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雅舍小品》《槐园梦忆》《英国文学史》等。
美国的一个批评家斯宾冈(J.E.Spingarn)写过一本小书，曰创造的批评(Creative Criticism)，其中有一个妙譬，他说，我们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犹如吃一个厨师作的菜，我们只问菜是否可口，绝不会追问那厨师的人品如何，性格如何，是否爱说脏话，是否偷过女人，等等。因为那些道德问题，与作品之优劣不发生任何关系，风马牛不相及，无从扯在一起。道德与艺术，毫无关系。斯宾冈是克鲁契的信徒，属于表现主义一派；此言甚辩，但似是而非。
须知我们衡量作品的优劣，其标准是复杂的。如果单以“美”为标准，结果并不能赅括作品的全部价值。据我看，在文学里“美”所占的地位并不太高，所谓“美”当然是形式的，无论其为建筑性的美，图画性的美抑是音乐性的美，均不能决定作品的终极价值。作品要有内容，那内容永远是一段人生经验，所以不可避免的要牵涉到许多问题：是非、善恶、美丑，全都牵连在一起了。斯宾冈举的譬喻是不恰当的，因为烹调的艺术和文学的艺术并不在一个水准上。烹调求其可口，是单纯的色香味的感觉的满足，除了感觉以外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较高的意境。文学则不然，我们不仅欣赏其文学的声调音韵之美，结构的波澜起伏之妙，描写的细腻绚烂之致；我们还要体味其中的情感、想像、意境；我们还要接受其中的煽动、暗示、启发；我们还要了解其中的理想、理论、宗旨。所以，我们品尝美味，尽可不问厨师的道德，而衡量作品甚至欣赏作品，却无法不涉及作者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因为作品根本即是人性的表现，舍人性无作品。“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记得朱光潜先生从前写批评文字，常喜提起我们对一颗松树的三种态度，也是把文艺看做在人生中孤立绝缘的一种东西。和斯宾冈、克鲁契一派同其见解。
基于以上的看法，我常说，作诗宜先从作人起。诗需要“作”才能成为诗，人也需要“作”才能成为人。人不一定都作成为诗人。但是一定先要是诗人然后才能有好诗。
立刻有人问我：“坏人能不能写出好诗?”我立刻就回忆起历史上多少节操有亏的文人，往往都能写得好诗，写得好字，像元初的赵孟頫，像清初的吴梅村等等，他们虽然大德逾闲，究竟不是完全澈底的坏人，而且有诗人的素养与秉赋，有时其艺术仍是有足观者。我立刻又回忆起历史上多少忠义节烈的完人，如文天祥，如史可法，凛然正义，代表至高无上的人性，虽不以诗文见长，而吐气如虹，自然瑰伟。所以，我们的回答是：坏人也可能写出好诗，不过整个的看起来，其作品的骨格一定不会高。他的作品有时可能很好，有时一定要露出一些真相。反过来说，真正的好人，倒不一定能诗，不过如果有所作，一定有可观，如果不作，其人本身即是好的诗篇。
作人之道多端。诗人不过是人之一型。诗人有诗人的作人之道，据我看，一个诗人在修养上需要具备下述的条件：
第一、一个诗人对于人生要有浓厚的兴趣。诗的境界比自然境界高，比神的境界低，正是处在人生境界当中。历来学佛的人，不但要戒绝酒色，诗也在摒除之列，即因诗里面的人生色彩太浓厚。人生于世，真正在“生活”着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生存”着。生存和生活不同。比死人多一口气，就算是生存；生存之际还能体味到人生的趣味，品尝人生的甘辛，那就是生活。多数的人只有生存，少数的人才有生活。诗人则必需是生活最丰富的一种人。英诗人伯朗宁写一首诗“How It Strikes His Contemporaries”描写一个诗人的生涯，把他写成为一个在街头踯躅、到处攒头攒脑、随时凝眸睨视的好奇的人，以至于当时代的人都对他起了疑心，以为他是个特务、侦探、间谍。在某一意义上，诗人是一个特务，因为他负着使命，他要侦查搜访。他的使命即是了解人生，发掘人性。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他对于人生形形色色都感兴趣，即以杜工部来说，一棵病柏，一棵枯棕，舞剑，打鱼，堂上飞燕，舟前小鹅，种莴苣，送菜瓜，斗鸡，伐木，看他琐琐碎碎，细大不捐，一律收在笔底，可见他平日为人风趣之至。有人称工部忠君爱国，那只是一方面，老杜可爱处在于他的趣味之博，天性之厚。外国诗也是如此，例如，Burns耕田锄倒了一株刍菊，翻毁了一个鼠窟，在平常人等闲视之，不值一顾，在诗人便是绝好的题材，写成两篇绝唱。Longfollow看着铁匠打铁，火花四溅，也能打动他的灵机，写出一篇佳作。一个人若想超然远引，遗世独立，那是遁世，同时也是堵塞了诗的泉源。“游仙诗”没有一首好的，即因为要游仙，更何必作诗？诗是入世的。方外人也有能诗的，其作品范围甚狭，像寒山和拾得的词偈之类，偶具孤高之风，间有触机之悟，究非正格。
第二、诗人要摒弃名利观念。对于人生有浓厚兴趣，而又要胸怀淡泊，的确不是容易事。但二者并不冲突。真正追逐于名利场中之人，胸襟实在甚狭，所见实在甚小，实际并不懂得人生，他们没有功夫懂得人生，他们的生活实在不是生活，只是较高级的生存。英诗人Wordsworth的两行诗一一“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Late and soon，Getting and spending，we lay waste our powers，”大意是说“尘世间的事烦扰我们太多了，夙兴夜寐，竞营挥霍，我们的精力全糟塌了。”这位诗人固然是主张皈依自然风景的，但是他的感慨却是千古同嗟。“夙兴夜寐，竞营挥霍”不是诗人的生涯。在这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时代，唯物的现实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诗的位置本来是岌岌可危。在从前，西洋有“保护人”制度，诗人的生活是有依靠的。现在，诗人没有依靠，广大的读众亦不拥护诗人，诗人是一种没落的职业，无名可图，无利可食。如果一个人不能勘破名利，尽早不要和诗接触。最近英国桂冠诗人John Masefield于英王乔治六世逝世后写的Valedictory verse，寥寥四行，一看就是应制之作，诗人至此好不凄怆！昔有老僧，见人辄诉苦说酬应太忙。有人问他：“既然如此，何不出家？”虽是笑话，确有真理。诗人尽管对于人生有深厚兴趣，但是他要能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悲天悯人也可，发会心之微笑也可，惟独热中不可。
第三、诗人要培养正义感。有人说，文学反映时代。这话当然不错。差不多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直接或间接表现出一点时代色彩。但是文学并不跟在时代后面跑，也不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是时常的走在时代前面。文学不像新闻纸，专记载或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文学几乎无例外的是对现实的批评。敏感的诗人对于现实没有能满意的。不满于现状正是诗的起源之一。Matthew Arnold所说的“Poetry is the criticism of life”“诗是人生的批评”，也应该如此解释方为合理。无分中外古今，诗人永远是对于穷苦的被压迫的弱小的人们表示同情的。我们中国所谓圣人心传，也忘不了“四海困穷”，为细民呼吁是诗人的天职。从三百篇以至杜工部、白居易，内心中有无数篇的杰作所写都是有关生民涂炭。西洋诗也是如此，以英诗而论，从Langland以至于Burns有一连串的伟大的诗人，皆是在为平民做喉舌。诗人不一定为什么主义做宣传，为什么运动做前驱，也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主张或建议，但是他对于正义之所在不能熟视无睹。诗人的作品，除了它的时代性，还有永久性，其理由之一即是“正义感”是有永久性的。正义感固然是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也是需要培养的，阿谀颂祷的文学作品，过去也是很多的；西洋古代的史诗便无一不是对君主英雄的赞颂，但这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保护人”的制度也已成过去。真正的可称为进步的文学家，即是正义感丰富的文学家。这样的作者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他是一个号角，他不是一只应声虫。
诗和诗人是不能分开的。要作诗，先要作诗人。诗人除了他的必需有的运用文学那一套技能之外，还更要紧的是培养他的人格，如我上面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