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该文回顾了现代大学形成之前所具有的几种传统：中世纪大学传统、英国大学传统、德国大学传统、苏联大学传统和美国大学传统，以及独具特色的中国书院传统，提出了其中的传承关系和它们各自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国家的大学传统和我国的高等教育传统的完美结合是当前我国大学改革的可行选择。
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她是中世纪留给后世最可称赞的文化遗产，这一遗产历经文艺复兴之后英国大学传统、德国大学传统、美国大学传统和苏联大学传统。二十世纪初期，我国进步的改革家和教育家按照”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思路把把西方的现代大学引进中国。在这里，我们简要回顾各种不同的大学传统和独具中国特色的书院传统，及其各自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传统：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
中世纪大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世纪曾依附于寺院和教堂，此后才形成教师与学生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种类似于今天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大学从一开始就拥有相对于政府和宗教的独立管理权。而这种独立权又为大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可能。这种传统被后世欧洲的大学继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中世纪大学最值一提的是他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其原因在于，14世纪前后的欧洲在语言方面有拉丁语作为其基础，在宗教方面有基督教作为基础。后来，中世纪大学的世界精神因拉丁语的衰退和基督教的分裂而丧失生机。但是，作为拉丁语和基督教的替代，从19世纪初20世纪，科学思想和人类对自然认知的自信心，再次为现代大学的”世界精神”与”超国界性格”提供了可能。
不管是西方的现代大学,还是中国的现代大学,都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建制，中世纪大学传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本框架。今天看来，这种延续也为中国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特有的教育传统提供了借鉴。
英国大学传统：培养有教养的绅士
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在英国得到了完美的继承，两所古老的大学牛津和剑桥是自11世纪以来长期按照自身逻辑发展起来的。由牛津和剑桥大学所奠定的英国大学传统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大学理想。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学者纽曼的眼中，大学在于”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即大学是一个”教学机构”和”和心灵的训练”的场所，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生活习惯的绅士。基于这一理想，英国的大学传统中，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被视为低于人文教育的一种活动，是在多科技术学院等非大学机构中进行的。当时，文艺复兴运动激起了大众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珍视，与工业革命伴随而行的科学革命创造了足以改变时代的各种新思想、新技术，这本身需要传承和发扬；与此同时，此间已崛起的英国资产阶级，需要一种自身阶层的再生系统，而他们，则希望这一系统除了传授古典文化、科学知识之外，更应传授本阶级应具有的价值观–正如纽曼所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一种特殊形态之人的”性格养成”（CharacterFormation）。其二是非政府性，英国大学不是由政府举办，而是一种民间机构，主要依靠企业和上流社会的捐赠维持其生存，这使得英国大学保持着极大的自治权。
英国的大学传统，在20世纪初期经由日本传到中国。1902年到1903年的壬寅·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就这点来看，尽管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英国大学注重性格养成的传统比较相似。
德国大学传统：学术研究的中心
在18-19世纪，德国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成立于1826年的柏林大学成为此间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继承与延续，这导致柏林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学者的集合体”，学者个人拥有充分的学术自主与学术自由。柏林大学的革新者洪登堡等人认为，大学重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学问，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学生则应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即大学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这种理念变革背后的机理是，自工业革命初始以来，由手工业者、工匠、技师等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所主导的科技发明，无法满足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科技的巨大需求，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层次更高、组织程度更强的机构来弥补。于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职能的大学，开始承担起”发展”知识的职能–在知识供应链上的向前整合。更深层的文化背景是18-19世纪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大学以探求自然法则、培养遵循这一法则的人才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德国为平衡传统大学理念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传统大学系统之外建立了以职业教育为方向的高等技术学院。
德国的大学制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初始模版。1902年到1903年，作为清朝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壬寅·癸卯学制”便是以日本为中介对欧洲教育制度的全面引进。而1912年到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通过的”壬子·癸丑学制”及随后的修订，吸取了的德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特点。学制基本确立了我国大学制度的框架，直接影响了此后我国的大学制度。在德国游历四年之后的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在1917-1927年，由他主导的北大改革具有德国大学的烙印，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成为中国大学的精神标尺。
美国大学传统：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与英国和德国不同，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马克思语），后发型和没有自身传统制约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这一社会背景使得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欧洲大学传统直接为美国所借鉴。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的努力下，英国和德国大学的传统在美国得到了系统的阐扬，这为美国大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发端于欧洲的大学传统在佛兰斯纳、吉尔曼、艾略特的努力下，在美国开始得以快速发展，此后的美国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皆为世界之冠。其基本职能，由具有教育和科研的”象牙塔”，逐渐变为涵盖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服务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世界大学发展的中心，美国大学引领着整个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以美国大学为榜样进行了改革。首届庚款留学生梅贻琦1914年从美国学成回国，1926年任清华教务长，从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校长，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不在专”。这和佛兰斯纳在1930年前后所倡导的大学理念基本一致。1921年，蔡元培考察英美，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演说时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孔墨精神加上英国之人格教育、德法之高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前三者在此前的中国大学里已经有发展，而后者则需发扬光大。这在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有所体现，强调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大学及专门学校均附设专修科。以美国大学为模型，此间的国立、省立、教会等各类大学还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价值和大学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大学传统再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模式。
苏联大学传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苏联的大学传统与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历史紧密相关，也机械地模仿了德国建设专业技术学院的做法。这导致苏联大学直接以国家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为转移，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不是行为主体。国家办学的单一体制、以单科性院校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结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单一大学职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及政府主导、集中计划和科层化成为苏联大学传统的基本特点。
建国之后，我国在继承原有大学制度的同时，以解放区高等学校管理为基础，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高等教育体系，苏联大学传统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在大学职能方面，强调人才培养的单一职能，在大学之外成立科研机构专司研究；人才培养理念方面，强调为工业建设培养”专门人才”。在这一理念指导下，1952年下半年开始院系调整；大学内部管理方面，由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发展成为1958年的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60年代中期发展又成为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随后，大学在”文革”期间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化、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
总体来看，以苏联为榜样的改革是一轮不成功的尝试，这一过程贯穿着一种以大学为工具的精神：国家需要建设人才，大学就要为国家建设培养专门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便以此为起点，旨在回归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传统。
中国的书院传统：独立办学与性情陶冶
近一百年来，中国人通过”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不懈努力，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持续的改革。”旁采泰西”方面，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大学传统和高等教育体系先后成为我国改造自身高等教育体系的标准模版。”上法三代”则难以落实，原因是遥远的三代之学谁也说不清，而近在眼前的书院未求变通，一一被新式学堂替代。1901年清政府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标志着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四年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新式学堂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陷入长期的沉寂。今天，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来看，中国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凯旋”。其实，早在1925年，留美归来的陈哲衡、任鸿隽主张将欧美诸国的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合二为一，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不谋而合。但是，这种对中国大学改造的理想并为得以真正实践。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
明清的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包含研究、教育和藏书出版等功能；人才培养方面注重人文教育；办学者具有罕见的独立精神。陈平原等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从三个方面挖掘传统书院制度的现代价值：教育体制方面，应考虑私立大学和民间学会的贡献；教育理念方面，应重视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并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教学方法方面，应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师生之间的互动。无疑，上述三个方面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路在脚下：大学传统与书院传统的完美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又开始回归到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传统，教育、科研和服务成为大学三大基本职能。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学习如何让现代大学的主流传统取代苏联模式；如何让自主治理取代行政命令；如何让书院传统和现代大学制度完美结合……更显见的是，作为一项牵动着亿万百姓神经的变革的组成部分，开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在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严峻地考验了大学自身的能力；211工程和985工程作为一种创建一流大学的国家意志，促使一批大学的崛起；这一切，都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将为一代人、一批大学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一种我们尚无法想像的推动力。
然而，也应该正视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国家垄断的局面在民办大学的勃兴中有所减弱，但没有根本改观；高校之间的竞争机制没有建立，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缺乏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法律保障；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在泛行政化和泛经济化的冲击下难以自持，大学精神和人文传统日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在大学内部，尚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在大学扩张的背景下，规模与质量的协调问题也日益凸现。
回头来看，现代大学在西方国家，随着社会变革也进行了持续性的转化–中世纪大学、英国大学、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后来者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创造性的传承。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说过：”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6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它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自然缓慢地成长起来，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目标和雄心。”无疑，艾略特对美国大学的判断也适用于我们对中国大学的判断。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不仅仅需要追赶和前瞻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传统，也需要重温和继承我们自身伟大的教育传统。只有将大学传统和我国的高等教育传统实现完美结合，才能培养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才，才能做出标志性的成果产出，才能使中国大学散发出属于特有的精神魅力，才能创建出真正的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