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学与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大学之于全社会，影响远比世界其他国家显得更为重要。民国时期几度担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北京大学不必言，清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其他两所大学，也程度不同地起到类似的作用。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对于中山大学，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在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中写道：“伏查该校自十三年创办，十五年改组以来，既为南中最高学府，亦为与本党最有深切关系之大学，所有教职员学生，在任何时期，大都能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历届毕业生约数千人，今两广闽赣浙各省各部门工作干部，多出自该校，在渝党政军机关工作者亦有三百人。故该校办理良否，关系党国实钜，尤其于安定南中之前途，所关尤切。”至于中共方面，重视大学较国民党有过之无不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战线，大学无疑扮演了其中要角。

　　中国的大学所具有的这种特别重要性，当与社会政治的组织结构密切相关：主要大学均设立于大都会城市，这里本来就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科举停罢之后，大学生部分取代了士绅的角色功能；在集权体制下，学生又是具有天然组织形态的少数社会群体之一；而大学的资讯相对而言既丰富且迅捷。种种因素，使得大学不仅紧扣社会脉动，而且往往成为先锋前驱。类似情形，在其他集权国家如东亚的日本、俄国以及法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所表现，只是程度显然不及中国。

　　相比于近代中国大学的功能作用，既有的研究并不相匹配。以往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内史和类史两种，前者主要即校史，将大学的历史基本限于一校的校园之内。其中内外又有所分别，原来大陆学人所著的校史，着重于学生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党派活动，尤其侧重于中国共产党方面；而包括台湾在内的境外学人的著述，则着重于学校的组织、机构、人事、师资、学术成就等方面。不过，近年来新编的校史，已经渐有趋同之势。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大学（全部或分类）、大学生、大学教授等等，以某一群体为类像，具体还可再细分为不同层面。而主导倾向仍在认识群体本身。

　　无论内史还是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社会各界各领域的关系，例如由学生运动发端而来的五四运动等近代中国的一系列以大学生为主体或主导的政治活动，震动全社会，牵涉各方面。大学的组织、人事和学术，也是整体脉络的重要一环，其影响远远超出校园。只是分门别类的分科专门界域，限制了视野，学人往往朝着学科或专史规定的方向用力，忽略了史事的整体性在其他方面的体现及其相互影响。

　　上述局限，近年来已经出现变化的迹象。《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将学生运动置于社会各方势力的争斗之中进行考察；“四川大学的国立化”，则通过一所省管大学在进入国立系统过程中上下内外各方的角逐，凸显全社会不同意识与利益的错综复杂；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建设，则一方面延伸了国民党组织史的演变，一方面揭示了战时大学教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纠葛。与以往的内史和类史有所不同，其考察对象虽然仍旧是大学，可是在研究者的理念中，大学更像是切入的角度和提纲挈领的线索，而不是分界和限制。大学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的历史作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展开。

　　以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尽管内史和类史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论题还有相当广阔的扩展空间。有的问题，非跳出原有界域难以捉摸把握。如影响近代中国教育至深且远的三大枢纽，即江苏教育会主导全国教育界，浙人掌控教育部，留美师范生占据教育界要津。尤其在国民政府统一之前，包括大学在内的南北教育界的种种翻云覆雨，如北京各校教师索薪、南北各校风潮、教育经费的分配、学制演变等等，背后每每有这些因素发生作用。马叙伦在近代教育界的地位，如果不从上述联系考察，很难理解学问不算高明，亦少教育理论贡献的马氏，何以能够几度历经政权更替而始终屹立不倒，与时俱进？国民政府统一后，强化集权，迁都成为重要举措，各方围绕迁都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仍有这些因素作用其间。随着国民政府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对于大学的影响逐渐增强。大学易长、体制升转、师资变动，甚至举办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背后也是各方势力彼此竞逐的暗潮汹涌。轮流担任教育部长和组织部长的CC派二陈与朱家骅的长期恶斗，导致本来就对党派政治和党化教育不以为然的各大学教授对国民政府离心离德。不过，他们对于中共也所知不多，因而增加了后来在新政权之下双方磨合的难度。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涉及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随手拈来，都可做成具有枢纽关结性的大文章。

　　历史本事与历史认识之间，本来分际显然，但在分科治学和专题研究的风气驱使下，往往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人们对于历史总是习惯于选择性记忆和解读，如陈寅恪所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时势变迁，看法有异。仅举一例，1917年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各项举措，今人谈论最多的是兼容并包。而对于当时的北京大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却是另外两项，一是调整学科设置，只办文理两科，停办法（未果）、商、工科。二是创办研究所，大力提倡研究高深学问。深受德国洪堡教育理论影响的蔡元培认为，大学应以学为基本，而文理两科主要研究学理，因此，非着重甚至只设文理两科，不能称之为大学。而大学教师不能只发讲义不求学问进步，必须有研究才能任课，以改变过去师生照本宣科地讲课与听受的陋习。蔡元培的主张，与时下通行的做法大异其趣，其间固然有与时俱进的需求，但也不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比较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便感叹极旧之下每有极新。而金毓黻曾经断言，大学教师应能明道，才不至于误人子弟。而把握所有学问渊源流变的脉络，谈何容易？今日大学教师，研究则日趋狭隘，教书则日见宽泛，长此以往，难免陷入民国时期争论读经应否的尴尬，在太炎师弟看来，不是该不该，而是配不配的问题。至今美国名列前茅的大学，仍有坚持诸如蔡元培这样的理念者，而英国最富盛名的老牌名校，对于商学这类美国人发明，边际模糊的学科，曾经长期抵制。结局的无可奈何，固然显示存在的胜利，却未必是真理的失败。后人若一味各取所需，连以史为鉴也做不到，遑论揭示和把握规律？

　　有鉴于此，特辟“大学与近代中国”专栏，凡与近代中国大学相关的论文，均欢迎赐稿。题目不限，可大可小，做什么全由作者自便，本栏目所看重的，主要是怎样做。无论何种选题，都应努力回到历史现场，不受后来分科治学以及各种专门史分界的成见先入为主的局限，将大学置于近代中国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重现史事发生演化的本相。如果仍然沿用某史某学的俗套，则势必畛域自囿，希望超越内史与类史的“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意境也就无从显现。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为中山大学学报所辟同题栏目之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