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精神隐修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1794年），真可谓桃李芬芳。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卡瓦耶斯、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100人，经几轮严格筛选，录取率近为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14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32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1964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溢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1972年11月27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年创立“监狱报道小组”；1972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1975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年心系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