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首任校长王世杰（字雪艇），对于办好文学院非常重视。他认为：“一个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自豪的感情；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许倬云：《追念王雪艇先生》）在他的这种指导思想下，武大文学院在建校初期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学院的力量很强，很多教授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著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是文学院的首任院长。他1930年6月即离开了武大，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多。第二任院长是多次受到鲁迅批评的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他在院长位置上一直干了近十年，直到1939年10月才辞职。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文学院长陈通伯辞职了，王星拱看到刘、方这两位系主任反对陈通伯的活动太露骨了，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先生担任。高先生兴匆匆地到差了，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一切照旧，一切照旧，朱先生可以安心工作。’他的好话我领情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外，方主任的夫人是位说得出做得出的干将，她扬言道：‘反对陈通伯是中文、外文两系的功劳，高某只不过是在旁边凑凑热闹，现在文学院长给了他，那不行。’这一位大嫂能说能行，高先生是聪明的，好在他的路道多，不久就辞职了。”文中的刘、方，分别指中文系主任刘赜（字博平）、外文系主任方重。高先生即哲学教育系主任高翰。高翰在文学院长任上也没干多久，就于1942年初辞职了。接着刘永济（字宏度）教授任文学院院长，直到武大复员。
文学院可以说是武大最复杂的一个学院。当时武大内部存在湘军、淮军两派争斗，淮军的领袖是校长王星拱（字抚五），湘军的领袖是教务长周鲠生。《朱东润自传》中写道：“当时大学师资队伍中，校长是一级，教务长、院长是二级，系主任是三级，教授、讲师是四级。助教是由系主任指挥的，不成为单独的一级。王抚五的策略是尽量拉拢系主任，周鲠生的策略是巩固院长级，但是经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文学院这方面。陈通伯由于平时把持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这三系的主任刘、方、高三位。高翰这位福建人比较策略些，尽管对通伯很不满，但是没有表面化，刘、方两位就把浩然巾揭开了。在武汉的时候还不显眼，现在就完全不同，教授、讲师们平时的怨气经过系主任的挑拨，一齐向陈通伯扑来。”所以后来陈源不当院长专做教授，继而离开武大，远走英伦。
程千帆晚年口述自传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人动狠”轶闻：“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作王石碑的地方，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请哲东先生舞剑，他答应了，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后来哲东先生有个比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刘经旺。他是湖南人，是个好先生，就劝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应不打了。”（《桑榆忆往》）
既是江苏同乡，也是同一个院系的同事，徐震居然要和朱东润动武，表面看来是个人矛盾，其实他们代表着两个阵营。前面说过武大文学院是很复杂的，文学院的复杂主要还是中文系的复杂。那时中文系的文学风气，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从事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旧派从事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旧派有刘赜、刘异、刘永济、谭戒甫、徐天闵，以及徐震等教授。新文学方面先后有闻一多、朱东润、苏雪林、叶圣陶、冯沅君等教授。两派都是名家如云，因而常有新旧之争，老一派学者对新文艺作家是“另眼看待”的。曾在外文系就读的吴鲁芹说，“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记珞珈三杰》）比如苏雪林、叶圣陶都是“局外人”，也只能教教基本国文而已。系主任刘赜给叶圣陶一学期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新进的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刘赜把眼睛睁大，高声说：“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啊！”叶圣陶只有把怨气憋在肚子里。他在日记里写道：“（1939年8月26日）刘君以新旧门户之见，颇欲排挤异己。相与叹惋。余本不欲为大学教师，去年贪于避难之得暂安，遂勉强来此。今乃为人所嫉视，意颇不快。任余之性，当作一书正告校中，国文系持抱残守阙之见，决非武大之福，亦非学生之福。而刘之所为如此，尤羞与为伍，但事实上又不能遽尔他往，只得忍之。”（《叶圣陶集》第十九卷）
1939年10月，文学院长陈源黯然下台，波及到了叶圣陶。因为他是陈源推荐来武大的。朱东润在自传里写得很清楚：
叶圣陶可苦了，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和刘主任的祖师爷章太炎、黄季刚都没有关系，而且曾经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刘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吗？白话不算是文学，因此叶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
刘主任的得意门生朱某某留校当助教，这时正派上用场。圣陶上课的时候，朱随班听课。在大学里，这本是常事，圣陶也没有注意。事实上，这样的事，什么人也不会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来的，他总得做出一些成绩。在中国大学里，教师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向是注意不够的，圣陶的苏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录下来，每周向系主任汇报。每周每月，积少成多，刘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经够了，他把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了圣陶不通的罪名。刘先生还好，那位王校长的贵同乡、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按，指徐天闵）更是如获至宝，到处为圣陶的不通，进行义务宣传。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徐中舒路过乐山。他是搞文史的，刘赜请他吃饭，同席的人不多，是刘先生、徐先生两位。他们又把圣陶取笑一番。
徐中舒说：“不说了，叶先生还有几本著作，究竟是有一番成绩的。”
把著作算成成绩，两位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不安了，还是刘主任开口：“那也不一定。有些人的著作只是没有出版，其实还是有的。要是把白话小说也当作成绩，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徐先生，你看怎么样？”
徐中舒本来是局外人，犯不上搅进武大的漩涡，但是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他说：“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怕三二十年以后，大家知道有叶圣陶，可是有些人的名字谁也不知道。”
吴鲁芹是当时外文系学生，他也看到了叶圣陶的尴尬：“尤其令中文系老先生们对叶圣陶起不敬之心的，据说是因为叶君遇到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他们相信这两本工具书中的典故，是极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记珞珈三杰》）
1940年4月21日，陈源致信正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言及：“抗战时期后方生活稍苦，一般人们的脾气也较大，许多学校都有摩擦或风潮，武大也不例外。”对于武大的“摩擦”，程千帆晚年口述自传里也有所提及：“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闿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
1940年5月，刘赜主导的一件事情，更是激起了众怒。那时大一新生入学半学期后，要安排一次摸底考试。系主任亲自命题，题目很特别——《试将下文译为恒言》：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正本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
朱东润说：“这位主任先生总算是博学的，不知怎样给他找到柳宗元这篇《佩韦赋》，这已经不简单了，特别是那个‘恒言’，可真使我们莫名其妙。中文系教师都去监场的，可是在学生问我们什么是‘恒言’，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坦白讲，这一次出了我们的洋相。”（《朱东润自传》）
不久，朱东润、叶圣陶和高亨（晋生）联名给教务处写信，抨击这种莫明其妙的考题，并以“恒言”二字不知所云为理由，拒绝阅卷。一时流言四起，风波宕荡。刘赜以有人与他“捣乱”为名，一方面向校长王星拱“辞职”，一方面指使说客登门说情，要叶、朱、高向刘“表示歉意”，让他有面子返校。叶圣陶《西行日记》云：“（1940年6月2日）刘博平以我们指其疵谬，向校长辞职云。此人气度至狭，我们并非攻讦其人，不过不满彼之行事，而彼以为与之捣乱，实亦过矣。”“（6月12日）见刘博平已到校上课，既已坚决辞职，忽又腆然而来，闻前此亦有类似之事，固非第一次矣。”后来，还是王星拱出面给刘赜写了劝留信，大意言“恒言”之不错，以后如再有人指责，学校必力为解决云云。
话说回来，当时这种新旧成见现象不惟武大独有。比如昆明的西南联大，就有庄子专家刘文典看不起小说家沈从文的故事。好在校长王星拱是明白人，他认为：“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两者相辅相成，实不应厚此薄彼。”（殷正慈：《高公翰先生谈文学院》）他的这个立断公允，使得新旧两派在武大都发展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