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文学界》副主编、二级作家，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发表了中长篇小说及文化散文四百多万字。著有“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
如果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文化就是写作的资源。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该怎么去发掘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呢？我认为，文化记忆型的写作和文化发现型的写作这两种写作方式几乎可以涵盖当今所有的写作模式。文化记忆型的写作，简单地说，就是作家依靠自身经历和回忆的写作方式；文化发现型的写作则是作家在人类文化遗产或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文学富矿。
在我35岁以前，我属于文化回忆型的写作方式，我写过自己的童年，写过自己的青春校园生活，写过都市里的无聊和空虚。许多写作风格和写作路径我都尝试过，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随着自身写作技术的日趋成熟，写作资源却愈发枯竭；年岁在增长，作品在增多，经验的重复却像一个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与其说这是一个创作瓶颈，不如说是发现的瓶颈。经验的重复和发现的匮乏有关，题材的单薄和资源的枯竭相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没有走出书斋，看到并有所发现。
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这里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体系，都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爱情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写作优势和取之不尽的资源。尽管我不是少数民族，和他们流着不同的血脉，说着不同的语言，有文化隔阂感和陌生感，要走进这些少数民族，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克服。而要尝试着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则就像要翻越一座大雪山一样，需要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地往上攀越。俯身下去，手足并用，洒下汗水，付出真诚，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大地上生长的万物和它养育的人们，从来都是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老师。
从2000年前后开始，我在藏区流连忘返十来年时间，还一度到藏区挂职体验生活。自从我爱上这个民族以及它博大精深的文化，我就开始了某种“零距离”的接触和全方位的体验。我总是在行走，在行走中寻找灵感，在行走中获得知识，在行走中探寻与发现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行走在大地上，让我找到一个作家的真正乐趣和浪漫。无论是走村串寨还是跟随朝圣的队伍行走在崎岖陡峭的雪山之路，无论是搜寻民间传说故事还是与康巴兄弟在火塘边饮酒高歌，我都将之视为学习的机会。每一个藏族人也都是我的老师，从牧场上的牧童到寺庙里的喇嘛，从藏民族文化学者到村庄里的老妪。我认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可以被认识、被感悟、被发现的，我和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有一颗共同的中国心。异域的文化背景并不是一种障碍，相反还可能产生某种审美的距离效应。进入民族地区，发现他们的文化其实只需要两样东西，这就是真诚和爱心。你是否真的喜欢这种创作姿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民族，或许从一个恬静的微笑，一把辛苦的汗水，一个善意的认同，一个真心的拥抱里就体现出来了。一旦进入到里面你就发现那是一片新天地，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作家想象力以外的世界。我需要寻找这感觉，寻找到不同的生活、信仰、习俗和文化。
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化眼光实际上就是肉眼之上的慧眼。作为凡夫俗子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拥有佛教中所说佛眼、法眼和天眼，但一双文化慧眼足以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写下去。
在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我的“藏地三部曲”后，我曾经也数次回到藏区，期图发现新的创作素材。但我发现已难以实现自我的超越或者突破。这就像一座矿山，你把最好的资源开掘尽了，尽管它肯定还有你没有发现的宝藏，但你的技术和拥有的知识条件暂时还不具备发现它的能力。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局限，但你又不能停滞不前，你唯有转移阵地再作发现。
文化发现型的写作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发现，也有对历史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发现。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有历史情怀的作家。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历史为小说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关键是他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如何去发现，发现可以观照当下现实的历史，即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当一个小说家回望历史时，他会发现很多的空白有待澄清和重新书写，这种发现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对一片新大陆的发现。尤其是我们的近现代史，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疑窦丛生之处。所幸的是随着当今社会日益开明和公正，正视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愈发成为某种潮流和共识。这为作家的历史书写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比如对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重新认识，借助于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潮，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们都在重新回顾和解读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史。我则是在2011年开始就介入了对抗战史的再度学习和研读。这是因为我所生活的云南滇西地区一度是滇缅战场的主要部分。那场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战争的硝烟即便在崇山峻岭之下的怒江河谷不再飘荡，但当年的那些堑壕和日军的碉堡依然历历在目。如果你有幸，甚至都可以在昔日的战场上翻拣到那场战争的遗物——一枚弹片、一顶残破的钢盔，或一只用过的弹药箱；你也可以轻易在山道上或村庄里碰见一个老兵、某个年迈的慰安妇或那场战争的见证者、被伤害者。正是这些发现的经历让我痛感历史原来离我如此之近，而我却一无所知。
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当重新钩沉和梳理我们的抗战历史时，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甚至遗忘的历史。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战场），无论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抗争，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报国热忱，我们的文学发现和书写都还远远不够。应该承认在抗战历史题材的表现上，影视作品热于纪实文学等非虚构类作品，非虚构类的纪实文学又多于小说、诗歌、散文等虚构类文学作品。是我们的作家对这段宏大的历史疏于发现，还是已经遗忘？这是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一个作家再次认识并学习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遗忘有自然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之分，前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后者是受主客观因素左右的遗忘。我在采访一些抗战老兵的过程中，面对他们被时间刻下的满脸皱纹，面对他们努力想看清往昔峥嵘岁月的浑浊目光，常常深感无奈和悔痛，还深感“遗忘”对我们历史真实的戕害。在他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和战场上的呐喊时，要么是他们不能说，要么是没有人愿意听；而今天当我们急于想再现一个民族的宏大史诗，急于想知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如何抛家别子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又是如何穿着草鞋布衣、拿着过时的武器与侵略者搏杀时，我们却只能从他们零碎而不确定的回忆中得到一些“断简残章”。它让我们这一段宏阔的历史破碎了、扭曲了，像雾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也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它不是一个应急性的任务，也不是某种一时的热门和热点。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补偿的一项“债务”，也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当有的历史情怀。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需要借助于文学的真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正如评论家谢有顺先生说的那样:“小说保存了历史的肉身状态，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有了小说，粗疏的历史记述就多了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我希望自己在向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发现中，找到那些“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一些“碎片”，但作家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碎片”连缀起来，丰满起来，形象化起来，以还原出它的真相。
在不断的文化发现过程中我们将领会到生活的源泉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活总是丰沛的，它对热爱生活的人的回馈也是丰沛的。在生活和文学艺术之间，有许多条道路相通，有的人走捷径，有的人走上了盘山小路。无论走哪条路径，都是为了去发现、去探寻、去膜拜一种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发现之旅通常是一个作家全新的起点，它既宽敞、浪漫、刺激，又新奇、陌生、艰险，对许多作家来说，它还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如果作家没有去发现那未曾被眼睛看到的大美，去寻找那未曾让心灵抵达的大善，去诠释某种文化的厚重、历史的丰沛、文明的灿烂，以及生活的多元和火热，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就会举步维艰，我们的作品就永远没有分量，我们的写作也就只是在兜圈子，或者重复前人的经验。但我们还有自我救赎之路，因为在大地上的文化发现足以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反过来又催生了作家的文化自信。