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

　　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列火车出发，全程只需1小时37分钟，但我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了。每次都是妈妈来看我，也不要我去车站接，下了火车换地铁，半个小时以后就站在我家门口了。她总是很高兴地说，好近。是啊，好近，我点点头。是不是太近的缘故，近到破坏了回家这件事应有的形式感？火车一再提速，我却离家越来越远。

　　我关于火车的最初记忆，与济南那座老火车站有关。那座德国人留下的日耳曼风格建筑，若不是再看到照片，我已经想不起它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有一个绿色的圆顶、四面都有钟表的塔楼。小时候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它，就开始兴奋了。它耸立在灰蒙蒙的楼群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异国情调。而那种异国情调，好像与正要前往的那个地方有关，头脑中衍生出各种想象。拎着箱子走进圆拱形大门，有一种出远门的郑重感。它的繁复、典雅、美轮美奂，令旅行充满仪式感。

　　那时候去北京，要坐一整夜的火车。清晨我被妈妈摇醒，拉起胳膊塞进外套的袖管里，跌跌撞撞地跟在大人身后下了车，抬头就望见“北京”两个大字。我嗅着陌生的空气，思忖着各种奇怪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去哪里买菜，看什么报纸，有没有像趵突泉那样一个元宵节可以看花灯的地方？说到底，就是无法想象在别处，故乡以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吧。身后忽然传来长鸣的汽笛声，撼动心肝。火车缓缓地朝远处驶去，送行的人木然地挥着手，站在大风里，好萧索。月台上总是刮着好大的风，无论什么时节，非要吹得人头发蓬乱、衣角翻飞不可。那种狂烈带有某种戏剧性。大风好像是一种道具，为了在离别和重逢时，给旅人添上一点儿风尘仆仆的气息。

　　长大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月台上的风不再像从前那么大了。那些风都去了哪里呢？真是个谜。没了风，旅人也没了风尘仆仆的气息，剩下的只是倦怠，月台越建越大，却越发让人感到局促，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空旷的感觉了。要是看到哪个送行的人在火车还未驶远之前掉头走掉，我就会莫名地恼火，觉得他对这场离别不够郑重。的确不需要多么郑重。就算有些离愁别绪，也完全不必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悲伤，而是可以一边朝车站里面走，一边给刚离开的人发微信，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

　　旧时的离别有一种美感，想来是与悲伤的质感有关。离开之后，两个人各自待在自己的悲伤里，那是一种隔绝的悲伤，它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关在身体里冲来荡去，无法让对方知道。

　　总之，火车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沉重的、让人感到难过的事物。这个词的属性已经改变了，变得平淡而日常。这样想一想，在“火车”这个词失去了它所负载的情感重量的时候，那座老火车站适时地死去，变成记忆中的文物，或许也是一种合理的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