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翁:柏拉图、文字与电脑

  沃尔特·翁(1912-2003),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主要著作:《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等。

  今天人们反对电脑的意见和柏拉图在《斐德罗篇》(274一7)和《书简七》里反对文字的主张大同小异,大多数人了解到两种反对意见的相似性时,都会感到吃惊,许多人还会垂头丧气。第一,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斐德罗篇》里说,文字没有人情味;文字装腔作势,以为它能够在脑子以外确立只能够存在于脑子里面的东西。文字是一件物品,一件制成品。当然,我们对电脑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第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说,文字损害记忆。使用文字的人会变得健忘,他们在内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去依靠外部资源。文字削弱脑力。今天,父母和其他人都担心,袖珍计算器提供的外部资源取代了理应是人脑内部资源的乘法九九表。计算器削弱脑力,使人免于做增强脑力的工作。第三,文字基本上不能够作出回应。你请一个人解释他说出的话时,你可以得到他的解释;如果你对一个文本提问,你得不到回答,你看得到的只能是相同的、常常是愚蠢的语词,它们的首要功能是吸引你的注意。现代人批评电脑的时候,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垃圾进,垃圾出。”第四,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书面词不能够像口语词那样捍卫自己,他这个观点符合口语文化的对抗心态。一般地说,真正的说话和思考存在于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于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与此相反,文字是被动的,它脱离了上下文,存在于非真实、非自然的世界里。电脑的情况也是这样。

  印刷术的情况更进一步。印刷文字也容易受到类似的指控。凡是因为柏拉图对文字的疑虑而感到不安的人,面对印刷文字的时候可能会更加不安。他们发现,印刷术发明之初引起了类似的疑虑。海罗尼摩·斯夸尔齐亚斐柯起初提倡印刷出版拉丁文经典,但到了1477年,他却说“书籍多了以后,人就不如以前勤奋了”(转引自Lowry 1979,pp.29-31)。他认为,印刷术大大减轻了记忆的负担,但它损害记忆力,使脑力受到削弱(和人们对袖珍计算器的指控如出一辙),印刷术有利于袖珍书,这就使贤明者的身价贬值。当然,也有人把印刷术视为抹平人与人差异的力量:印刷术使人人都成为有知识的人(Lowry 1979,pp.31-2)。

  柏拉图的主场有一个缺陷: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发挥作用,他用文字来表达这些反对意见;反对印刷术的人亦如法炮制: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效,他们将其诉诸文字;反对电脑的立场也有同样的缺陷: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效,反对者也用电脑终端著书立说。语词一旦被技术化之后,如果不借助最发达的技术,就无法有效地批判技术对文字产生的影响。而且,新技术不仅被用来传达批评:实际上新技术使批评的存在成为可能。如前所述( Havelock 1963),柏拉图之所以能够进行富有哲理的分析性思维,之所以能够对文字进行批评,那是因为文字开始对思维的过程产生影响,文字成为柏拉图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正如哈弗洛克(1963)那漂亮的阐释所示,柏拉图的整个认识论无意之间注定要排斥口语文化这个古老的、口头的、热烈的、人与人互动的生命世界(这个世界的代表是诗人,可他不允许诗人进入他设计的共和国)。英语idea这个词基于视觉,和拉丁语video派生于相同的词根,意思是“看”;vision,visible和videotape也是这个词根的派生词。柏拉图笔下的“形式”(form)这个词是通过类比方法从视觉形式构想出来的。柏拉图的“理念”(ideas)是无声、静止、没有丝毫热情、不会互动的,是分离的,它根本就不属于人的生命世界,而是完全超越并凌驾于生命世界之上。当然,柏拉图根本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心灵里的无意识力量,他的理念是识字人对迟迟不肯退场的口语世界作出的反应,或者说是过分的反应。

  这样一些思考使我们警觉其中的悖论,起初的口语世界和一切后继的技术转化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些悖论的困扰。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回旋,显然有这样一个原因:智能有难以压抑的反射性,即使它赖以运行的外部工具也要被“内化”,也就是要成为它反思过程的一部分。

  文字固有的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是它和死亡的联系。柏拉图认为,文字没有人情味,像物体,损害记忆,这样的非难暗示着文字和死亡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在无数和文字(及/或印刷术)有关的论述里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论述可追溯到诸多语典收录的《哥林多后书》(3:6)里的名句,“那字句叫人死,那精意叫人活”。贺拉斯( Horace)称自己的三部《歌集》为“纪念碑”(Odes iii. 30. 1),作为他的死亡预兆。亨利·沃恩 (Henry Vaughan)致信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ian),向他担保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的“每一本书都是你的墓志铭”。在《比芭游走》(Pippa Passes)里,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使人注意到至今还广为传播的积习——将鲜花夹在书页里压死:“凋谢的黄花/夹在书页里。”

  曾经鲜活的花儿,如今死了,相较于语言文本在心灵里的死亡。这里的悖论是:文本死了,它脱离了鲜活的人生世界,只留下僵死的视觉形象,但正是这样的僵死确保了它的永恒,确保了它复活的潜力,在无数活生生的读者的呼唤之下,它又能够复活成无限生动的语境(Ong 1977,pp. 23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