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沃纳·卡尔·海森堡（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在1945年8月6日的下午，威尔兹突然冲进来告诉我一个特别的新闻：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最初我不愿意去相信它，因为我一直确信建造原子弹需要相当庞杂的技术尝试和大约几十亿美元的经费。同时我还觉得我所熟悉的科学家们在这样一个科研项目背景下，完全能很好地摆脱他们的全部责任，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审问我们的美国物理学家，而不大相信那些被别人指派去做各种宣传报道的电台广播员。此外，威尔兹告诉我在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铀”，这好像暗示着即使有炸弹投下来，它们还称不上我们所说的原子弹。但在后来的一个晚上，当新闻广播者叙述已经取得的巨大技术成就时，我才勉强地接受了那一种我参加长达25年之久而现在又导致十万人以上死亡的原子物理学进展的事实。

　　我们之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哈恩，他的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的铀裂变，早已成为通往原子能道路的决定性步骤。正是这一发现，现在导致了一个巨大城市及其居民——许多手无寸铁和无辜的人民的可怕的毁灭。这怎么不使他痛心呢!他怀着深受责备和战栗的心情回到他的房间去。我们都替他担心，惟恐他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来。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多缺乏全面考虑的事情，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能使自己从混乱的思想中平静下来。

　　在法姆大厅这一古老的红砖建筑物的后面，有一片多少被人遗忘的草地，当时我们常常在那里玩手球。在草地和作为我们活动的边界的有顶围墙中间，是一个细长的玫瑰花园，这个花园主要是由盖纳赫管理着。花园为我们所使用的小路所环绕，宛如中世纪僧侣必须使用的回廊一样。那里正是私下密谈的好地方。在那个可怕的新闻播送后的第一个早晨，弗里德利希和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几个小时，边想边谈。我们开始表露出对哈恩的担心，弗里德利希那时表达了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忍受的心情：

　　“哈恩为什么这样沮丧，这是容易理解的。他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现在带来了想像不到的恐怖。但是他真正意识到有罪吗?难道说他比我们这些在原子物理方面工作的其他人更有罪吗?难道我们之中没有人应为他承担部分责任，与他分担一部分罪过吗?”

　　我告诉他说，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们大家都同构成这一重大悲剧的因果链条联系着，但是也不能使用“罪恶”这个词。哈恩和我们大家只不过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个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人类或者至少是欧洲人，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开始了这一过程。或者，你宁愿提出一种他能接受的刺激性较小的说法。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过程能导致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但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前辈们都确信，随着知识的增长，将是抑恶扬善。在哈恩的发现之前，谁也不会严肃地想到有建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当时的物理学家中根本没有人暗示过这种倾向。在这么极其重要的科学探索中起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弗里德利希评论说：“当然，有少数人要坚持科学早已走得很远。他们企图证明，未来有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任务需要去完成。当然，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所有那些像他们一样考虑问题的人未能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已开始依赖于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把日益扩大的知识置诸脑后，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口势必发生根本的削减。而这意味着只能通过像原子弹一样恐怖或者甚至比这更可怕的手段来实现。

　　“那时，知识就是一种力量，它像地球上的权力斗争一样长远，只要当这种斗争的终局尚未呈现在眼前时，我们还必须为获得知识而斗争。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世界政府，我们期望着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将能够充分自由地对科学知识进行探索，而不会像今天这么狂乱。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目前，科学的发展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而任何个人对它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决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我们现在的任务，同过去一样，是促使科学朝着正确的目标发展，扩大对于全人类谋利益的知识范围，而不是去阻止科学本身的发展。因此，正确的问题是：每一个科学家为实现这一任务能够做些什么?科学研究人员确切的职责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历史过程来看待的话，”我回答说，“那么你的问题使我想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老问题。任何一个领域，个人总是可以更替的，这看来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发现相对论的话，它将迟早被另外什么人发现，也许是彭加勒，或是罗仑兹。如果哈恩没有发现铀裂变，也许在几年之后费米或居里会发现它。我不认为，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问题，就是贬低了个别人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说，那些做出决定性发现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发现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以往曾为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其他科学家更大些。历史是会把先驱者摆在恰当的位置上的，而且他迄今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历史赋予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作为一种结果，他或许有能力对他的科学发现及其后来的进展产生一点重大影响，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事实上，哈恩总是强调指出铀裂变的全部应用应该有利于和平的目的；在德国，他也一直坚持反对把原子能应用到战争中去的任何企图。当然，他的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

　　此外，弗里德利希继续说：“我们大概有必要明确区分一下发现者和发明者的概念。一般说来，发现者在他的贡献应用于实际之前，是不能够预测出它的实践后果的，以致有的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例如伽伐尼和伏打对电机工程后来的进展就完全不知道，因此对后来成果的滥用，丝毫也不能要他们负责任。而发明者似乎是处于与此完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在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实际目标，并能评价这个目标的利弊。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掌握发明者对他们的成果应负的责任。然而，确切地说，正是发明者才能够充分地为社会造福，而很少顾及自己的利益。例如，电话的发明者了解到社会迫切需要加速通讯联络。同样，火器的发明者，可以说是按照社会军事力量迫切要求增长的命令而付诸行动的。至少只要发明者和社会都不能预见到他的发明的全部后果时，那么仅仅把责任加于他们哪一个都是不公平的。例如，发明了一种农用杀虫剂的一个化学家，他所能告诉你的由于应用他的农药而引起的关于害虫总体变化的最终结果，远不及一个农民所说的多。总之，我们对科学家个人提出的要求仅仅是，他应该力求把自己的目标放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以及他不能轻率地为着少数人而去危害多数人。我们所能真正地要求每一个科学家的全部事情是，他应当审慎地注意到科学技术进步所必须遵循的体制，即使这样做似乎与他眼前的爱好不相符。”

　　“如果你想在发明和发现之间划一道界线，那么像原子弹这一最近的和最恐怖的技术进步的产物，你应该把它列入哪一类呢?”

　　“哈恩的裂变实验是一个发现，而原子弹的制造是一个发明。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们是发明者。他们并不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按照一个急于使其军队获得最大打击力量的战争集团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命令而行事的。你曾经说过，单就心理学上的原因，你不能想像美国物理学家能这么专心致志地去生产原子弹，只是在昨天你才勉强地相信了广岛事实的真相。现在，你怎么看待我们在美国的同事呢?”

　　也许美国物理学家们害怕德国首先制造出原子弹，而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铀裂变是哈恩发现的，而且在希特勒驱赶一大批最有能力的物理学家之前，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拥有原子弹的纳粹获胜，必将被看成是—个如此十分可怕的威胁，以致一切旨在制止原子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行动看来不无道理。如果我们能考虑到发生在集中营中的一切，我认为我们谁都不会真的去反对它。毫不怀疑，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许多美国的物理学家曾经劝告人们不要去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那时，他们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时间并不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必认真地去批评他们，因为我们中有哪一位能为了上述原因阻止我们的政府去犯罪呢?我们不知道这些罪行的详尽程度这一事实，并不构成求得谅解的理由，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揭发它。

　　“最有害的看法在于把犯罪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纵观历史，人们曾经按照‘强权就是真理’的原则行动。或者，以更露骨而又荒唐的方式宣扬，只要理由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样，我们能做出什么抉择以抵制这种偏见呢?”

　　弗里德利希回答说：“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期待发明者的目标能符合人类技术进步的广阔方面。让我们考虑这个观点的含义吧!在经历一场巨大灾难之后，人们倾向于对此尽早做出评论。这时他们可能会说原子弹已促使战争很快地结束，那里也许已经有更多的受害者允许屠杀以较缓慢的方式进行，我认为，你自己昨晚就曾提到过那个争端的问题，但是所有的估计仍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原子弹的政治影响。难道说由于原子弹而引起的灾难不该为今后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铺平道路吗?新的武器不会带来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所有的大国都拥有原子弹，那么要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能不以无数生命的牺牲为代价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这些发展，因此所有这些关于均势的议沦只不过是空谈。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从与此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讨论的原则，即手段选择是确定一种事业还是否合乎正义的原则出发去考虑问题呢?”

　　我回答说：“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数量越来越少的超级大国的不断扩张。这一结果将是空前规模的权力集中，这样，我们仅能期望给予个人和个别民族的行动自由。这方面的发展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世界最终进入更加稳定的秩序之前是否不会发生许多新的灾难。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在这次战争之后，少数超级大国将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只能在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以及社会制度或他们赞同的社会准则的相似性基础之上建立联盟，否则就得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政治压力的手段。每当一个处于某霸权国家势力范围之外的弱国受到某一强国的威胁或压迫时，该霸权国就可能给予支持，以便增强自己的影响。这就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看待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干涉，并且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即将结束，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反对这种倾向。”

　　“当然，有些人会给所有这些从事于这类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国打上帝国主义者的标记，但是在这里，比起其他地方更多的手段的选择，在我看来是更明确的标准。一个大国在同外国的交往中，不动用大棒，而宁愿选择正常的经济和文化手段，并尽量避免干预邻国的事务，往往比起公开使用武力的国家更少受到公开的指责。而且大国实行的那种避免所有非法的强制形式的政治制度，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模式。

　　现在很多人已逐渐把美国看做是一个自由的堡垒，认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发展他的个性。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重视人的首创精神，尊重个人的见解，对待战俘比大多数国家要好些。所有这些，以及很多其他事实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希望美国的政治制度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需要的模式。美国政府在其决定是否下命令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时候，本应记住这一希望。我担心由于使用原子弹，这些希望已遭受沉重打击。现在美国的所有的竞争者将发出对‘帝国主义’的声讨声，而且他们的呼声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恰恰因为取得胜利不再需要原子弹了，因而它的使用会被看做是一种赤裸裸的武力炫耀，所以要理解我们怎样才能从这里走向真正自由的世界制度确实是困难的。”

　　弗里德利希重复说：“换句话说，你确实认为原子弹的技术前景，本应从更为广泛的方面进行评价，也就是说，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统一的世界制度的确立的科学技术发展总进程的一部分来估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很清楚，当胜利已经有了把握的时候，无论如何，使用原子弹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它削弱了人们对美国的美好诺言的信任，引起了他们对美国世界使命的怀疑。虽然原子弹的存在并不构成灾难，但这却有助于政治上取得完全独立仅局限于少数经济实力很强的大国，而一些弱小国家则会丧失它们的某些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以看做是为了普遍改善生活条件，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然而，我们正偏离了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观念、感情和错觉充满冲突的世界里的时候，个别科学家仍然关心着技术进步的行为真叫人感到迷惑不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看来是相当模糊的。”

　　我反驳说：“我们不过是赞成个人解决一个科学任务或技术任务罢了，不管该任务如何重要，都必须尽力去考虑它的较主要的结果。而且事实上，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那么第一，他为什么这样努力呢?其次，如果他考虑的因素越是全面，他就将越发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

　　“既然那样，假如他想成为最好的人，而又不只是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中，那么他就可能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扮演一个更审慎的角色，并设法在社会事务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也许，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倾向，因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展符合于社会利益因而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赋予比他们通常享有的更大的权力。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家和技术专家们能比政治家做出更好的政治决策。但是科学工作本身就教育他们客观地、真实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全面联系地考虑问题。因此他们可能会把符合逻辑的、更客观的以及更尊重事实的方法引用到政治方面。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谴责美国物理学家，因为自从他们听任别人做出使用原子能的决定以来，他们一直未能坚决地公开地发表谴责意见。因此我根本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使用原子弹的罪恶结果想必是相当清楚的。”

　　“我不知道‘谴责’这个词用在这一意义上是否适当。我仅仅感到在这一特殊方面我们碰巧比大西洋那边的我们的朋友更幸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