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阎纯德，1939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女性文学教学与研究，同时兼及文化及汉学领域。著有《作家的足迹》《作家的足迹·续编》《瞿秋白》等。

汉学的前世已很久远。从古罗马时代开始，那些寻找东方的旅行家们，曾经留下一些记载。尤其是旅行家们的“游记”，记录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那些文字，被称为“旅游汉学”。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他们带来了“西学东渐”，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又使其创造了“中学西传”。“东渐”和“西传”，这一来一往，文化交流与碰撞之后，便诞生了一个混血的文化产儿，就是汉学。

汉学的诞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盛举，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伟大桥梁。那些架桥人便是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耶稣会士。

当然，历史上东西方的交流不是单方面的。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外面的世界。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和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为了寻找朋友。

汉学有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欧美，抑或东亚，汉学之水浩荡至今。在这个地球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汉学在成长。但是，对于这门学问，我们关心它、研究它实在来得太晚了。今天，国外的汉学家越来越多，国内的汉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增加。全国不少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百余家人文学术期刊开始发表汉学研究的专业论文，国内的汉学研究已明显地呈现出“显学”的征兆。但是，汉学研究至今尚无科学的学术定位，学科目录上并没有这个学科，有的只是将汉学研究置于比较文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汉学研究范畴宽广，它既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又是一个真正跨学科的学科，“汉学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学从哪里来？究竟该如何解读？现在，在中国，Sinology有以下几种叫法：汉学、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还有国际汉学、国外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世界汉学、中国研究，等等。学术界对这个学术域名非常随便，不能说是标新立异，但至少是考虑不周。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我很迷惘，你们中国为什么给很严肃的汉学起了那么多的名称？”这里说的“汉学”是Sinology，“版权”拥有者是汉学家。

汉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汉学研究》，英文名是Chinese Studies，这是1995年北京语言大学在成立汉学研究所时给这个刊物考虑的一个英文名。当时是以为这个英文名的内涵会更广博，既包含传统汉学，也包括现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说，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已包括在里面了。这是当时对于“汉学”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了解的结果。如果是现在，我们会采用Sinology。我个人的看法是，以上那么多关于“汉学”的叫法，只有两种，即“汉学”与“中国学”就可以了。“汉学”和“中国学”的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它们是“异名共体”，其表述的内涵完全一样。

“Sinology”一词源自拉丁词语“Sina”（China，中国）和希腊词语“logia”（意为科学，或含有考古学或哲学的部分意思），前者所示是“中国”，后者所示是“科学”或“研究”，两者相加就是关于“中国的科学研究”（Sinology）。Sinology一词最早在学术中使用应该是在利玛窦（Matteo Ricci）时期，出自某位传教士的智慧。从那时起，西方传教士就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Sinology（汉学），研究者称为Sinologist（汉学家）。

积淀了数百年的汉学，内容非常广博，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有多丰富，它就有多丰富。汉学既有哲学、史学、文学，也有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凡是发生在中国历史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皆为汉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汉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既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也有研究当下政治、经济、教育和中国社会问题的。

美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都是起始于汉学。二战前后，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转到了政治和社会，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中国学”。其实，就当下而言，美国和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并不是所有人的眼睛只盯着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他们最用心的研究领域。美国那些著名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诸如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梅维恒（Victor H.Mair）、参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北宋文学的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等等，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称他们为汉学家，很少有人叫他们“中国学家”。这样的汉学家，不是几百，而是以千数来计。法国汉学长期以来都是欧美汉学的中心，它的汉学被称为典型的传统汉学，而它的汉学家，也不是只研究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民族、民俗，甚至“太极拳”，都是汉学家的研究对象。

中国学者对汉学“域名”的混乱表述，也很影响外国人。我认为，Sinology（汉学）这个“域名”是世界的，不能以一国之名取代世界。我坚持汉学这三百多年的学术表述，但也不反对“中国学”这一表述。因为，“Sinology”是完全可以译成“汉学”或“中国学”的。但是，如果将中国学者所赐名字都取代“Sinology”（汉学）或“Chinese Studies”（中国学），我们这个学科该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一定会让人眼花缭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无论是“汉学”或是“中国学”，都包含传统汉学的内容和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我认为，在这个领域，称“汉学”与“中国学”就可以了，因为它们是“异名共体”，名字不同，其内涵内容一样。

从传统到现代，还可以从法国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来证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法国是最传统的汉学大国，也是世界上汉学生命力最旺盛的国家之一。不少大学不仅非常重视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也非常重视20世纪以降的现代当代文化。除了语言课，其他必修或选修科目诸如“远古至13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元明历史”“中国史前艺术史及考古”“中国哲学”“佛教”“孔子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戏剧研究”“中国音乐”“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历史（1949—1981）”“中国地理”“中国地理和海外华人”“中国艺术史”“当代中国”“中国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1945年以来的远东国家关系”“远东当代国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19至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学引论”“中国法律和商业政策”等，都曾是法国一些大学的课程。法国年轻的汉学家，在改变着以往纯粹古代汉籍研究的模式，他们也有着重视中国当代的新思维。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史子集，包含佛、道，其中的思想和学术价值也正在被新一代汉学家和西方学者“再发现”。

如果说法国大学的中文系、东方学系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那么讲坛上的法国和中国的教育者，给予未来“汉学家”的营养一定是复合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这两个瓜不一样！虽说它们的根基都是中国文化，但是一个是“东瓜”，一个是“西瓜”。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会与中国学者一样。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东西，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不会一样。汉学与国学是一对双胞胎，但是两个不一样的双胞胎。Sinology（汉学）是个混血儿。这个混血儿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也有外国文化的因子，就是说，它的DNA虽然主要来自母亲（中国文化），但是在其孕育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因为在其孕育过程中所吸收的营养不完全来自母体。汉学家得到中国的学问后，受自己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一般都会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因视角之不同，看问题自然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被视为“误读”。但“误读”可能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意。所谓“他山之石”的价值，大概就在这里。我觉得，那些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去研究，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