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新建，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息息相关。北京大学成为现代学术和现代思想传播的重镇，同时也引发新文学运动，随后又推动大学的新文学教育。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形成。南北两所国立大学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出现明显的差异，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的取向。
一、从国语统一到文学教育
时值晚清，与西方强大军事入侵相伴随的是文化的冲击，从技术、器物渐进入道统，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也面临效法外国的重大选择。选择一开始也许是不得已的，但大势所趋，强国先强体，强体先立人的基本理念，士大夫还是在阵痛中很快接受了。立人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兴办教育。于是，沿海口岸和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兴学之风日盛。在西方传教士六大教会办学的影响下，政府自己所创办的大学仅有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太原的山西大学堂等。特别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传统私塾、书院式的教育方法，被新式的公民学校逐步取代。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5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此时正值中华民国新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崭新体制，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息息相关。北京大学成为现代学术和现代思想传播的重镇，同时也引发了新文学运动，随后又推动了大学的新文学教育。1920年12月7日，由民国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设立国立东南大学。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公开登台亮相，大旗高树。南北两所国立大学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其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也开始显示出激进与保守的文化态势，并呈现出学分南北的局面，同时影响到1949年以前近三十年的大学文学教育。
民国初建，对于一个在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统一来说，当务之急是语言的统一。武力的统一和政治经济的统一都可以一蹴而就，唯独语言的统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教育过程，往往是一代或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从民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到1917年底“国语统一会”的筹备，都是在为语言统一寻找积极的路径，因为“语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种自然力量”。这句话是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时所列举的重要理由：“各国都有标准语通行全国。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以北平语为标准以来，各小学并不注意实行，仍以方言教学。我国人心不齐，全国人数虽多，竟如一盘散沙，毫无团结力量。这虽然不全是因为言语隔膜缘故，可是言语隔膜，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为此，恳请中央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厉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紧要的。望各该厅、局查照办理。此令。”这说明，此时的“国语统一”主要依靠教育法令和教科书来保障，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化的全民教育行为。
1915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因胡适为美东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年度论题《中国文字问题》提交的报告《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而引发“文学革命”的讨论，特别是梅光迪与胡适的对立，把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从文言—白话的形式变革，到思想新质的内容呈现，特别是“国语统一”原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与“统一度量衡”并重的“车同轨，书同文”的组成部分，实为文化统一的国策大计，并成为百年树人的直接工具，被整合进民国文化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内。而“文学革命”是继“国语统一”这种工具变革之后，思想变革的急速跟进，同时又在相辅相成中将“国语”的实力凸显，使得语言的形式与文学的内容有机融合。“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的合流，促使文学迎来了白话文时代，教育的普及也因此展开。当新文学运动开展十年之后，新文学教育也顺势被提到大学、中学、小学的议事日程，即新文学进入课堂。当然，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并非新文学的天地。大学教授中新文学作家只是少数。文学教育实际上包括文学创作、批评鉴赏、文学史研究、文学翻译四个方面。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大学的文学空间里，是白话诗文与旧体诗词曲共存在国文系、外文系和哲学系，新文学作家也主要出现在这三个系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北方大学所谓的“新”，主要表现在师生对新文学创作、新文学批评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同时也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文学作家。而代表南方学术实力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所谓“守旧”，主要是该校教授对新文学的排斥、批评，在不允许新文学进课堂的同时，是师生们集体性地对旧体诗词曲的坚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文学创作只是极少数学生的个人行为或校外的文学结社活动(如“土星诗社”)。
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师生坚守文学的古典传统
在晚清的排满革命运动中，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强调并提升了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民族革命的一种文化力量的整合和斗争策略。进入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以白话为主体的“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极大地消解了章黄学派的地位和学术范式。1928年黄侃到中央大学后对传统“经学”、“小学”的坚守和章太炎始终排斥甲骨文，都是文化守成的明显实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文学之用，被当成了涌动的新的意识形态主导下革命斗争的工具。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反载道始到载道终”，是文学运动过程中“言志”与“载道”的轮回。
1921—1922年间、1934年间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两次公开主张复活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肇始者都是在南京活动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学生为主力，其中多人为“学衡派”的成员。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24日关于全国各国民小学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的通令，和1930年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电文，对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保守势力没有实际的作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民国大学的教授享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因为他们一直在为追求教育独立而不懈努力。
1935年《人言周刊》第2卷第46期的“艺文闲话”专栏登有邵洵美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他提供了一位美国记者在中国旅行后的观察结果——对各大城市的印象：“南京：青年=老人。北平：老人多，青年少。上海：青年多，老人少。杭州：青年在湖里，老人在家里。苏州：青年在家里，老人在茶馆里。天津：青年在报馆里，老人在衙门里。”这一方面是所谓的“朝气”和“暮气”的显示，同时也是地域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想空间的展示，是民国的文学地理、形象的文学地图。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城给人的感觉是：青年等于老人。从20世纪30年代南京文坛的实际状况来看，的确有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原因。
事实上，就南京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史家已多有论及。长期在南京执教的胡小石有专门的《南京与文学》一文。他指出：“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胡小石特别列出南京对文学的真正创造性贡献有四个方面：山水文学；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文学批评之独立；声律及宫体文学。这里我着重引述他对所谓的“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之说。胡小石引用《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北郊鸡笼山(今之北极阁)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为宋之国学。此前，文学在国家大学中无地位。这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纪录。因此胡小石认为“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
但1917年以后的情形却有悖南京在文学上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传统，陷入文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大学教育中，许多年间，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文学教授不允许新文学进大学课堂，唯一写作白话新诗的心理学教授陆志韦，在不被理解和非议中，于1927年北上执教燕京大学。原本在上海写作白话新诗的宗白华，留学德国归来执教中央大学后也就不再写新诗了。学生中后来成为新文学作家的，其新文学的写作时龄也较短，能够坚持下来的更少。他们的名字依次是顾仲彝(1923届，英文科)、侯曜(1924届，教育专修科。在校组织东大戏剧研究会东南剧社)、濮舜卿(?届，政治经济系)、卢前(1927届，国文系)、陈楚淮(1929届，外文系)、汪铭竹(1931届，哲学系)、关露(1931届，国文系)、常任侠(1931届，国文系)、陈梦家(1931届，法律系)、方玮德(1932届，外文系)、沈祖棻(1934届，国文系)、苏青(1935年外文系肄业)。这些当年的学子，最初是新文学中人，后来卢前、常任侠、沈祖棻都转向写作旧体诗词，研究古典文学、艺术学，陈梦家研究甲骨文。几乎没有一个将新文学创作坚持下来(关露、苏青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因素，消失于文坛)。中央大学毕业生钱谷融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
大学校园里排斥新文学的一批教授和学生，却坚守中国文人诗赋词曲生活化的传统，热衷于游山玩水、宴请雅集时作诗作词(“禊社”、“上巳社”、“潜社”、“如社”)。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吴宓、胡先骕、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胡翔东、王易等都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曲，同时还留下有师生结社的刊物：《潜社诗刊》、《潜社词刊》、《潜社词续刊》、《潜社曲刊》、《潜社汇刊》、《如社词钞》。影响力更大的其实是中央大学教授与社会名流的修禊联句，这在中央大学师生中曾有过长时间的文学回响。我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南京山水相依，江河湖城掩映生辉，庙宇楼台丝竹不绝，这就成了中央大学师生修禊联句的好去处，并留下了大量的诗作为后人乐道。所谓“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后来发展成为文人骚客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以至于有“曲水流觞”等“兰亭高会”和“西园雅集”这样脍炙人口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会通常选上巳日。这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为“上巳”。三月初三或逢巳日，因此后人习惯在这一天相聚。民国开国后有影响力的一次修禊，是1913年4月9日(农历三月三日)梁启超邀集四十余人在北京万牲园“老宿成集”的“续禊赋诗”。梁启超在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再阅六十年，世人亦不复知有癸丑二字矣。”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种传统的文人雅聚在南京兴盛，并在中央大学蔚然成风。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南社成员、《学衡》作者曹经沅(纕蘅)。是他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院诗人群体与社会的古典诗词阵营联通，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古典主义诗人群体在南京的复活。作为诗人的曹经沅，在1933—1934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兼高等文官考试委员期间，共组织四次大规模的诗人雅集：1933年农历三月的“上巳日莫愁湖禊集”；农历九月九重阳日的八十七人登高赋诗，留下了《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1934年农历三月三日的八十七人玄武湖修禊；九月九日的一百零三人豁蒙楼登高赋诗，随后编辑成《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
南京的这几次诗会，成为首都的文化盛事。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有1934年5月4日、6月1日、6月22日《时代公论》第110期、第114期、第117期刊出了“学衡派”成员、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和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直接对1920年1月、1930年2月政府教育部的两次禁习用文言、改用白话文的通令，提出反驳意见，呼吁“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当然，这只是极少数大学教授的个人行为，根本无法改变已经进入国民教育轨道的白话文的乘胜大势。
接下来要说到吴梅。民国以来对戏曲的重视，由王国维初开戏曲史实考证，到吴梅注重戏曲文本的欣赏、研究和写作，同时指导学生创造词曲，从而使得戏曲这种雅俗并存、上流社会与民间基层共享的文艺形式有了进一步繁荣的学术基础。吴梅执教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光华大学期间，在学生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著名词曲学者的学人，他们中除卢前英年早逝(1951)外，多在大学开设词曲课程。再传词曲学人，如俞平伯、任讷、王玉章、钱南扬、唐圭璋、王起、吴白匋、万云骏、汪经昌等。在吴梅指导的“潜社”成员中，张世禄、周法高后来以语言学研究见长。“潜社”后期，因吴梅改指导学生研习南北曲，填词由汪辟疆、汪东指导。汪东坚持填词五十多年，留下《梦秋词》二十卷一千三百八十余阕。吴梅弟子词曲活动中学院与民间的联通，最为直接的社会效果是推动了昆曲的进一步繁荣。
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脉中文学教育的新文学元素
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绍兴人的特立位置和独异作用，值得在这里强调。连续四位浙人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三位是绍兴人。还有两位知名的兄弟作家，两位出色的编辑。民国新建，因浙人蔡元培执掌教育部，诸暨人何燏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继任者为吴兴人胡仁源。这样，浙籍学者，特别是大批章太炎弟子入北京大学为师；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余姚人蒋梦麟)，文学教育(带浙江文人学者进入北大文科，随后闹学潮牵扯出的所谓的“某籍某系”之说，指的是浙江籍和国文系。何、蔡、蒋三位校长当时的地理和行政归属也都是绍兴)和新文学创造(招皖籍文人陈独秀、胡适入北大，引领新文学运动)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并发扬光大。周氏兄弟对新文学的创造之功，这里略去。只说孙伏园、章锡琛两位来自绍兴、立足京沪的新文学的传播者。前者主持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对新文学的推动，特别是对周氏兄弟文学的传播，不遗余力。后者1926年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对新文学的传播和新文学教育的推动，贡献大，影响远，以至于现在许多人还在关注和阅读“开明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民国元年，取法西方大学学科与学制的一纸《大学令》，将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和研究范式整合进“七科”之一的文科，同时也将其分解在文科的文学、史学、哲学、地理学四个学科门类中。第二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第二章《学科与科目》，又将文学门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言语学。胡适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立即着手解决北京大学乃至全国大学国文系都面临的问题。他想方设法要“新文学”进入北京大学的课堂。这里包含四个具体的动作：延揽师资、增设“新文艺试作”课程、开设“现代文艺”研究课程、指导学生撰写新文学研究论文。
《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24、25、26连续三日登出国文学系布告：“新文艺试作一科暂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每组功课暂定为一单位(每一单位一小时或两小时)。诸生愿选习此科者，可各择定一组(多至两组)。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系教授会，俟担任指导教员作评阅后加以甄别。合格者由本学系布告(其一时未能合格者可至下学期再以作品请求甄别)。学年终了时，以试作之平均分作为成绩(但中途对于试作不努力者，如作辍无恒或草率从事之类，得令其停止试作)。本学年担任指导教员：散文(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诗歌(徐志摩、孙大雨)，小说(冯文炳)，戏曲(余上沅)。以后增聘教员，随时由本学系布告。九月二十三日。”据周作人9月10日致俞平伯的书信可知，在国文系新添新文艺试作一项是胡适的提议。1931年12月3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他说：“近四十年来，在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多半偏于考据，对于新文学殊少研究。以我专从事研究学术与思想的人去讲文学，颇觉不当……我觉得文学有三方面：一是历史的，二是创造的，三是鉴赏的。历史的研究固甚重要，但创造方面更其要紧，而鉴赏与批评也是不可偏废的。”这是胡适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现状的最为清醒的认识。曾经引领新文学革命和现在所处的位置，使他不得不考虑中国文学的“来路”。1932年，经周作人推荐，胡适聘原北大英文系毕业生、作家废名(冯文炳)为讲师，主讲散文写作、现代文艺。废名于1935—1937年开设“现代文艺”的讲义，即1944年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谈新诗》。此前，胡适的弟子、门生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先后将“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程在清华大学、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开出。讲义的单章或单节，多以作家作品论的形式刊出，参与新文学的讨论和批评，成为新文学进程的一环。随后这些著述分别成为他们留下来的新文学研究的专书。而朱自清进清华是胡适推荐的，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教是胡适聘请的。1934年2月14日，胡适在翻检资料时，看到中国公学学生丘良任所谈该校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孙佳讯、刘宇等，于是便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这是特指他四年前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注重新文学教育，鼓励文学创作，聘了陆、冯、沈、白几位教师。但后来陆侃如夫妇远离新文学，走古典文学研究的路，也不重视学生的新文学创作了。所以他说：“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为此他强调大学中国文学系应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1937年7月4日，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第241号上刊发了沈从文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沈从文主张将新文学传播到中学生中去，引导学生对中国新文学有一个正面的认识，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中学老师。而中学教师又是大学(国立大学或师范大学)出身。因此，他提出：“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希望胡适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胡适的答复是：“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校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此事的连带影响，笔者在《“学衡派”谱系》一书中已有论述，这里从略。
在上述“新文艺试作”课程中所列出的师资之外，胡适还看好梁实秋和朱光潜，因为要创造新文学就需要有导师的引导。这时更需要除旧迎新，即解聘一些原有的多年没有学术著作的中国文学教授，物色一些新的适合胡适创造理想的兼通中西文学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温和、包容的胡适却显示出自己少有的魄力。对此，学者桑兵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季剑青从“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上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我要强调的是胡适和傅斯年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他们掌握了学术话语权后所呈现出的话语的霸权性。更确切地说，是傅斯年的果断影响了胡适。从傅斯年致蒋梦麟的书信可以看出，经过胡适与傅斯年的合力，得到校长蒋梦麟的认可，北大文学院1934年解聘了中国文学教授林损、许之衡。同时，胡适在1934年4月26日致信梁实秋，希望他离开山东大学(原青岛大学)到北京大学来。胡适是希望梁实秋和朱光潜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形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同时在国文系兼课。胡适说：“北大旧人中，如周岂明先生和我，这几年都有点放弃文学运动的事业了，若能有你来做一个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些人才，我想我们这几个老朽也许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希望，也许还可以跟着你们做一点摇旗呐喊的‘新生活’。”聘用梁实秋一事，胡适曾与校长蒋梦麟商量过，但傅斯年提出了质疑，最后胡适还是在1934年秋聘用了梁实秋和朱光潜，因为傅斯年的意见是朱光潜的“实学”在梁实秋的“学行”之上。朱光潜进北大后在外文系执教，同时在1935年9月—1936年6月为国文系开设“诗论”选修课一年。也正是傅斯年、胡适对朱光潜的肯定，使得朱光潜在经历了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之后，于1946年底重回北大，并终老于此。
在“指导学生撰写新文学研究论文”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1935年指导北大国文系学生徐芳撰写《中国新诗史》。也正是这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的徐芳，在爱胡适而不成的情况下，于1943年嫁给了国民党将领徐培根(写作《别了，哥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哥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新文学作家辈出，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程，这些不平凡的往事，以往新文学史研究多有书写，此处略去。这里仅简略提及燕京大学的新文学“家族”：先后两任神学院院长刘廷芳、赵紫宸和校长陆志韦都曾留学美国，赵紫宸之女赵萝蕤和夫婿陈梦家也都有留学或游学美国的经历。刘、赵、陆、陈四个教会神学家族联姻(陆志韦是刘廷芳妹夫，赵萝蕤的义父。赵萝蕤和陈梦家是夫妻)，同时也都是新文学的支持者、参与者，即都是写作白话新诗的诗人，诗中都有“神”的灵光。陆志韦的白话新诗集《渡河》(1923)，赵紫宸的白话新诗集《打鱼》(1930)，陈梦家的新诗集《梦家诗集》(1931)，刘廷芳参与编写的白话基督教圣歌集《普天颂赞》(与杨荫浏合作，联合国内六大教会团体编订，1936年3月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现收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杨荫浏全集》第12卷)，即是这个神学家族共同的诗性呈现。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赵萝蕤，在1937年翻译出版 T.S.艾略特的《荒原》之前，已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新诗(1936)。陈梦家、赵萝蕤的父辈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夫妇成为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他们上承父辈的对新文学、特别是白话诗的写作实践，同时分别受老师闻一多、徐志摩、周作人、冰心、叶公超的指导。因为在中央大学国文系排斥新文学的情况下，就读法律系的陈梦家写作新诗自然成为一个异数。他受短期执教于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写作白话新诗，成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他的诗作多经徐志摩的推荐，在《新月》发表，随后在新月书店出版的《梦家诗集》由徐志摩题名。《新月诗选》也是他编的。陈梦家入燕京大学研究古文字后，不再写新诗了。作为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是“四堂之学”(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此说为余英时所强化)的第五人。赵萝蕤读小学时受到过苏雪林的作文训练，读燕京大学国文系时，得周作人、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指教，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英美文学，又得叶公超的指导，在翻译、研究外国诗歌的同时，自己也写作新诗。因而赵萝蕤和陈梦家这一对文学夫妻，是古文与新诗珠联，中学与西学璧合。
民国年间，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教会神职人员对白话和白话新诗的接受、喜爱，以及写作实践，远远超过从传统中国走向民国的士大夫。信念改变人生观，也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受的态度，同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叛逆也在诗学理念上有明显的呈现。这在陆志韦《渡河》序言中有明确的表白。赵紫宸一生坚持写作旧体诗词，同时也尝试用白话写作大量颂诗(宗教诗，主要写人与上帝的关系)，而白话新诗集《打鱼》中多数诗篇，都是对大海、湖泊、河流、小溪、雨、雪、霜月、海月、夜、石头等大自然的赞美，对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诗意呈现，对社会现实的人间关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赵紫宸文集》第4卷中收录了《玻璃声》、《打鱼》。这两本诗集中，前者包括旧体诗与白话诗，后者全是白话新诗。赵紫宸本人称这些白话新诗为语体诗)。这主要是白话和白话新诗作为传播工具的时代先进性对宗教传播者的吸引。唱诗班的歌词都变成了白话。教会神职人员和他们的第二代与白话新诗的关系，首先建立在这一工具理性上。陈梦家、赵萝蕤是受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哺育的，他们诗歌的情感与形式、思想与审美，都是富有创新性和时代特色，同时也超越了父辈的“尝试”性、探索性，超越了宗教神学的精神依赖，彰显出自由与自我的独立品格。所以当胡适看了《梦家诗集》和《诗刊》第一期后，在1931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很年青，有此大成绩，令人生大乐观……新诗到此时可算是成立了。”面对即将全面成熟的中国新诗和一群富有创作精神的新诗人，胡适在1931年2月9日给诗人陈梦家的信中，感叹自己作为新诗的“尝试”者，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并说“现在有了你们这一班新作家加入努力，我想新诗的成熟时期快到了”。1931年3月5日，当徐志摩把艾略特的诗交给胡适看时，他老老实实说了句：“丝毫不懂得。”徐志摩又给胡适看乔伊斯的东西，胡适说：“我更不懂。”这距胡适在美国接受意象派的诗学理论的时间才过去十六年。胡适看不懂的《荒原》，1937年6月在赵萝蕤的笔下，被译成中文白话新诗，作为“新诗社丛书”，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发行。1946年9月7日，艾略特在哈佛俱乐部宴请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其间，艾略特将《1909—1935的诗集》和《四个四重奏》两部作品赠送给赵萝蕤，并在前者的扉页题词：“为赵萝蕤而签署，感谢她翻译了我的《荒原》。1946年9月7日。”也正是这次聚会，艾略特得知赵萝蕤也写有许多诗歌，他当即表示要赵萝蕤把自己的诗歌译成英文，由他帮助在英国出版。历史给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开了残酷的玩笑——艾略特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夫妇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回国。他们回来后再也无法写诗了，与艾略特也中断了联系。民国年间中国诗坛真正兼通中西诗学的诗人夫妻，一代有才华的诗人、学者——被胡适称道“有绝高天才”的陈梦家，和他1948年冬以研究亨利·詹姆士小说为博士论文题目通过答辩的妻子赵萝蕤，也就在1949年以后的大历史变局中凋零于诗坛。陈梦家1966年9月3日在政治迫害中自杀。赵萝蕤依据艾略特亲笔签名赠送的《1909—1935的诗集》原版译出的《艾略特诗选》，在1999年才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她自己却在1998年1月1日与陈梦家相会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更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