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

　　整个自然界像是并无目的的。日何为而照耀？地何为而运转？山何为而峙？水何为而流？云何为而舒卷？风何为而飘荡？这些全属自然，岂不是无目的可言。 　　

　　由自然界演进而有生物，生物则便有目的。生物之目的，在其生命之维持与延续。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生命之延续。植物之发芽抽叶，开花结果；动物之求食求偶，流浪争夺；蚁营巢，蜂酿蜜，一切活动，都为上述之目的，先求生命之保存，再求生命之延续。生物只有此一目的，更无其他目的可言。而此一求生目的，亦自然所给与。因此生物之唯一目的，亦可说是无目的，仍是一自然。 　　

　　生命演进而有人类。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换言之，求生遂非最高目的，而更有其他超人生之目的。有时遂若人生仅为一手段，而另有目的之存在。 　　

　　当你晨起，在园中或户外作十分钟乃至一刻钟以上之散步，散步便即是人生，而非人生目的之所在。你不仅为散步而散步，你或者想多吸新鲜空气，增加你身体的健康；你或在散步时欣赏自然风物，调凝你的精神。 　　

　　当你午饭后约友去看电影，这亦是一人生，而亦并非是你之目的所在。你并不仅为看电影而去看电影。你或为一种应酬，或正进行你的恋爱，或欲排遣无聊，或为转换脑筋，或为电影的本身内容所吸引。看电影是一件事，你所以要去看电影，则另有目的，另有意义。 　　

　　人生只是一串不断的事情之连续，而在此不断的事情之连续的后面，则各有其不同的目的。人生正为此许多目的而始有其意义。

　　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 　　

　　其实文化人生中依然有大量的自然人生之存在。在你整天劳动之后，晚上便想睡眠。这并非你作意要睡眠，只是自然人生叫你不得不睡眠。睡眠像是无目的的，倘使说睡眠也有目的，这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就安排好，你即使不想睡眠，也总得要睡眠。 　　

　　人老了便得死。死并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自己作意要死，只是自然人生为你早安排好了一个死，要你不得不死。 　　

　　病也不是人生之目的，人并不想要病，但自然人生为他安排有病。饥求食，寒求衣，也是一种自然人生。倘使人能自然免于饥寒，便可不需衣食，正如人能自然免于劳倦，便可不需睡眠，是同样的道理。 　　

　　人生若只专为求食求衣，倦了睡，病了躺，死便完，这只是为生存而生存，便和其他生物一切草木禽兽一般，只求生存，更无其他目的可言了。这样的人生，并没有意义，不好叫它是人生，更不好叫它有文化，这不是人文，是自然。 　　

　　文化的人生，是在人类达成其自然人生之目的以外，或正在其达成自然人生之目的之中，偷着些余剩的精力来干另一些勾当，来玩另一套把戏。 　　

　　自然只安排人一套求生的机构，给与人一番求生的意志。人类凭着它自己的聪明，运用那自然给与的机构，幸而能轻巧地完成了自然所指示它的求生的过程。在此以外，当他饱了，暖了，还未疲倦，还可不上床睡眠的时候，在他不病未死的时候，他便把自然给与他的那一笔资本，节省下一些来自作经营。西方人说，闲暇乃文化之母，便是这意思。 　　

　　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人类的生活，许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选择此等目的之自由，此为人类生活之两大特征，亦可说是人类生活之两大本质。 　　

　　然而这一种自由之获得，已经过了人类几十万年艰辛奋斗的长途程。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配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只有按照这一观点，才能指示出人类文化前程一线的光明。 　

　　

　　若照自然科学家唯物机械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仍还是自然，像并无自由可能。若照宗教家目的论的观点来看人生，则人生终极目的，已有上帝预先为他们安排指定，也无自由之可言。 　

　　但我们现在则要反对此上述两种观点。当你清晨起床，可以到园中或户外去散步，但也尽可不散步；当你午饭已毕，可以约友去看电影，但也尽可不约友不去看电影。这全是你的自由。 　　

　　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只要不妨碍你自然人生的求生目的，只要在你于求生目的之外，能节省得这一笔本钱，你什么事都可干。这是文化人生推类至尽一个应该达到的结论。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学的机械论，宗教的目的论，都管不住这一个决心，都说不明这一种自由。 　　

　　自杀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并非自然人生中的一件事。自然人生只求生，文化人生甚至有求死。求死也有一目的，即是从自然人生中求解放，求自由。 若专从文化人生之自由本质言，你散步也好，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必有其他评价，只有自由与不自由，是它中间唯一可有的评价。 　

　　

　　然而一切问题，却就从此起。唯其人类要求人生目的选择之尽量的自由，所以人生目的便该尽量地增多，尽量地加富。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则选择愈广大，愈自由。 　　

　　两个目的由你挑，你只有两分自由。十个目的由你挑，你便有十分自由。自然则只为人类安排唯一的一个目的，即求生，因此在自然人生中无自由可言。除却求生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则全要人类自己去花心去创造，去发现。然而创造发现，也并不是尽人可能，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所以凡能提供文化人生以新目的，来扩大文化之自由领域者，这些全是人类中之杰出人，全应享受人类之纪念与崇拜。 　

　　

　　文化人生的许多目的，有时要受外面自然势力之阻抑与限制，有时要在人与人间起冲突，更有时在同一人的本身内部又不能两全。你要了甲，便不能再要乙；你接受了乙，又要妨碍丙。文化人生的许多的目的中间于是便有是非高下之分辨。一切是非高下，全从这一个困难局面下产生。除却这一个困难局面，便无是非高下之存在。换言之，即人生种种目的之是非高下，仍只看他的自由量而定。除却自由，仍没有其他评判一切人生目的价值之标准。也不该有此项的标准。 　　

　　让我举一个评判善恶的问题来略加以说明。善恶问题，也是在文化人生中始有的问题。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上出发。若舍弃这一个标准，便也无善恶可言。 　　

　　这番理论如何说的呢？ 　　

　　在自然界，根本无善恶。一阵飓风，一次地震，淹死烧死成千成万的人，你不能说飓风地震有什么恶。一只老虎，深夜拖去一个人，这老虎也没有犯什么罪，也没有它的所谓恶。 　

　　

　　在原始社会里的人，那时还是自然人生的成分多，文化人生的成分少，杀人不算一回事。文化人生曙光初启，那时能多杀人还受人崇拜，说他是英雄，甚至赞他是神圣。直到近代，一面发明原子弹，一面提倡全民战争，还要加之以提倡世界革命，把全世界人类卷入战争漩涡，连打上十年八年乃至几十年的仗，杀人何止千万万万，也还有人在煽动，也还有人在赞助，也还有人在崇拜，也还有人在替他们辩护。这些也是人类自己选择的自由呀！你那能一笔抹杀，称之为恶。这并不是故作过分悲观的论调，当面的事实，还需我们平心静气来分析。 　　

　　但从另一方面言，一个人杀一个人，压抑了人家的自由，来满足他自己的自由，在人类开始觉悟自由为唯一最可宝贵的人生本质的时候，便已开始有人会不能同情于这般杀人的勾当。孟子曾说过：“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他早已极端反对杀人了。但他又说：“闻诛一夫纣矣。”这岂不又赞成杀一个人来救天下吗？救天下与得天下，当然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杀人的问题，其间还包含许多复杂的意味，则已可想而知。 　　

　　然而我们终要承认杀人是一件大恶事。我们总希望人类，将来能少杀人，而终至于不杀人。明白言之，从前人类并不认杀人是恶，渐渐人类要承认杀人是恶，将来人类终将承认杀人是大恶，而且成为一种无条件无余地的赤裸裸的大恶。这便是上文提过的人类文化人生演进路程中可以预想的一件事，这是我们文化人生演进向前的一个指示路程的箭头。 　　

　　让我再稍为深进一层来发挥这里面的更深一层的涵义。杀人也是人类在没有更好办法之前所选择的一种办法呀。人类在无更好办法时来选择杀人之一法，这也已是人类之自由，所以那时也不算它是一种恶。幸而人类终于能提供出比杀人更好的办法来。有了更好的办法，那以前的办法便见得不很好。照中国文字的原义讲，恶只是次一肩的，便是不很好的。若人类提供了好的办法，能无限进展，则次好的便要变成不好的。恶字的内涵义，便也循此转变了。 　　

　　你坐一条独木船渡河，总比没有发明独木船的时候好。那时你在河边，别人贡献你一条独木船，你将感谢不尽。后来花样多了，有帆船，有汽船，安稳而快速得多了。你若在河边唤渡，那渡人隐藏了汽船，甚至靳帆船而不与，他竟交与你一条独木船，那不能不说他含有一番恶意，也不能不说这是件恶事。 　　

　　论题的中心便在这里了。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观念恶的评价，也将随而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实乃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 　　

　　让我们更进一步说，其实只是更显豁一层说，我们将不承认人类本身有所谓恶的存在，直要到文化人生中所不该的始是恶。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而问题仍在他自由选择之该当与不该当。没有好的可挑，只有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有挑不好的。当其在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能许他有挑选之自由，这总已算是好，而且他也总挑他所觉得为好的，那是他的自由。那便是文化人生之起点，也是文化人生之终点。那便是文化人生之本质呀。 　　

　　你要人挑选更好的，你得先提供他以更好的。谁能提供出更好的来呢？人与人总是一般，谁也不知道谁比谁更能提供出更好的，则莫如鼓励人，大家尽量地提供，大家自由地创新。这初看像是一条险路，然而要求文化人生之演进，却只有这条路可走。你让一个人提供，不如让十个人提供；让十个人提供，不如让一百个人提供。提供得愈多，挑选得愈精。精的挑选得多了，更要在精与精之间再加以安排。上午散步，下午便看电影，把一日的人生，把一世的人生，把整个世界的人生，尽量精选，再把它一切安排妥帖，那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文化人生则只有照此一条路向前。 　　

　　人类中间的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这些都是为文化人生创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的，便替换出了恶的。若你有了善的不懂挑，则只有耐心善意的教你挑，那是教育，不是杀伐与裁制。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的园地里，也只有教育，没有杀伐与裁制。

　　

　　佛经里有一段故事，说有一个恋爱他亲母而篡弑他亲父的，佛说：只要他肯皈依佛法，佛便可为他洗净罪孽。这里面有一番甚深涵义：即佛家根本不承认人类本身有罪恶之存在，只教人类能有更高挑选之自由。一切宗教的最高精神都该如是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最高精神，也都该如是。 　　

　　若说人类本身有罪恶，便将不许人有挑选之自由，窒塞了人类之自由创造，自由提供，不让人类在其人生中有更好的发现与更广的寻求，那可以算是一种大罪恶。而且或许是人类中间唯一的罪恶吧。固然，让人尽量自由地挑选，自由地创新，本身便可有种种差误，种种危险的。然而文化人生之演进，其势免不了差误与危险，便只有照上述的那条险路走。 　　

　　根据上述理论，在消极方面限制人，压抑人，绝非文化人生进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只有在正面，积极方面，诱导人，指点人，让人更自由地来选择，并还容许人更自由地提供与创造。 　　

　　你试想，若使人类社会到今天，已有各种合理想的宗教，合理想的哲学、艺术、科学，叫人真能过活着合理想的文化人生，到那时像前面说过的杀人勾当，自然要更见其为罪大而恶极。然而在那时又那里会还有杀人的事件产生呢？ 　　

　　正因为直到今天，真真够得上更好的人生新目的的，提供得不够多，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科学，种种文化人生中应有的几块大柱石还未安放好，还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而且有好些前人早已提供的，后人又忘了，模糊了，忽略了，或是故意地轻蔑了，抛弃了，遂至于文化的人生有时要走上逆转倒退的路。更好的消失了，只有挑选次好的；次好的没有了，只有挑选不好的。 　　

　　人类到了吃不饱，穿不暖，倦了不得息，日里不得好好活，夜里不得好好睡，病了不得医，死了不得葬，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的境界线上去，那竟可能有人吃人。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那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 　　

　　局面安定些了，乱国用重典，杀人者死，悬为不刊之大法。固然法律绝非是太平盛世理想中最可宝贵的一件事，人文演进之重要关键不在此。若使教育有办法，政治尚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办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办法，战争又是次好的；只要战争有办法，较之人吃人，也还算得是较好的。 　　

　　依照目前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都在正面诱导人，感化人，都在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目的，让人有更广更深的挑选之自由，都还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类，无论如何，是在限制人，压抑人，而并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于更少的自由里，只能算是次好的。战争杀伐，只在消灭对方人之存在，更不论对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 　　

　　至于到了人吃人的时代，人类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时便只有各自求生，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时则只有两个目的给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实则只有一个目的，叫你尽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时，便没有什么不好的，同时也不用说，到那时是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