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凯原法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正义思考的轨迹》《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多元景观》等。
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所需资金较少，而且主要用于师资聘用；但问题是在文科中选择优秀教师的难度比理工科更大，因为判别标准较为主观，随意性很强。并且，工科强校往往习惯于用数量化、刚性化的客观指标来衡量教师，这就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造成人才结构的扭曲。
我初识钱颖一教授是1992年之春，在斯坦福大学，通过北京大学校友王友琴教授介绍。当时他到经济系任教将近两年，学术成就颇引人瞩目，而我在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任教不久后到斯坦福的法学院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我们再次相逢就要等到十几年之后了。由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得国际著名学者青木昌彦教授和丰田公司的支持，在2005年秋成立了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研究中心，钱颖一教授就任理事，我受聘学术委员，从此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见面。虽然听说过他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正在推动教育创新的试验，但一直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也没有机会向他求教。
不久前收到钱颖一教授的新著《大学的改革》，鸿篇巨制，90万言，使我得知他关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理念、思路、部署以及实践，很受启迪和鼓舞。这一皇皇大作上卷是学校篇，侧重大学的治理结构、学科布局以及教育方针；下卷是学院篇，反映了清华经管学院10年来变迁的不同侧面。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我也曾先后听到钱教授讲过从毕业生的“均值”与“方差”上反映出来的我国教育导向问题以及大学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这些观点在书中都有更详细、更周密的论述，可让人反复咀嚼品味。
从通识课到宽松的学术环境
利用假日我通读了《大学的改革》全书，对学校篇的一些重点章节还进行精读，获益良多。钱颖一教授提出的办学理念是“大学为学生”，主张学生教育应该优先于教授研究，可谓针砭时弊的中肯之论。记得我在2008年9月从日本到上海交通大学就任法学院院长，部署和推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法学教育改革，随后被凝练为“三三制”法科特班的试行举措，起初也曾经遭到部分同事的质疑。因为在教育部和学校的评估指标体系中，研究容易测量，学术荣誉和人才计划的属人性还可以使相关教师终身受益，但教学却没有多少显示度，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把重点转移到教育容易引起意见分歧。无论如何，大学必须坚持学生本位，注重人才培养的长期绩效而不是“短期功利主义”，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赞同钱教授意见的。
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大学改弦易辙的关键是什么？钱颖一教授认为关键在于学什么、怎样学以及为什么学这三个基本问题。他的思路是，要克服“短期功利主义”，必须重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指出的那种“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正是这样的知识需要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思考力。好奇心是创新的驱动装置。历史也证明，只有在中国人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时候，华夏文明才会活力四射、精彩纷呈，反之则会萎靡不振。好奇心的具体表现是有欲望、有能力提出好问题，并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即不断设想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问题答案。思考力主要表现为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敢于和善于挑战已有的结论。
为此，钱颖一教授非常留意本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改革，尤其是借助通识课程来克服“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那样的应试教育对个性的压抑，对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批判性思考的摧残。根据这样的宗旨，他提出了选择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三条原则，即能够改变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课程，而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实用课程；必须以成熟学科为基础，能够兼顾体系性和深度；必须覆盖足够宽广的领域，而不能局限于很窄的话题甚至当前热点。根据这三条原则，管理类、法律类（法学理论除外）、工程类的课程以及系列讲座都不适合成为通识教育的内容，而应该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正义理论等）、自然科学（包括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列入核心课程的范围。
钱教授认为，杰出人才也好，创新人才也好，其实都不是在课堂里能够教出来的，而是要在充满书香、人文情怀以及自由学风的环境里“熏陶”出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应该换个角度来考虑人才培养问题，着力于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种环境的主要特征是鼓励个性发展，承认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是不是鼓励个性发展，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即能否容忍怪才、偏才、异见、奇谈。如果硬要把学生放到同一个模子里去铸造，试图磨平他们的棱角，就无法伸展个性和多样性，也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和卓越。学术有没有自由，思想受不受禁锢，也可以采取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这就是能否容忍试错。
综合性大学的治理结构与学科布局
要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就应该改变教育制度设计，对治理结构、行政机制以及人事系统进行重构。对此，钱颖一教授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从法学的角度来考虑大学的改革，依法治校原则当然也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理解，坚持法治、尊重高等院校章程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保障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的同时实现合法、合规；赋予大学以社团法人的独立地位，可以让大学在“去行政化”的同时承担起经营和自律的责任。而确立一个能兼顾自由和纪律、效率和公平的大学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大学管理层、教授会以及学生这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管理层上看，决策主体（校董会）、校长以及监察机构的制度设计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如何在管理层与教授会以及学生及家长之间达成适当的、精妙的均衡是治理结构设计的核心课题。
关于学科布局和学院设置，钱颖一教授提出了三层次结构的设想。第一层次是三大基础学科所在的学院，包括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为主体的自然科学，以经（济）、政（治）、社（会）、心（理）为主体的社会科学，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主体的人文门类。第一层次各学科的水平是衡量综合性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和声誉的最重要指标。第二层次是四大关键职业学院，即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深远而重大。这四大关键职业学院的水平是衡量综合性大学整体绩效和贡献，特别是科研水平和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第三层次是其他职业学院。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厘清问题状况、决定改革的优先顺序是大有裨益的。
所有职业学院的教育质量都受制于所属大学的第一层次基础学科的水平，与此同时也要对接相关行业的需求，因而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目标和方法。钱颖一教授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实践。这些思路和经验对法学院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在我看来，法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借助第一层次的通识教育课程和法学基础教育科目，再加上社会公益活动，加强职业认同感和基本素质的熏陶，加强对法律思维能力和批判理性的培养。另外，鉴于目前中国法学院校开设的必修课数量太多，而选修课数量较少且范围较窄的问题，有必要减少核心课程的数量、增设学科交叉课程（特别是法律相邻学科的课程）、综合应用课程以及知识前沿课程，并且重视围绕判例和问题的对话式教学方法的采用。
工科强校发展文科的路径
基于在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工作经验，我完全赞同钱颖一教授的如下判断：“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曾经以工科为主的院校要想建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就必须建立一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别无选择。”但是，不得不承认，具有工科传统和工科思维优势的大学要发展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确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正如钱教授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所需资金较少，而且主要用于师资聘用；但问题是在文科中选择优秀教师的难度比理工科更大，因为判别标准较为主观，随意性很强。并且，工科强校往往习惯于用数量化、刚性化的客观指标来衡量教师，这就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造成人才结构的扭曲。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以个体为单位，更在乎整体的氛围，需要比理工科更为宽松、自由、灵动的学术环境。工科强校重视组织性、规格以及效率，或多或少会压抑有强烈个性、有鲜明特色的学者。再者工科强校注重实业和实用，在考虑文科发展时也习惯于强调文科的有用性，甚至期待文科为理工科服务，这些都不利于“无用之用”的伸张。
固然，无论文科还是理工科，学术真理的检验标准都是任何人按照同样的方法或程序。可以得出同样的观察结果。用法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同案同判”。因而从事研究的人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述，而必须站在普遍性的立场上，使自己的认识和表达对他者、对沟通活动都开放。但文科主要以人或者人际关系为研究对象，需要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涵义脉络以及历史演变过程来把握知识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真理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必须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可变性关系中来把握，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或者不完全性。
由此可见，文科的学术活动不得不以存在复数的记述体系、复数的正确答案、复数的普遍性真理、复数的价值判断为前提，鼓励思想和意见之间的竞争，并反复探讨正当化论证的适当理由。实际上，文科研究的乐趣也恰好就在这样多层多样的话语空间以及沟通行为的开放性之中。文科研究的真谛可以理解为在主观与主观互相碰撞和博弈过程中话语的因势利导，主要通过一系列批判性思维、论证性对话、基于推理的沟通活动来达成共识。尤其是在法学界，几乎所有研究都与“善于权衡的技艺”相联系，因此相应的对话和沟通自始至终都包含价值的评判。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须承认不同记述和不同逻辑的并存以及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还有必要适当为学术保留一些暧昧的、可辩驳的、非决定论的空间。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学术的本质是发现或者邂逅未知对象，与之进行对话，进而通过实证和诠释不断推动话语体系的自我更新或者革命；通过与他者的交流而实现相互理解，在基于逻辑推理的反驳和商谈中进行知识创新，并通过涵义的解释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视野里，任何词汇、概念、命题、理论以及逻辑都不是绝对的，研究方法也更具有动态性，强调怀疑、反思以及批判。简而言之，什么都有，但并非有什么都行——这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性和竞争力的本质性条件。为此，文科的发展特别需要自由和宽容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大学的改革》一书，我觉得钱颖一教授有两段话是特别振聋发聩的。他说：“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文化传统强调服从权威、尊重师长，容易抑制独立思考。中国文化传统中也缺乏以实证和逻辑推理方式做分析性的论证。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不言而喻，批判性思维是超越引进和模仿、自主进行原始创新的源泉，同时也是领导力的基础。所以他特别强调大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在陶冶批判性思维方面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知识渊博、胸怀远大、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如果我们今天再不进行大学本科教育的深刻改革，20年后的中国将不会出现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以及对中国和世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这样的“盛世危言”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倾听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