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大学之于中国，并非舶来物。中国古代大学有两个源头：一是太学，是官办的大学; 二是书院，是民间的大学。但现代大学却源于欧美。梅贻琦在《大学一解》开篇就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4）.由此，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自传说五帝至清朝末年为“人文”阶段，近百年来为“科学”阶段，正在发展为“人文·科学”阶段。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综合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具有明显的创新、融合、转型特征的新事物。
与现代大学成长相伴而生，现代大学制度在欧美不断地发育与完善。近代中国大学管理者们，在开办大学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吸取欧美现代大学的精华，把现代大学运行中的一般特性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著名大学和大学文化，期间留下很多隽永的教育理念，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文理并重”、“通识教育”等。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处于中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其发展理念印刻着很深的欧美大学的痕迹。以此为主流，支配着20世纪前叶中国的大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者们十分重视高等教育。但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西方的封锁，高等教育照搬了前苏联的大学体制和管理格局，对近代中国教育界前辈关于中国大学体制的探索和引进世界先进教育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给予了全盘否定。从办学思想、教育方针、大学体制到教学组织、教学内容全面学习前苏联模式。在教育体制上，将原有的包括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大学改组为单科大学和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在科系设置上，建立了以专业为核心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与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相对应的专业。这两方面的改革构成了新中国大学的基本模式，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从教育体制、教学模式乃至一些大学的建筑风格上，看到学习前苏联教育的烙印。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使中国高等教育遭到致命打击，学校关门，教师下放，学生流失，正常的大学招生中断。1966～1969年4年未招生，从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规模比1949年还少59%，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最低点，相当于1939年的规模。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跌入了历史的低谷。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重获新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大学开始围绕着落实办学自主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种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和改变着20世纪50年代所确立的制度和模式。在学校发展和招生规模上，经历了几次起伏。1977年恢复高考后，快速发展了2～3年。从1986～1991年，根据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人才需求预测以及毕业生分配难等问题，高等学校基本保持了6年大体稳定不变的局面。1992～1993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的“经济发展，科技、教育先行”的观念，刺激了高等教育短期的大发展。经过1994～1998年的低速发展后，1999～2005年高等教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持续扩招。
纵观中国大学移植西方大学本地化的发展历程，有过短暂的快速发展，也有过曲折和迂回。但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和环境间存在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几次较大的起伏和波动，主要是政治环境、经济波动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教育发展行为约束的结果。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和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大学也逐渐发展与健全了传播知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对大学的强力渗透，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功能异化和功利化倾向，以致有悖于大学的本质。现代中国大学无论跟过去的大学比，还是跟外国的大学比，都缺少一种异彩纷呈、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大学的本质远远没有得到体现。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配错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绝不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洛克.教育漫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大学的本质和精髓到底是什么，应该积极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努力发展自己的大学，管理好自己的大学，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二功能可以发展，本质不能改变，这就是办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共同渊源，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原则，为现代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中世纪的大学就像一座“为学问而学问”的“象牙塔”。从某种意义上,“象牙塔”就是大学的原点和大学的本质。虽然大学在从欧洲向非欧洲的移植与传播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照搬其形态和功能的范式，但世界各国大学，不论历史之长短、规模之大小、水平之高低，均会因其有共同表征而互认。这个共同表征就是从“象牙塔”演化抽象出的学术。大学作为一个保存知识、传播知识、发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组织机构，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是大学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根据。
中国早期的大学发展也是遵从学术的本质。但出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其功利性也在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大学的功利化倾向更为明显。首先，中国大学发展不是市场推动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大学正常的发展应该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产物。它应该像一条河流一样，随着汇聚的水量而逐步变大。但中国近几十年大学的发展，像大坝对河流的人为调控一样，可以在短期内出现萎缩或猛增，在政府主导下，大学的发展谷峰交替，差别明显。其次，与政府主导发展相适应，大学的发展与大学发展规律并不完全适应。多数高校不是逐步梯升的结果，只是外部指标的简单相加，内部氛围、管理理念、学风、教风都难以随之发生突变。再次，在快速、奇特的大学发展中，中国大学出现了一些特殊现象。在大学的社会定位中，大学的普世特性不够突出。社会并没有认识到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更多的是把大学作为准行政机构，因而大学内部行政化、衙门化突出。忽视大学管理，忽视大学的精髓，想当然地办教育，行政化地办教育已经严重影响大学的发展。大学内部管理围绕的是官阶，而不是学术。大学本质、大学理念常常被忽视。因此，坚持大学的学术本质，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尤为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作为刚刚建立的大学，很有必要在大学本质和大学理念上加深理解，达成共识。为此，我们举办了“大学发展高层论坛”，邀请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中央编译局局长、黑龙江大学原校长衣俊卿、江西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伍世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郑州大学原校长曹策问、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河南大学原校长王文金共10位国内著名大学的管理者给我们作报告。我们的初衷是邀请一些具有丰富的大学管理经验和创新理念的大学管理者，就大学本质、大学理念、大学发展机遇和挑战等问题，给我校的管理者们上上课，换换脑，进一步开阔视野，启迪思路，明确今后的方向和目标。为了使“大学发展高层论坛”产生更深入的实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中层干部作为听众参与了论坛举办的全过程。学校根据录音整理印发了这些专家学者的报告材料，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在此基础上，学校还举办了“学校发展大讨论”，就办学理念、学校定位、发展思路、改革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以期更好地谋划和促进学校平稳较快的发展，加快建设独具特色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这本书就是这10位国内著名大学管理者所作报告的精华的汇集。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以《关于高等学校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为题，首先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内涵和功能，然后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实践经验，从高等学校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入手，在把握方向、科学定位、内涵发展、队伍建设、协调发展、加强领导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以《关于大学发展及管理的几个问题》为题，首先从南京大学的发展情况谈起，详细阐述了大学的三大职能，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在大学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其次从通识教育、专业培养、分类指导三个方面深入讲解了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做法；最后就如何提高大学地位与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深入阐述。
中央编译局局长、黑龙江大学原校长衣俊卿教授以《中西文化模式及大学理念》为题，从文化的内涵入手，论述了西方文化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了中国文化模式的特征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典型案例阐述了文化模式对社会运行的深层影响，并针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及创新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教授以《新世纪中国大学办学理念的思考》为题，从21世纪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了新世纪中国特色大学使命的问题，指出了学生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建设、管理队伍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根本，强调了依法治校、以德立校是大学管理的两个手段。
江西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伍世安教授以《大学的理念及治理》为题，分别就大学的演进、大学理念、大学功能、大学特征、大学文化、大学治理和大学崛起等七个方面对大学理念及治理作了深入而细致的阐述，并紧密结合江西财经大学的实际情况谈了自己对于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的认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徐敦楷教授以《财经政法类高校教育管理及发展》为题，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办学实践出发，结合学校历史渊源，详细阐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办学理念，并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差异化竞争等方面分析了当前财经、政法类高等院校在发展中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提高教学质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现党委书记赵德武教授以《高等财经政法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战略选择》为题，从“经济社会视角”和“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两个方面分析了高等财经政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强调当下发展战略的主题是“质量优先、内涵发展”，发展主线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并从特色发展、人才强校、改革创新和国际化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战略选择。
郑州大学原校长曹策问教授以《关于现代大学的追溯》为题，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起，论述了古代西方和东方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特点，详细分析了社会需求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工作实践经验，针对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以《合并背景下的学校管理》为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就合并背景下的学校管理问题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抓住合校机遇，增加学校综合实力；二是切入治理结构，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三是培育大学精神，增强学校的文化软实力。
河南大学原校长王文金教授以《谈谈大学管理与班子建设问题》为题，针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初期融合问题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化大局意识，避免分散与内耗的弊端；二是强化学习意识，明确自己的办学方向；三是强化定位意识，明确学校与个人的位置与责任；四是强化制度管理意识，养成依法依规的办学议事习惯；五是强化个人行为、素养意识，形成和谐共荣的局面。四在中国高等学校中，地方性大学数量十分庞大，占到本科院校总数的90%以上,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讲，地方性大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但中国的地方性大学普遍存在基础薄弱、优秀师资欠缺、经费不足、教学科研与社会脱节、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学校的发展。与此相关联，地方性大学还存在办学目标趋同、机制不活、特色不明、学术权力不到位等现象。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系，一边是官府化指数，一边是学府化指数，那么地方性大学比国家大学更偏向于官府化；同样，中国大学比西方大学更趋于官府化，更远离学府化。与此相应，新建大学比建校历史悠久的大学在学校治理方面又显出对学校本质的忽视。因此，地方性大学，尤其是地方性新建大学，在发展竞争中属于弱势群体,提高办学质量更加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作为新建的地方性大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我们发展的缺陷；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这种缺陷，想尽办法加以弥补。从大学成立伊始，我们就确立“向中国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学习，努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我们积极倡导“学术兴校是大学的普世办学理念”，强调“学术为魂、学术为本、学术为纲、学术为上”，将学术看成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使学术处于学校工作的核心地位，对学术形成信仰和崇拜，努力在大学营造“追求学术”的氛围。尽力在办学实践中处处体现学术的作用，强化学术管理,坚持依法治校、民主管理、自主办学，建立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的管理模式,规范学校行政管理行为,抑制行政权力膨胀，努力创造有利于钻研教学、科研创新、人才成长以及大师形成的良性机制。
大学的管理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业，非常光荣，但也需要奉献；大学管理是大学管理者的重要职责，但也需要社会的关注、支持和理解，需要大学全体人员的参与、包容和奉献。大学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各种环境密切相关，大学管理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中至今还没深刻触动的一个角落。让我们一起努力，在欠发达地区这所新成立地方性大学的发展中，进行我们的探索！
李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