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平庸一起栖宿

  作者简介:余秋雨,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主要著作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

  布吕赫是中国大陆地图出版社的译名,台湾译成布鲁日。据比利时的朋友说,布吕赫更接近他们的发音。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才是万事万物的红灯。

  这样的小城,不能不让人喜欢。

  由此,想到了与城市生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读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流散开来,获得个体化分解。这种预言是以先进科技的普及为前提的,却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陈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信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普及程度已远远超出了预言家们的预言,但城市的个体化分解却并没有按照预言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托夫勒他们预言之前,人们已经在多方抱怨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都是抱怨的内容。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诅咒钢铁水泥的森林和工业化的陷阱,畅想小桥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语的邻居。赞美城市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乡村才是一种时髦。

  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这次旅行欧洲,我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批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忧,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但是如果要想长期居住,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梦想。哪有那么多布吕赫?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