，他的熟练程度怎么提高，生产力怎么形成？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不行，生产能搞得好吗？人的素质要提高，那就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这里的每一条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自然条件，在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还需要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来进行判断。

　　前些年我到香港参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有一个展览里面有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益。”这几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在生产力当中的重大作用，科学技术变成最终的经济效益是一步一步投向人文社会科学怀抱的过程，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介入，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理论、规律以及在这些理论规律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制度、政策，科学技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作用，科学技术永远不会成为生产力。

　　一些理论家把三次产业革命说成三次技术革命，我对此持不同意见，就如同现在讲“科教兴国”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科技兴国”一样，有很大的片面性。三次产业革命首先是因为技术革命引起，但是技术革命以后，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深刻的变革，比如没有产权制度的变革，没有企业制度的发展，没有各种法规的形成，哪来的三次产业革命？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呢！这是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问题了。就是从简单的人类实践活动来讲，比如一个木匠制造一张桌子，他肯定要利用数学的知识，利用物理的知识，甚至还利用一点化学的知识，但只有这些不可能制成一张桌子，他还需要有美学的观点，如制成什么形状的东西？美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内容考虑进去，你能制出什么样的桌子！

　　以前，我们国家某些高校的建筑系，却仅仅被看做一个建筑工程系。单从工程科学角度上追求它倒不掉，质量很好，但从来没有把建筑当成一个艺术。我国的建筑物长时间是非常单调乏味，这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没有或缺乏总体规划，但仅仅把建筑看做是工程而非艺术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那个时候没有美学的概念，或者说美学概念很差。国外从来不把建筑作为单纯的工程，建筑系很多是放在艺术设计一类的学院，跟艺术结合在一起。梁思成先生也是一贯如此主张。但后来我国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隔离开了，且理工为大，出现了许多这类问题。其实这不符合人类生活的起码常识。为了研究科学，把人类学问分成很多学科，分成很多专业，这是为了揭示真理，为了探寻真理。但是一旦回到实践当中来，人类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问题。

　　199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曾经被广泛地转载或者引述过，叫做《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几个理论问题》。当时我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观点提出了种种质疑，如果单讲经济规律来开展经济活动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活动不单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还要考虑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办事，还要按照人类社会其他发展规律办事，是多种规律交叉的结果。按照经济规律，投入产出，很合算咱们就干，但是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就不管了？这叫做什么经济活动？这叫什么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是那时候我们人微言轻，很多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造成中国严重的污染。有些污染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有些污染是完全应当避免的，不该造成的事。很好一个例子是江苏的苏南地区，我1984年去那里时就听说，当时那个地方的农产品没有一种不被污染的，橘子、茶叶、水稻，都存在污染，广大老百姓都不知道。后来一段时间里，此事曾经愈发严重，太湖污染治理至今仍然任务艰巨。只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做学问，为了探寻规律，我们尽可以分门别类。但一旦回到实践当中，就要考虑多种规律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物质生产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先贤圣哲，我们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有过很深刻的认识。大家可能读过贾谊的《过秦论》，里面有一段总结性的话：“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也就是说，君子要治国理政，就要“观之上古”，就是要了解前人怎么治理国家；“验之当世”就是要以当代实践进行检验；“参以人事”，就是要充分发挥现在人的积极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察盛衰之理”是指要审察昌盛和衰落的规律性；“审权势之宜”是指一定要洞察时事的变化，所谓审时度势；“去就有序”是指要放弃的、要实施的，都要有秩序地进行；“变化因时”是讲必须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长治久安。这些话深刻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巨大作用。

　　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对自然科学有过论述，他认为科学所揭示的是“世界是什么的”这样一种事实判断，但是它不能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就需要哲学。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科学虽然伟大，但是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世界应当如何，那就超出了它的视野和它的职能范围之外。”这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回答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对物质生产起着价值判断、价值支持、价值导向的作用。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当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时候，造福于人民的时候，它是第一生产力；当科学技术不能造福于人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是第一破坏力，而且是巨大的破坏力。对科学技术没有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盲目地崇尚技术至上，那将误党误国。比如我们的核科学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但同样可以伤害、毁灭人类。基因、克隆这些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的问题，它导致的后果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没有研究很清楚，价值判断还不透彻、不充分、不精准。如果将来有人要克隆人类的话，那将会是个什么情景？人类道德将会是什么？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

　　任何科学技术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的问题。科学技术能用来为人类文明发展谋利，但也会带来诸多问题。现在有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要看到一件事对当前有好处，对当前经济利益有好处，他们就去干，至于对其他方面、对后代造成什么影响，完全不予考虑，太危险了！我们现在有些人的政绩观就是这样。这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上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这样来加以认识。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但并不是一种精确的量的关系。它的规律表现为一种趋势，表示一种方向。能够揭示出正确趋势、正确发展方向的，它就是科学，它的科学性就在这儿。

　　经济学是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机理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出来。在一定条件下，数学模型起作用了。但就如同马克思运用抽象法的研究一样，它也有很多假定条件。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假定条件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全部都存在，所以它对现实的操作方案基本上难以起作用。但是它对于认识某一种经济规律、某一种经济活动的趋势是起作用的。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根据数学模型制定当前的经济政策或操作方案，那实际上是按图索骥，一定贻害无穷。有时不能过分夸大经济学学科的作用，不然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怎么会这么严重？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一些方面，但一定要记住，这是抽象化的一种数学表述，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的深化，揭示某种规律，无疑是有用的工具。马克思讲经济规律是一种趋势，因此，只要经济活动按照规律揭示的方向发展，就应当说它大体是符合规律的。这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揭示出来的，也可以不是，有些机理是数学方法难以揭示的。同样道理，试图用理工科的思维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就显得比较荒诞。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人文社会科学绝大部分内容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然科学只是个知识体系，它没有什么价值体系。一旦谈到价值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就已介入了，科学家也有一个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这些年来，所谓“淡化意识形态”这种认识甚嚣尘上。它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能淡化得了吗？至于意识形态斗争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因为这是现实。要警惕“淡化”论的背后其实是要我们放弃思想武装。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相处？不同的文明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在碰撞、摩擦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第三个特点，人文社会科学往往与政治靠得比较近。讲起政治就比较复杂了，不能一说起政治就敏感。不能因为存在着阻碍某种利益目标实现的一种思想体系的存在，就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不行了。

　　近年来，党中央对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2000年10月15日，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建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上，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接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时候，讲了“四个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2002年4月28号，他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后来到社会科学院，又发表了重要讲话。2004年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直到现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都高度评价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当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3月15日、2010年9月9日，他两次来中国人民大学。胡总书记以他的实际行动，对哲学社会科学，对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也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好，两所学校在学科性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奋斗，我们要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繁荣人文社会科学，要使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当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同样重要”在国家制度层面的不少方面没有得到落实，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比如说自然科学有院士制度，人文社会科学没有；比如说自然科学有国家三大奖，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国家级奖励。这是制度设计有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在大学里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有几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级别”明显偏低。自然科学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只有省社科联，没有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这些也都是制度设计问题。

　　现在教授分级了，一级岗、二级岗、三级岗、四级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试行两三年了。但是文件规定的院士自动进入一级岗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岗教授，则需层层报批，教育部批还不行，还要报到人事部批准。院士是科学院、工程院批准的，科学院、工程院是学术机构，人事部是国家行政机构，这就是一个区别。文件已经下发四年多了，至今还没有实施。2009年1月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讲到，我校老校长黄达，著名的金融学家，是对我们国家经济学主要是财政金融学科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巨大贡献的教授！现在却只能评为二级岗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也只能进入二级岗教授。而刚刚评上的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40多岁，却能马上变成一级岗教授。明显有失公平！当院士可以享受住房、医疗、乘坐交通工具等政府的各种补贴待遇，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很大贡献的学者、教授就不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是8号写的信，习近平同志22号做了批示，说此事似宜加紧推进。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调研，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可以先行试点。我们就据此试行了标准严苛的一级岗教授评聘制度，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按院士的待遇对待文科一级岗教授。类似的做法是一些兄弟院校评聘文科“资深”教授，北大、北师大、武大、南京大学均已设有资深教授，跟院士同等待遇。过去没有一、二、三、四级岗教授也就罢了，现在有了一、二、三、四级岗教授，文科却不能评一级，这不是又多了一层歧视啊！现在我们自己搞了一级岗教授，但毕竟是学校自己评，教授的心里还是有某种不痛快，好像院士们是国家认可的，我们只是学校认可的。所以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这种制度性歧视如不加以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会打折扣。当然我们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家，他们德高望重，不计较这些，但是作为组织，作为社会，应当看到这是一种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它对国家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官，因为我们实际上盛行“官本位”，当官成了一个主要的社会评价标志，好像感觉到不当官就得不到社会的应有评价。大家知道，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一级岗教授的工资高于正部长或省长的工资，月薪比正部长、省长还高50元。这说明国家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是意识到名教授是无与伦比的宝贵财富的。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高级知识分子同样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

　　当然，从国家层面看，人文社会科学投入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例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设的，目前有106个。中国人民大学有12个，是最多的。一个基地给多少钱呢？106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当初总共3000万元，一个基地大约30万元钱。你们李校长是搞地理的，可能知道这方面多一点：理工农医学科方面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可能不止3000万元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总共给了3000万元，差别大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还是只给名不给钱。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加在一起才6.7亿元，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差距太大了。

　　当然，自然科学花钱多，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应当承认这一点，但是不至于差别如此之大。国家社科基金起步的时候只有1200万元，这些年有所发展，2008年达到3亿元，但依然不能适应需要。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在新时期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和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势头现在是好的。

　　但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真正地发展起来，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国家给的政策再好，我们自己不努力，或者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照样会发生方向的问题。这包括我们的学风存在的问题，包括经济投入方面的问题，包括能不能潜心做学问的问题，包括能不能成为宁静的大学校园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现在的大学校园并不宁静，有些教师并不能潜心做学问，而且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有一年我在北大一个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是“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呼吁打造宁静的大学校园。夏威夷大学的副校长是个老外，他当场赞成说：“纪校长讲得太好了。中国现在是大学教授经常拎着皮包到处走，像个商人；中国的商人到处出著作，像个学者。”讲话也许有些极端，但是至少他表达了某种我们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的大学校园都是这种状况，那怎么能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前年胡总书记在教师节有一个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了要关爱学生，要潜心育人，要安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治学。这个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怎么样落实科学发展观？我看大学的书记、校长讲得再好，学院院长、系主任讲得再好，如果我们没有宁静的校园，大家不能潜下心来治学的话，高水平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等等，什么都不可能实现。这个问题我讲这么多，只是想引起大家关注、研究这个问题，对它产生兴趣。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不仅有一般高等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有其本身面临着的特殊问题。比如说重理轻文的歧视，它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一下子并不能够真正地解决。究竟该怎么办？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必须考虑的问题。

　　#p#这次来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感觉既新又老。“新”是因为这是刚组建成立的新校。说“老”呢，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财经学院刚成立不久，当时的副院长侯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那时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务长，分管教学，与侯院长有很多的交往。那时候不少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也常到河南财经学院讲学、作报告。后来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为了河南高等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来河南的时候也到过河南财经学院。2000年我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后也来过一次，但是那一次是匆匆忙忙的。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少毕业生在河南财经学院工作，我的一位研究生同班同学就在河南财经学院当教授，所以同河南财经学院（现在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关系还是比较多的。

　　我这次来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热烈祝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组建成立，并带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封贺信。

　　李校长希望我就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问题谈一些看法。因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上是文科院校（虽然也有少量理工类的学科），所以我首先想就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讲一讲，然后再就高校科学发展问题谈点认识和体会。作为一所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要实现自己的科学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应当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应当有崇高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如果对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学校的科学发展可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受到社会上的一些风浪、一些思潮的冲击。

　　一、 关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认识

　　对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学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怎么样来认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如何认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应当从它的性质、地位、作用、特点这些方面来认识它。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科，一类是社会科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人，以及人所组成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它是研究人的科学，是研究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运行的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非常大的区别，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人文科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本身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不是研究生理性的人，而是研究人组成的社会，研究社会性的人。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要表达人的精神追求，人的精神世界；它要揭示“真善美”，要表达人文情怀，要关注人的精神家园；人文学科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的。它的探析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理想、道德、情操、品德、毅力，对美的追求，所有这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方面内容的组成，人就成了行尸走肉，人就成了一个工具，人就成了一个机器，人就不能叫做人。总体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学科是教化天下的学科，是教化全体人民的学科。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人文学科的熏陶，否则他很难成为一个人，人文学科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人的喜怒哀乐要通过人文学科表达揭示出来，鞭笞假丑恶，追求真善美，这就是人文学科重要的任务。

　　那么社会科学呢？它是研究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运行、发展及其规律，为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组织提供理论指导，并且提供可操作的方案。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提供一种理论，它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方向和规律，从而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它还提供可操作的方案，比如说股份制，它是一种社会生产组织、社会资源组织的一种方式。操作方案可以使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向前运行，否则的话，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理论性的东西。

　　试想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这个社会还能称其为一个社会吗？现在党政机关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可以认为都是在进行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上到最高领导，下到一般的管理人员，不管以前在学校里学习的是什么，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实践。我们大学对学校进行管理，这不是什么工程技术，不是什么自然科学，纯粹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文学科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对我们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在对物质生产、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从《邓小平文选》中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讲过管理是生产力；还讲过“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很多同志对经济学比较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的形成有五个要素：第一是工人劳动的平均熟练程度；第二是科学和技术在产业当中的应用程度；第三是生产的社会结合；第四是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益；第五是自然条件。一个社会生产真正形成现实的生产活动，离开这五条根本办不到。这五个因素只有第二条科学技术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生产的社会结合，纯粹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其实工人劳动的平均熟练程度，没有人文社会科学，不搞教育，人的素质提高不上去，他的熟练程度怎么提高，生产力怎么形成？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不行，生产能搞得好吗？人的素质要提高，那就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这里的每一条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自然条件，在什么样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还需要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来进行判断。

　　前些年我到香港参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有一个展览里面有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益。”这几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在生产力当中的重大作用，科学技术变成最终的经济效益是一步一步投向人文社会科学怀抱的过程，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介入，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理论、规律以及在这些理论规律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制度、政策，科学技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现实的作用，科学技术永远不会成为生产力。

　　一些理论家把三次产业革命说成三次技术革命，我对此持不同意见，就如同现在讲“科教兴国”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科技兴国”一样，有很大的片面性。三次产业革命首先是因为技术革命引起，但是技术革命以后，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深刻的变革，比如没有产权制度的变革，没有企业制度的发展，没有各种法规的形成，哪来的三次产业革命？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呢！这是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问题了。就是从简单的人类实践活动来讲，比如一个木匠制造一张桌子，他肯定要利用数学的知识，利用物理的知识，甚至还利用一点化学的知识，但只有这些不可能制成一张桌子，他还需要有美学的观点，如制成什么形状的东西？美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内容考虑进去，你能制出什么样的桌子！

　　以前，我们国家某些高校的建筑系，却仅仅被看做一个建筑工程系。单从工程科学角度上追求它倒不掉，质量很好，但从来没有把建筑当成一个艺术。我国的建筑物长时间是非常单调乏味，这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没有或缺乏总体规划，但仅仅把建筑看做是工程而非艺术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那个时候没有美学的概念，或者说美学概念很差。国外从来不把建筑作为单纯的工程，建筑系很多是放在艺术设计一类的学院，跟艺术结合在一起。梁思成先生也是一贯如此主张。但后来我国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隔离开了，且理工为大，出现了许多这类问题。其实这不符合人类生活的起码常识。为了研究科学，把人类学问分成很多学科，分成很多专业，这是为了揭示真理，为了探寻真理。但是一旦回到实践当中来，人类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问题。

　　199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曾经被广泛地转载或者引述过，叫做《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几个理论问题》。当时我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观点提出了种种质疑，如果单讲经济规律来开展经济活动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活动不单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还要考虑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办事，还要按照人类社会其他发展规律办事，是多种规律交叉的结果。按照经济规律，投入产出，很合算咱们就干，但是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就不管了？这叫做什么经济活动？这叫什么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是那时候我们人微言轻，很多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造成中国严重的污染。有些污染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有些污染是完全应当避免的，不该造成的事。很好一个例子是江苏的苏南地区，我1984年去那里时就听说，当时那个地方的农产品没有一种不被污染的，橘子、茶叶、水稻，都存在污染，广大老百姓都不知道。后来一段时间里，此事曾经愈发严重，太湖污染治理至今仍然任务艰巨。只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做学问，为了探寻规律，我们尽可以分门别类。但一旦回到实践当中，就要考虑多种规律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物质生产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先贤圣哲，我们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有过很深刻的认识。大家可能读过贾谊的《过秦论》，里面有一段总结性的话：“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也就是说，君子要治国理政，就要“观之上古”，就是要了解前人怎么治理国家；“验之当世”就是要以当代实践进行检验；“参以人事”，就是要充分发挥现在人的积极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察盛衰之理”是指要审察昌盛和衰落的规律性；“审权势之宜”是指一定要洞察时事的变化，所谓审时度势；“去就有序”是指要放弃的、要实施的，都要有秩序地进行；“变化因时”是讲必须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长治久安。这些话深刻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巨大作用。

　　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对自然科学有过论述，他认为科学所揭示的是“世界是什么的”这样一种事实判断，但是它不能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就需要哲学。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科学虽然伟大，但是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世界应当如何，那就超出了它的视野和它的职能范围之外。”这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回答的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对物质生产起着价值判断、价值支持、价值导向的作用。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当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时候，造福于人民的时候，它是第一生产力；当科学技术不能造福于人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是第一破坏力，而且是巨大的破坏力。对科学技术没有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盲目地崇尚技术至上，那将误党误国。比如我们的核科学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但同样可以伤害、毁灭人类。基因、克隆这些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的问题，它导致的后果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没有研究很清楚，价值判断还不透彻、不充分、不精准。如果将来有人要克隆人类的话，那将会是个什么情景？人类道德将会是什么？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

　　任何科学技术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的问题。科学技术能用来为人类文明发展谋利，但也会带来诸多问题。现在有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要看到一件事对当前有好处，对当前经济利益有好处，他们就去干，至于对其他方面、对后代造成什么影响，完全不予考虑，太危险了！我们现在有些人的政绩观就是这样。这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上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这样来加以认识。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但并不是一种精确的量的关系。它的规律表现为一种趋势，表示一种方向。能够揭示出正确趋势、正确发展方向的，它就是科学，它的科学性就在这儿。

　　经济学是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机理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出来。在一定条件下，数学模型起作用了。但就如同马克思运用抽象法的研究一样，它也有很多假定条件。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假定条件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全部都存在，所以它对现实的操作方案基本上难以起作用。但是它对于认识某一种经济规律、某一种经济活动的趋势是起作用的。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根据数学模型制定当前的经济政策或操作方案，那实际上是按图索骥，一定贻害无穷。有时不能过分夸大经济学学科的作用，不然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怎么会这么严重？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一些方面，但一定要记住，这是抽象化的一种数学表述，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的深化，揭示某种规律，无疑是有用的工具。马克思讲经济规律是一种趋势，因此，只要经济活动按照规律揭示的方向发展，就应当说它大体是符合规律的。这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揭示出来的，也可以不是，有些机理是数学方法难以揭示的。同样道理，试图用理工科的思维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就显得比较荒诞。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人文社会科学绝大部分内容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然科学只是个知识体系，它没有什么价值体系。一旦谈到价值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就已介入了，科学家也有一个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这些年来，所谓“淡化意识形态”这种认识甚嚣尘上。它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能淡化得了吗？至于意识形态斗争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因为这是现实。要警惕“淡化”论的背后其实是要我们放弃思想武装。不同的意识形态如何相处？不同的文明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在碰撞、摩擦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第三个特点，人文社会科学往往与政治靠得比较近。讲起政治就比较复杂了，不能一说起政治就敏感。不能因为存在着阻碍某种利益目标实现的一种思想体系的存在，就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不行了。

　　近年来，党中央对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2000年10月15日，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建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上，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接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时候，讲了“四个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2002年4月28号，他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后来到社会科学院，又发表了重要讲话。2004年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直到现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都高度评价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当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3月15日、2010年9月9日，他两次来中国人民大学。胡总书记以他的实际行动，对哲学社会科学，对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也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好，两所学校在学科性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奋斗，我们要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繁荣人文社会科学，要使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当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同样重要”在国家制度层面的不少方面没有得到落实，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比如说自然科学有院士制度，人文社会科学没有；比如说自然科学有国家三大奖，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国家级奖励。这是制度设计有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在大学里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有几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级别”明显偏低。自然科学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社会科学只有省社科联，没有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这些也都是制度设计问题。

　　现在教授分级了，一级岗、二级岗、三级岗、四级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试行两三年了。但是文件规定的院士自动进入一级岗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岗教授，则需层层报批，教育部批还不行，还要报到人事部批准。院士是科学院、工程院批准的，科学院、工程院是学术机构，人事部是国家行政机构，这就是一个区别。文件已经下发四年多了，至今还没有实施。2009年1月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讲到，我校老校长黄达，著名的金融学家，是对我们国家经济学主要是财政金融学科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巨大贡献的教授！现在却只能评为二级岗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也只能进入二级岗教授。而刚刚评上的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40多岁，却能马上变成一级岗教授。明显有失公平！当院士可以享受住房、医疗、乘坐交通工具等政府的各种补贴待遇，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很大贡献的学者、教授就不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是8号写的信，习近平同志22号做了批示，说此事似宜加紧推进。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调研，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可以先行试点。我们就据此试行了标准严苛的一级岗教授评聘制度，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按院士的待遇对待文科一级岗教授。类似的做法是一些兄弟院校评聘文科“资深”教授，北大、北师大、武大、南京大学均已设有资深教授，跟院士同等待遇。过去没有一、二、三、四级岗教授也就罢了，现在有了一、二、三、四级岗教授，文科却不能评一级，这不是又多了一层歧视啊！现在我们自己搞了一级岗教授，但毕竟是学校自己评，教授的心里还是有某种不痛快，好像院士们是国家认可的，我们只是学校认可的。所以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这种制度性歧视如不加以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会打折扣。当然我们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家，他们德高望重，不计较这些，但是作为组织，作为社会，应当看到这是一种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它对国家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官，因为我们实际上盛行“官本位”，当官成了一个主要的社会评价标志，好像感觉到不当官就得不到社会的应有评价。大家知道，按照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一级岗教授的工资高于正部长或省长的工资，月薪比正部长、省长还高50元。这说明国家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是意识到名教授是无与伦比的宝贵财富的。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高级知识分子同样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

　　当然，从国家层面看，人文社会科学投入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例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设的，目前有106个。中国人民大学有12个，是最多的。一个基地给多少钱呢？106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当初总共3000万元，一个基地大约30万元钱。你们李校长是搞地理的，可能知道这方面多一点：理工农医学科方面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可能不止3000万元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总共给了3000万元，差别大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还是只给名不给钱。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加在一起才6.7亿元，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差距太大了。

　　当然，自然科学花钱多，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应当承认这一点，但是不至于差别如此之大。国家社科基金起步的时候只有1200万元，这些年有所发展，2008年达到3亿元，但依然不能适应需要。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在新时期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和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势头现在是好的。

　　但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真正地发展起来，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国家给的政策再好，我们自己不努力，或者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照样会发生方向的问题。这包括我们的学风存在的问题，包括经济投入方面的问题，包括能不能潜心做学问的问题，包括能不能成为宁静的大学校园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现在的大学校园并不宁静，有些教师并不能潜心做学问，而且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有一年我在北大一个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是“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呼吁打造宁静的大学校园。夏威夷大学的副校长是个老外，他当场赞成说：“纪校长讲得太好了。中国现在是大学教授经常拎着皮包到处走，像个商人；中国的商人到处出著作，像个学者。”讲话也许有些极端，但是至少他表达了某种我们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的大学校园都是这种状况，那怎么能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前年胡总书记在教师节有一个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了要关爱学生，要潜心育人，要安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治学。这个讲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怎么样落实科学发展观？我看大学的书记、校长讲得再好，学院院长、系主任讲得再好，如果我们没有宁静的校园，大家不能潜下心来治学的话，高水平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等等，什么都不可能实现。这个问题我讲这么多，只是想引起大家关注、研究这个问题，对它产生兴趣。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不仅有一般高等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有其本身面临着的特殊问题。比如说重理轻文的歧视，它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一下子并不能够真正地解决。究竟该怎么办？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必须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