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
当我提出这个命题时，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都是以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和快节奏为时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从国际慢城联盟的宗旨得到的启示。自信息革命以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城市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
于是，1999年10月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市诞生了国际慢城联盟，它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居终极理想”。慢城联盟如今方兴未艾，已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加入，似有席卷全球之势。应该说慢城诞生绝非偶然，是对一切求快的反叛，这也应验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如果说人们生活和公共社会节奏要慢下来，那么鉴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学术研究更需要慢下来，唯有在“冷环境”中，才能穷究宇宙的终极真理。
学与术之别
什么是学术?学术一词，含义甚广，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多处提及。如果专指学问和学识的话，南朝梁何逊在《赠族人秣陵兄弟》诗中有：“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宋苏轼在《十八阿罗汉颂》中也有诗句：“梵相奇古，学术渊博”。通常，人们都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词汇来理解和使用，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学术界、学术思想、学术团体、钻研学术”，等等。
其实，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分别指称两种与学识有关的不同概念。梁启超是清末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他于1911年在《学与术》一文中，第一次对它们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著名翻译家严复也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两位学术大师对学术的释义是完全一致的，仅就学而言，与牛津高级辞典的注释也是一致的，它的释义是：“学术是与学校、学院有关的，学者式的、非技术或实用的，仅仅注重理论。”
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是分类的，现代通常把科学分为三类，即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开发技术。既然科学是分类的，那么承担科学研究的部门也应该是有分工的，一般地说，科学院和少数研究型大学是承担基础科学研究，工业技术部门是从事应用技术研究，而技术学院和企业则是从事技术开发研究的。这一模式，基本上得到国际共识。以德国为例，该国有两个最大的学术团体，一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70个研究所，它们更重视基础研究；二是夫郎禾费协会，下属38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对此，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给出了科学简明的回答，他说前者是创造作为研究的知识平台，而后者是在现有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简单地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而应用技术研究是回答：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
但是，纵观我国科学研究的情况，各部门的分工并没有这样的清晰，以至于各大学相互错位。例如，某些研究型的大学，却提出要上经济主战场，花费极大精力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结果“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然而，另一些非重点大学，出于虚荣心的需要，拼命地向研究型大学里挤，自不量力地拼凑博士点，搞基础科学研究，结果劳而不获。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落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实用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便赶上发达国家的学术水平。
浮夸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拐点，其标志就是追求GDP的指标。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合并，学院更名，专科学院升格，大跃进式的扩招，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了近20年。大学中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论文或是专利，求多不求新，求量不求质，抄袭、剽窃屡禁不绝，身陷其中的既有校长、院长，也有院士、博士生导师，严重地玷污了大学这片圣洁的领地。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而一旦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是这个第一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根本的是人均占比。例如，中国科技研发人员8114万人，雄居世界第一；科技论文连续6年世界第二，专利申请数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其实，这些第一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科学真实的水平，更反映不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日本，人口尚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迄今却已有22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涵盖物理、化学、医学和文学多个领域，而尤为突出的是最近14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人获奖，就获奖的速率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就相形见绌了，在科学领域仅仅只有一项生理或医学奖。
就发明专利而言，虽然中国发明专利连续5年雄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发明专利包括新产品、新方法，对产品的形状、包装以及外观设计等，而我们在后者上居然占了60％以上。中国的一些大公司每年申请专利多达数万件，这是商人们保护自己利益的作为，算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据介绍，美国许多企业的主要盈利来自知识产权，产权交易每件是37万美元，而中国产权交易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我国专利的硬伤。
在文学创作中，也一味地追求短、平、快，一部电影三天杀青，一周写出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有些剧团一个月就抛出一部“鸿篇巨制”。我国电影年产量为六七百部，电视剧年产量为两万多集，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四五千部，但销量如何呢?有不少作品，还没有进入市场，转身就进了仓库。莫言是我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获奖作品《蛙》也仅仅印刷了20万册，这与那些世界名著动辄发行几千万甚至上亿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去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电影票房论坛，有人提出中国电影票房即将超过美国。对此，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工业刚刚起步，慢慢来。我希望它是开始，而不是高峰，不要让年轻人浮躁，电影工业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在我国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专利申请、出版行业、电影制作等领域，不同程度存在浮夸现象，其恶果就是粗制滥造。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这就说明，轻浮和狂躁是学术研究的大敌，学术研究只能在冷环境中求索，应当治一治“虚火”太旺的病症。我们应当看到，热环境或群众运动式的研究，只能导致浮夸和粗制滥造。学术研究要慢下来，首先是我们科学家、作家、发明家和出版人的心态要静下来，倡导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诞生传世经典。
学术奇迹需要漫长等待
纵观人类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历史，一切重大的学术奇迹，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什么是学术奇迹?我认为，能够称得上奇迹的，应当包括：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各一级学科世界大奖，创立颠覆传统理论的科学学派，旷古绝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传承百年甚至千年的学术经典著作等。显而易见，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毕其功于一役而为，需要百折不回的持久求索。
就拿诺贝尔奖来说，据统计，在114年中，共有889人获得这一殊荣，其中美国人占了四成。在这些获奖的成果中，除了极少数是偶然幸运者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皓首穷经的结果。例如，美国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的研究长达40年，于2002年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又是3位美国人，他们的研究耗时10年，而且经过30年的考验；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是两位以色列化学家，他们的研究经历了长达35年的漫长过程。又如，英国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被称为“试管婴儿”之父，他用20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培养出了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但他于85岁才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滞后了32年。
媒体曾报道过世界耗时最长的5个科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沥青滴漏实验，这是由澳大利亚物理学家托马斯·帕内尔等人进行的。他们耗时85年，观察到看似固体的沥青也能够流动。每6到20年会有一滴沥青滴落，迄今只滴出了8滴，其间只发表了一篇论文。此项实验的意义在于，物质的固态和液态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化的，问题是要找到他们的临界点。这项研究获得了2005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它的意义不在于科学贡献，而在于对历史文化的影响。实验者们还计算出了沥青的黏度，它是水的黏度的2300亿倍，这个比值真堪为是天文级别的数字，仅此一点，就可以流芳百世。
在文学创作方面，也能体现“慢工出细活”的规律，急功近利只能出劣质品。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作十年，审阅十载，增删5次；司马迁写《史记》15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27年；徐霞客写作《徐霞客游记》历时34年；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历时37年；歌德毕其一生之精力，用60年创作了鸿篇巨制《浮士德》，等等。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与当今中国的文学界某些急就章的作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应当引起人们深刻的反省。
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证明，学术研究贵在创造，而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旷古绝伦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奇迹只青睐有心人，他们应当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贫乐道的学人，只有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学术奇迹才会光顾你。如果有谁不愿意付出，那他就休想有收获；如果没有踽踽独行的毅力，也休想有品尝学术奇迹的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